文科各系的教授陣容
今天我想談談四十年前的哥倫比亞大學——從1915年到1917年的哥大。
我在1915年9月註冊進入哥大哲學系研究部。其後一共讀了兩年。在第一年中我便考過了哲學和哲學史的初級口試和筆試。初試及格，我就可以寫論文，我也就［可以］拿到我的［哲學博士］的學位了。1917年的夏季，我就考過我論文最後口試。所以兩年的時間——再加上我原先在康乃爾研究院就讀的兩年——我在哥大就完成我哲學博士學位的一切必需課程和作業了 。
這幾年正是哥大在學術界，尤其是哲學方面，聲望最高的時候。杜威那時也是他一生中最多產的時期。專治希臘哲學的研究院院長烏德瑞（Frederick J.E.We）教授那時也在哥大研究院授哲學史。哲學系的芒達基（W.P.Montague）教授是當時［西方］六個「現實主義者」（Realists）之一。授倫理學（ethics）的教授厄德諾（Felix Adler）則是美國「倫理文化學會」（The Society for Ethical Culture）的發起人。這個學會事實上是個沒有神學的宗教 。所以，當時哥大的哲學系實是美國各大學裡最好哲學系之一。
當時哥大其他各系如歷史系、社會系、教育系，等等，也同樣享有盛名。我只能說人文學科這一面，其實當時哥大在科技方面也是赫赫有名的。在歷史系裡面我只認識幾個人，如授政治理論史的開山宗師頓寧（William A.Dunning）教授和倡導新史學、後來又創辦「社會研究新書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羅賓遜（James HarveyRobinson）教授，以及第一位以自己經濟觀點來詮釋美國憲法史的畢爾（Charles A.Beard）教授 。此外還有很多大牌教授，可惜我不能在歷史系花太多的時間。我最大的遺憾之一便是沒有在歷史系裡選過一門全課。當時最馳譽遐邇的一門課，便是羅賓遜教授的「西歐知識階級史」。這門課事實上是一門研討孕育各時代西歐文明的思想史和文化運動史。這門課在學術圈內享有其應有的聲譽。羅氏印有講授大綱和參考書目。我讀了這些大綱之後，覺得它極有用。但是我最大的遺憾便是沒有選修這門啟蒙的課程。
哥大當年的校園建築只限於今日我們所說的老校舍。例如那時的圖書館便集中於洛氏大樓，今日我們叫它作洛氏紀念圖書館（Low Memorial Library）。中文圖書館那時便設在洛氏大樓的頂層。和今日相比，那時的圖書館和中文圖書館實在都是很小的。那部輝煌的巨著《古今圖書集成》便陳列在該館首要位置，看來真令人耳目一新 。
那時約翰·介大樓（John Jay Hall）還沒有興建，也沒有女生宿舍［約翰遜大樓（Johnson Hall）］。男生宿舍則限於兩座老建築——哈特萊大樓（Hartley Hall）和李文斯敦大樓（Livingston Hall）。立於這兩座老樓的對面便是新建的宿舍佛納大樓（Furnald Hall）。這是當時認為最摩登的新樓了。那時哥大［外國學生活動中心的］「國際俱樂部」（Iional Club）便坐落今日的約翰·介大樓的基地之上。它也是「世界學生總會」下面的一個支會。今日大家都不太記得了，但是它卻是當時外國學生活動的中心。
在這三座大樓之內，我們今日查一查當年居住的中國留學生，應該也是一件蠻有趣的事——許多當年的學生後來在中國政界和文教界都是知名的人物。與我同時的一共只有三個中國學生住於佛納大樓，因為這座大樓是新建的，租金較昂。除我之外，便是那位有名的宋子文和張耘。張耘後來以張奚若一名知名國內。他在中共政府內做了許多年的高等教育部部長。他不是共產黨員，只是所謂「民主黨派」的一分子 。
住在其他兩座老宿舍里的中國學生則有中山先生的公子孫科，以及我後來的上司和同事蔣夢麟。蔣氏是學教育的，在入學哥大之前曾在舊金山一家革命報紙［《少年中國晨報》］當了將近十年的編輯，以薪金補助學費。他後來成為中國重要的教育家，由代理到實授北京大學校長，也是我當北大校長的前任。其外還有很多別人 。
讓我再敘述一下當時學生所極感興趣的教授陣容。我還記得在哥大最初幾個星期的學習生活中教授講課的情形。例如社會系名教授之一的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1855～1931），如今事隔四十餘年我還記得他上第一堂課時的開場白。他說：「積三十年教書之經驗，余深知教書的不二法門便是教條主義！」他接著便解釋說，「一個鐘頭的課，實際上至多只有四十五至五十分鐘。假若我模稜兩可地向你們說，這個似乎如此，那個未必如彼，那你們究竟學到些什麼呢？你們當然既不願聽，也不願信了。所以我只有說：『毫無疑問的，毫無疑問的，我就這樣告訴你……』就是這樣的，一定是這樣的。所以為什麼我說教條主義是教書的不二法門的道理。」這幾句話，四十年後在我的記憶中，仍然餘音繞梁。但是我聽他的第一堂課以後，我就未再上他的班了，雖然我仍然欣賞他的著作。
還有教我政治理論史的頓寧教授。在今日他已被看成舊學派的代表，但是在那時他卻是這一行的拓荒者。在其所著專門研討上古和中古時期「政治理論史」的第一版序言里，他就說在他以前，英語民族國家、德意志以及其他歐陸各國還沒有過類似的著作。頓寧並不長於講授，但如今事隔四十餘年，我仍然記得那位和藹而衰邁的老教授。在那一年的冬季，他每次上課時，先要在教室四周張望一下，然後把所有的窗戶都關閉好，又在他衣袋裡取出個小帽子戴在頭上，這才開始講課。
在康乃爾時代我的主修是哲學，副修是英國文學和經濟，第二副修事實上是經濟理論，主任導師是亞爾文·約翰遜（Alvin S.Johnson）。他後來自康大辭職去就任新辦的《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雜誌的編輯。後來他又和哥大經濟系名教授西里曼（Edwin RobertAnderson Seligman，1861～1939）共同擔任《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的編輯。約翰遜是專攻經濟理論的名教授，是該行的一位泰斗。我真想不通，我在上了他兩年經濟理論的課之後，竟一無所獲。所以我得到個結論：要不是經濟理論這門課有問題，那就是我自己的頭腦有問題。可是在我們那個由約翰遜指導的研究班裡，後來竟然出了個名經濟學者弗蘭克·納特（Frank H.Knight）。納氏最初主修也是哲學，後來轉攻經濟。他所寫的博士論文《冒險、波動和利潤》 ，後來竟使他成為一個知名的經濟理論家。所以經濟理論這門學問實在沒什麼毛病；這顯然是我自己心理上有點失調，使我對兩年研究院內的經濟課程一無所獲 。
轉學哥大之後就不再以經濟理論為副修而代之以政治理論。另一副修在當時夏德（Frederich Hirth，1845～1927）教授的提議與邀請之下，以「漢學」（Sinology）為副修。
夏德是一位很有趣的人物。據我們所知，他是哥大的第一位「丁龍講座教授」（Dean Lung Professor）。那是美洲大陸第一個以特別基金設立的漢學講座。丁龍［這位早期旅美的華工］原是美國卡本迪將軍（Horace entier，1825～1918）的一位傭人。他［的為人和工作］深得卡氏的敬重，所以卡氏乃獨立捐資給哥大設立一席專治漢學的「丁龍講座」 。
夏德教授的《中國上古史》和《中國與東羅馬交通史》等著作 ，當時深受學術界的重視。但是他那時在哥大卻苦悶不堪，因為他簡直沒有學生——主修、副修都沒有，所以我倒樂於接受他的邀請以漢學為我的兩門副修之一 。夏德先生待我甚好，他不但領導我參觀哥大那個他所協助建立的小型中文圖書館，他還把他那豐富的中文典籍的收藏全部讓我使用。我和這位老先生廝混得很熟。他有時也請我到他的公寓里去會見他的朋友們和其他的學生。我還記得他的助手劉田海。田海是前中國駐美公使劉錫鴻［編者按：根據外交部檔案資料處所編《中國駐外各公使大使館歷任館長銜名年表》，劉錫鴻於清光緒三年（1877）三月十七日被任命為使德欽差大臣（原為駐英副使）。駐美表內，並無其名；人名索引內亦僅出現一次。似未任駐美公使職］的兒子。這位劉君甚為成熟。他雖然算不得是個漢學家，但是他的中文根基甚好，做夏德的助手，勝任有餘。
我在夏氏的公寓之內還遇見一位溫和美麗的女子，尤金·梅耶（Eugene Meyer）的夫人阿葛勒絲·梅耶（Agnes Meyer）。梅耶先生是《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