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講演的訓練
在我為中國問題四處公開講演之時，我卻沒有受過做公開講演的正式訓練。所以在1912年的夏天，我就選修了一門訓練講演的課程。這是一門極有趣味的課程。我的老師艾沃里特（Everett）教授是一位好老師。暑校是從7月初開課的。當我第一次被叫上講台做練習講演之時，我真是渾身發抖。此事說也奇怪，在此之前我已經講演過多少次了，但是這一次卻是在課室內第一次被叫上台。那天雖然是盛暑，天氣極熱，但是我仍然渾身發冷、發顫；我必須扶著講台，始能想出我預備的講稿。艾教授看我扶著檯子才能講話，第二次他再叫我時，他便把檯子搬走了，當然我也就無所依據。因為要忙著想我的講詞，我也就忘記我的腿了，它也就不再發抖。這樣便開始了我後來有訓練的講演生涯 。
我在康乃爾時代，講演的地區是相當遼闊——東至波士頓，西及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這個區域對當時在美國留學的一個外國學生來說是相當遼闊的了。為著講演，我還要時常缺課。但是我樂此不疲，這一興趣對我真是歷四五十年而不衰。
在我大學四年級那一年，我獲得卜郎吟文學論文獎金（HiramCorson Prize on Robert Browning） 。該項獎金原是英國文學教授，也是卜郎吟生前的好友，考爾遜（Hiram Corson）所設立的。考氏曾在康乃爾大學教授卜郎吟詩。我用不具真姓名的方式寫了一篇《捍衛卜郎吟的樂觀主義》（In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的論文投稿應徵。那時我因為［轉系的關係］留學的生活費被減縮，同時我還要抽點錢接濟母親，所以生活甚為窘困 。這宗五十元的文學獎金對我真是雪中送炭。再者由於一個中國學生竟然得了一個卜郎吟文學獎，當時竟然變成新聞。紐約各報刊都加以報道。這樣一來，我這位薄有微名的講演者也頗為人所稱道，所以連當時美國文化重地的波士頓市內的「卜郎吟學會」（Browning Society）也請我去講演，這就是我講演的地區一直延伸到波士頓的原委。
雖然這些講演對我因為要充分準備而荒時廢業，但我從無懊悔之意。後來在我教書期間，縱使有些課我已教了很多年，上課之前我仍然是徹底地準備；其後縱是個把鐘頭的功課，我從不毫無準備地貿貿然上堂，雖然這種準備工作往往要花去好幾個鐘頭。
當然我也受講演之累。其中最明顯的一次，便是在我就讀研究院的第二年（1915）時，我的獎學金被校方停止了。
康乃爾大學的哲學系亦名「塞基哲學院」（Russell 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其基金原是羅素·塞基家庭捐資設立的，並另設塞基哲學獎學金以資助哲學研究生。我進康乃爾大學研究院時本來就領有該項獎學金。但是當我於1915年申請延長時，卻被校方拒絕了。那專司審查獎金候選人的指導委員會主席索萊（Frank Thilly）教授便坦白相告，說我在講演上荒時廢業太多，所以哲學系不讓我繼續領取該項獎金。
在我當學生時代，我便一直認為公開講演對我大有裨益。我發現公開講演時常強迫我對一個講題做有系統的和合乎邏輯的構想，然後再做有系統的又合乎邏輯和文化氣味的陳述。我時常舉出「儒教」這個題目為例。所有中國學生大致都知道或多或少有關儒教的教義，但是他們對儒教的了解多半流於空泛、少組織、無系統。假若一個中國學生被請去做十分或二十分鐘有關儒教的講演，只有在這種場合，他才被迫對這題目打個草稿，並從事思考如何去表達自己。他先要想從何說起，想出他自己的意思，他對這題目的認識和印象，然後再加以合乎邏輯的組織，好使聽眾了解。這樣一來，他也可幫助他自己對這一題目做前所未有的更深入的思考，他將來對這一題目做更廣泛的研究，也就以此為出發點。
公開講演也是個最好的機會，讓一個人去訓練他自己的寫作，訓練他做筆記的系統化。這些不同形式的表達方法可以強迫一個人，對一項命題去組織他的感想、觀念和知識；這樣可使他以寫作的方式，對他要表達的題目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對公開講演的好處，曾撰一簡單的格言來加以概括。這格言便是：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成文章。
大凡一個人的觀念和印象通常都是很空泛的，空泛的觀念事實上並不是他的私產。但是一個人如他的觀念和感想，真正按照邏輯，系統化地組織起來，在這情況之下——也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這些觀念和感想，才可以說是真正屬於他的了。所以我用「專用」、「佔有」（appropriation）來表明我的意思。
1915年的秋季，我自康乃爾大學轉學至哥倫比亞大學。轉學的原因之一，便是經過一系列的公開講演之後，五年的康乃爾大學生活，使我在該校弄得盡人皆知。我在我的留學日記里便記載著，在這個小小的大學城內，熟人太多，反而不舒服。
平時我的訪客也太多。綺色佳一帶的教會、社團，尤其是婦女團體，經常來邀請我去講演，真是應接不暇。因而我想起一句中國詩：「萬人如海一身藏！」所以我想脫離小城鎮綺色佳，而轉到大城市紐約。該處人潮如海，一個人在街頭可以獨行踽踽，不受別人注意。這種心境至少也是促成我轉學的原因之一。其後兩年（1915～1917），我發現這個想法是有極大的道理。在一個數百萬人的大城市中，我是真正的「一身藏」了。
學習議會程序
在我所經歷的各項學生時代的活動里，還有一件事對我後來的生活大有影響。那就是主持學生俱樂部和學生會議時，使我對民主議會程序有所體會。在1910年至1920年這段時期里，幾乎所有的美國學生會的章程都明文規定，各種會議的議事程序要以「羅氏議事規程」（Robert''s Rules of Order）為準則。我是「中國學生會」里的幹事。我發現「中國學生會」的會章里也有這一條。我也是康乃爾大學「世界學生會」的組織幹事，後來繼任該會主席。該會的會章上，也列有這一條。
康乃爾大學裡的「世界學生會」（opolitan Club）是當時一個校際組織——「各大學世界學生聯合會」——之下的一個分會。這個聯合會每年在不同的校園內舉行年會。由於參加乃至主持這些會議，以及學習使用「羅氏議事規程」，使我逐漸了解民主議會議事程序的精義，這也是我當學生時參加學生活動的一大收穫。在我的留學日記里，我曾記下我第一次主持學生會會議的經驗。我說那一小時做主席的經驗，實遠勝於對「羅氏議事規程」做幾個小時的研讀。
多少年後，我曾在南京考試院的考選委員會所召開的有關高普考的會議擔任主席。這個會議是考試院邀請各大學派員參加而召開的。我代表北京大學去南京出席大會。當我擔任主席所主持的那一次會議期間，我發現有些人特地來觀察我們開會的程序。當晚便有一位考試院的元老來看我。他說：「我們這一輩的民元老國會的議員，總以為我們是唯一的一群人懂得議會程序了。但是今天看到你做主席時的老練程度，實在驚嘆不置！胡先生，您在哪裡學會這一套的呀？」我告訴他我是在當學生時代，主持各種學生會議時學出來的。
我所以提這件小事的意思，就是說明這一方式的民主會議程序的掌握，使我對民主政治有所認識，以及一個共和國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活動的情形，也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這是多麼有益的一種訓練！因此我對孫中山先生的強調使用議會程序的號召，實有由衷的敬佩。孫先生把一種民主議會規則的標準本，譯成中文，名之曰《民權初步》。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民主議會程序，實在是實行民權政治的「初步」 ！
對世界主義、和平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信仰
現在我想進一步地談談我對「世界主義」（opolianism）、「和平主義」（pacifism）和「國際主義」（iionalism）學習的經過。我把「世界主義」和「國際主義」分開。其原因便是我想使「國際主義」這一名詞為我將來討論我進一步發展的「新和平主義」作專題來發揮。
我在康乃爾和哥倫比亞做學生時代生活經驗的一部分，便是我和來自世界各國留學生的交往。在康乃爾時期，自大二開始，我就住進康大新建的世界學生會的宿舍，一住就住了三年，一直住到大學四年級——也就是我讀研究院的第一年。換言之，我是從1911年的夏天一直住到1914年的夏天 。
當我在世界學生會的宿舍寄宿期間，我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例如來自菲律賓、中南美洲、波多黎各、印度、南非以及少數從歐洲來的。其中尤以從中南美洲來的為數更多。我們之間的友誼有的維持了三十餘年而未中斷。我有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