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不同種族和不同信仰人士的接觸
今天我想談談我在美國留學的各方面。這些大半都是與1910年代——尤其是自1910年到1917年間——美國學生界，有關家庭、宗教、政治生活和國際思想諸方面的事情。由一個在當時思想和訓練都欠成熟的中國學生來觀察這些方面的美國生活，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現在我們都知道，中國學生大批來美留學，實是1909年所設立的「庚款獎學金」以後才開始的。原來美國國會於1908年通過一條法案，決定退回中國在1901年（庚子）為八國聯軍賠款的餘額——換言之，即美國扣除義和拳之亂中所受的生命財產等實際損失［和歷年應有的利息］以後的額外賠款。
美國決定退還賠款之後，中國政府乃自動提出利用此退回的款項，作為派遣留美學生的學雜費。經過美國政府同意之後，乃有庚款的第一批退款。1924年，美國國會二度通過同樣法案，乃有庚款的第二次退款。這樣才成立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簡稱「中華基金會」。這當然又是另一件事了 。
由於庚款的第一批退款，經過中美兩國政府交換說帖之後，乃有第一批所謂「庚款留學生」赴美留學。第一屆的四十七人之中包括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以及其他後來在中國科技界很有建樹的許多專家。第二屆七十人是在1910年在北京考選的，然後保送赴美進大學深造。另外還有備取七十人，則被錄入於1910年至1911年間所成立的「清華學校」，作為留美預備班 。
我就是第二屆第一批考試及格的七十人之一。所以，1910年至1911年間也是中國政府大批保送留學生赴美留學的一年。抵美之後，這批留學生乃由有遠見的美國人士如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協會主席約翰·穆德（John R.Mott）等人加以接待。多年以後，當洛克菲勒基金會撥款捐建那遠近馳名的紐約的「國際學社」（Iional House）時，穆德的兒子便是該社的執行書記。我特地在此提出說明這個國際精神，並未中斷 。
像穆德這樣的美國人，他們深知這樣做實在是給予美國最大的機會，來告訴中國留學生，受美國教育的地方不限於課堂、實驗室和圖書館等處，更重要的和更基本的還是在美國生活方式和文化方面去深入體會。因而通過這個協會，他們號召美國各地其他的基督教領袖和基督教家庭，也以同樣方式接待中國留學生，讓他們知道美國基督教的家庭生活的實際狀況；也讓中國留學生接觸美國社會中最善良的男女，使中國留學生了解在美國基督教整體中的美國家庭生活和德性。這便是他們號召的目標之所在。許多基督教家庭響應此號召，這對我們當時的中國留學生，實在是獲益匪淺。
在綺色佳地區康乃爾大學附近的基督教家庭——包括許多當地士紳和康大教職員——都接待中國學生。他們組織了許多非正式的組織來招待我們，他們也組織了很多的聖經班。假若中國留學生有此需要和宗教情緒的話，他們也幫助和介紹中國留學生加入他們的教會。因此在綺色佳城區和康乃爾校園附近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與美國家庭發生親密的接觸。對一個外國學生來說，這是一種極其難得的機會，能領略和享受美國家庭、教育，特別是康大校園內知名的教授學者們的溫情和招待 。
綺色佳和其他大學城區一樣，有各種不同的教會。大多數的基督教會都各有其教堂。「教友會」（或譯「貴格會」或「匱克會」Quaker；Society of Friends）雖無單獨的教堂，但是康乃爾大學法文系的康福（W.W.fort）教授卻是個教友會的教友，足以補償這個遺珠之憾。康氏後來出任費城教友會主辦的海勿浮學院（Haverford College）的校長。我就送我的小兒子在該校就讀兩年。康福教授既是個教友會的基督徒，他的家庭生活便也是個極其美好的教友會教徒的家庭生活。我個人第一次對教友會的歷史發生興趣和接觸，和對該派奇特而卓越的開山宗師喬治·弗克斯（Gee Fox，1624～1691）的認識，實由於讀到［歐洲文藝復興大師］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有關英國教友會派的通信。這一認識乃引起我對美國教友會的教友很多年的友誼 。
教友會的信徒們崇奉耶穌不爭和不抵抗的教導。我對這一派的教義發生了興趣，因為我本人也曾受同樣的但是卻比耶穌還要早五百年的老子的不爭信條所影響。有一次我訪問費城教友會區，康福教授便向我說：「你一定要見我的母親，訪問一下她老人家。她住在費城郊區的日耳曼鎮（German Town）。」由於康福教授的專函介紹，我就順便訪問了康福老太太。康福老太太乃帶我去參觀教友會的會場 。這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印象和經驗都是難忘的。這一次訪問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在教友會裡我有很多終身的朋友。我以後也時常去教友會集會中做講演；我也送了我的小兒子去進教友會的大學 。
當然我也接觸了很多基督教其他不尋常的支派。在我的《留學日記》里，我也記載了訪問猶他州（Utah）「摩門教會」（Mormonism）的經過。我也碰過幾位了不起的摩門派學人和學生。我對他們的印象也是極其深刻的。同時也改變了以前我像一般人所共有的對摩門教派很膚淺的誤解 。
我和一些猶太人也相處得很親密。猶太朋友中包括教授和學生。首先是康乃爾，後來又在哥倫比亞，我對猶太人治學的本領和排除萬難、力爭上遊的精神，印象極深。在我閱讀《聖經》，尤其是《舊約》之後，我對猶太人真是極其欽佩 。所以，我可以說這些都是我的經驗的一部分——是我對美國生活方式的了解。
在1911年的夏天——也就是我從大學一年級升入二年級的那個夏天——有一次我應約去費城的孛可諾松林區（Poo Pines）參加「中國基督教學生聯合會」的暑期集會。會址是在海拔二千英尺、風景清幽的高山之上。雖在盛暑，卻頗有涼意 。該地有各項設備，足供小型的宗教集會之用。在我的《留學日記》里便記載著，一日晚間，我實在被這小型聚會的興盛氣氛所感動，我當場保證我以後要去研究基督教。在我的日記里，以及後來和朋友通信的函札上，我就說我幾乎做了基督徒。可是後來又在相同的情緒下，我又反悔了。直至今日我仍然是個未經感化的異端。但是在我的日記里我卻小心地記錄下這一段經驗，算是我青年時代一部分經驗的記錄 。
今日回思，我對青年時代這段經驗，實在甚為珍惜——這種經驗導致我與一些基督教領袖們發生直接的接觸，並了解基督教家庭的生活方式，乃至一般美國人和那些我所尊敬的師長們的私生活，特別是康福教授對我的引道，使我能更深入地了解和愛好《聖經》的真義。我讀遍《聖經》，對《新約》中的《四福音書》中至少有三篇我甚為欣賞；我也歡喜《使徒行傳》和聖保羅一部分的書信。我一直欣賞《聖經》里所啟發的知識。
後些年在北京大學時，我開始收集用各種方言所翻譯的《新約》或新舊約全書的各種版本的中文《聖經》。我收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中國方言。有許多種中國方言，向來都沒有見諸文字，或印刷出版，或做任何種文學的媒介或傳播工具。可是基督教會為著傳教，卻第一次利用這些方言來翻譯福音，後來甚至全譯《新約》和一部分的《舊約》。
我為著研究語言而收藏的《聖經》，竟然日積月累，快速增加。當「中國聖經學會」為慶祝該會成立五十周年而舉辦的「中文《聖經》版本展覽會」中，我的收藏，竟然高居第二位——僅略少於該會本身的收藏。這個位居第二的《聖經》收藏，居然是屬於我這個未經上帝感化的異端胡適之！
我對美國政治的興趣
以上所說的是我當學生時代生活的一方面。
唐君，你還要我說些什麼？……或者我再來談點政治罷 。
當我於1910年初到美國的時候，我對美國的政治組織、政黨、總統選舉團，和整個選舉的系統，可說一無所知。對美國憲法的真義和政府結構，也全屬茫然。1911年10月，中國的辛亥革命突然爆發了。為時不過數月，便將統治中國有二百七十多年之久的清專制推翻。1912年1月，中華民國便正式誕生了。你知道這一年是美國大選之年。大選之年也是美國最有趣和興奮的年頭。威爾遜是這一年民主黨的候選人。同時共和黨一分為二。當權的塔夫脫總統領導著保守派。前總統老羅斯福卻領導了自共和黨分裂出來的進步黨，它是美國當時的第三大黨。羅氏也就是該黨的領袖和總統候選人。這一來，三黨勢均力敵，旗鼓相當，因而連外國學生都興奮得不得了 。
這一年康乃爾大學的政治系新聘了一位教授叫山姆·奧茲（Samuel P.Orth）。他原是克里弗蘭市裡的一位革新派的律師。他在該市以及其本州島（俄亥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