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手翻譯這本小書之前，我曾遵劉紹唐先生之囑，先寫一篇「導言」或「序文」。誰知一寫就陰錯陽差，糊裡糊塗地寫了十餘萬言；結果自成一部小書，取名《胡適雜憶》，反要請周策縱、夏志清兩先生來為我作序了。
在我寫那篇序的期間，我對這本小書的英文原稿已經有二十年未去碰它了。我想原稿既然是我以前一個字一個字整理出來的，縱是倒背我也可倒背若干，翻譯之前來寫篇序，也用不著先讀原稿再動筆了。所以只有在《雜憶》脫稿之後，我才又把英文原稿細讀一遍；距上一次的細讀，是整整的二十個年頭！
二十年前我對這篇稿子的看法，大致有三點：一、它的內容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二、它反映出胡適晚年期的思想，與他中少年期的思想簡直沒有什麼出入——說胡適的思想前後一致也好，說胡適沒有進步也好；三、不過就寫作的體裁來說，他這部小書，倒不失為別開生面、自成一格的「學術性的自傳」。
十八年過去了。兩年前我寫《胡適雜憶》時，印象中強調的還是這三點。可是最近一年來，我對我以前的看法，漸次覺得有修正或補充的必要。這不是近一年來，「胡適」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發生了變化，也不是我自己對胡氏的估價發生了什麼「今日」對「昨日」的挑戰；只是胡適之是位「實用主義者」，一輩子看重「實用價值」，因而以這本小書對一般讀者的「實用價值」來說，那它在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後，卻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倒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筆者說這句話，也是近一年來，面對海外中國知識界的實際現象，有感而發：
最近一兩年來，由於報章雜誌上，對胡氏生前一些有趣的小問題——如學位問題、戀愛問題等的討論，甚或辯論的關係，「胡適」往往又變成一些學術上和社交上談話的題材。在這些場合里，我也在無意中發現，那些自港台來美的「知青」——包括很多我自己的學生——對「胡適」這個命題已十分陌生。他們之間好多都能寫一手好的白話詩文；但是「胡適」與「白話詩」、「白話文」，究竟有多深的關係，他們就不知其詳了。至於什麼「實驗主義」、「杜威」、「羅素」……什麼「乾嘉學派」、「言字解」、「吾我篇」、「問題與主義」……那就更不必說了。總之那樣活生生的一位「天下何人不識」的「我的朋友」，現在已漸次被歷史的潮流淹沒了——淹沒得如此之速！
最糟的要算是最近才從大陸上出來的一些「知中」了。我們偶爾聊起天來，他們所知道的有關「胡適」的舊聞就更少了。其中有些極有成就的科技專才，竟然對「胡適」和「胡適之」是否同一個人，也發生了疑問！
適之先生是筆者所熟識的、最看重身後之名的一位前輩。他老人家的「身後之名」消逝得這樣快，該是他生前所未曾想到的罷。
最近筆者接到老朋友朱文長教授的來信。他說他在看《傳記文學》的胡適自傳時，是「先看德剛，後看胡適」。驟讀此信，我會覺得是老朋友對我錯愛了。其實全不是那麼回事。因為像朱文長教授那樣，當年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今日流落在海外教書的「知老」，胡適這本小書上的哪一句話，他未看過——甚至聽胡氏親口說過——十遍八遍乃至更多遍呢？
俗語說：「話說三遍如爛草！」讀書亦何嘗不然？縱是胡適著的書，讀過聽過三、五、十遍，也會變成一堆爛草，朱教授也就不要去「先睹為快」了。至於我這位無名作家，不管我寫的是怎樣地「瞎扯淡」，但是總歸是朱教授「尚未寓目」的閑文、閑書。他老人家如史席有暇，和娘子一起來翻翻「報屁股」，消遣消遣，那我的「瞎扯淡」，自然也就在「先看」之列了。余小子如不知輕重，把這句「朱子語錄」當真，而自覺「老子文章賽胡適」，那我豈不是一名天大的阿Q嗎？
須知胡適之先生生前在中國享盛名，歷四十年而不稍衰。因此他的一生，簡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條金魚；它搖頭擺尾、浮沉上下、一言一笑……在在都被千萬隻眼睛注視著。稍有一點關於「胡適」的小故事，在報章雜誌上不是「頭條」，也是「花邊」。全國上下——尤其是茶餘酒後——對他都有極濃厚的興趣。
以前的娛樂場中有句俗話說：「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因而就「看胡適」（Hu Shih watg）這宗娛樂項目來說，它和「看梅蘭芳」實在是大同小異的。會看的專家和藝人們，便看其「門道」；一般遣興的觀眾和讀者，則看其「熱鬧」；而大家爭看的興緻則是一樣的。筆者不敏，當年在大陸上，夾在千百萬「知青」之中，爭看這場「熱鬧」，也是自七八歲就開始的。我想和我平輩或長一輩的中國知識分子，那時也是人人如此的。試問我們這一輩以前在大陸上受大、中學教育的人，哪一位不能對「我的朋友」，品頭論足一番呢？既然大家對胡適之都很熟悉，也各自有一套主觀的看法，那麼一旦「朋友」不要了，把老胡適拖出來咒罵一通，則人人皆可罵出一套來——罵得個痛快淋漓，罵得他狗血噴頭。
這就是50年代里，大陸上舉國批胡的全盤經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人人都知道「胡適是老幾」；所以毛澤東一聲令下，大家也就可以指著太平洋，大叫其「胡適算老幾」了。大家對「我的朋友」都有三分熟，寫起打差文章來，也就容易繳卷了。
60年代之初，適之先生不慎因貪酒亡身而引起港台兩地皆哭的現象，也是同一個道理。他老夫子文壇祭酒，風雲際會五十年；最後撒杯人寰，含笑而去，死亦何憾？但是他的死，卻使我們的社會上頓時失去了一位老少咸欽、熱熱鬧鬧的大眾發言人，則生者奚堪？所以大家就望電視而墮淚了。
如今二十年快過去了。在歷史上說二十年原不算長，但是便在這短短的二十年內，胡適之先生卻由一位嬉笑歡樂、妙語如珠的「我的朋友」，轉變成和韓文公、朱文公、王文成公等擠在一起的木頭牌位了。這爿後來居上的「胡文公神位」，究竟代表些什麼呢？這問題的答案也就隨著地球的旋轉而愈來愈模糊了。
記得筆者在1970年冬季至台時，蒙林語堂先生盛情召宴，我按時前往。在一家嘈雜的大酒店內，我問那位衣冠楚楚的總招待：「林語堂先生請客的桌子在哪裡？」他把兩眼一瞪，大聲反問我一句說：「林語堂是哪家公司的？！」失笑之餘，我心裡也在想，工商業社會的變動多大啊！
「胡適之」雖然和「林語堂」一樣，今後永遠不能和「公司」競爭了，但是胡適終究是胡適。它是個中國文化史上的「客觀實在」。後世學人還會去繼續研究它的。
再者，胡氏生前提倡了一輩子，什麼「民主」、「自由」、「實驗哲學」、「不疑處有疑」、「不讓人家牽著鼻子走」……成筐成簍的大道理。雖然這些都不是胡適之享有專利的發明，但是當這些概念還在「反動」和「毒素」的階段時，大家都慷慨捐輸，把它們一股腦都寄存於「胡適」名下，變成胡適之的私產，而胡適也當仁不讓地據為己有。因而在胡氏含笑歸天之後，這些概念也就和「胡適的幽靈」結下了不解緣。有朝一日，時移勢異，毒草變成香花，胡適的幽靈借屍還魂，又成為後世青年仰慕的對象，亦未可知。
但是「胡適」這個名詞，除掉它的模糊的「歷史形象」（historical image）之外，究竟還有多少其他的實際涵義呢？「後世青年」既無金魚可看，也無小道消息可聽，要了解「胡適」，那就只有求之於「書」了。但是哪樣的「書」才能有效地提供他們所渴望的知識呢？《胡適思想批判全集》？《胡禍叢談》？《胡適與國運》？《胡適文存》、《文選》、《論學近著》……老實說，這些巨著都會使「後世青年」愈看愈糊塗，愈看愈不知道「胡適」是什麼回事。他們所需要的實在只是一本簡單明了、童叟無欺而包羅胡適學識、思想、生活、家庭背景等各方面的小書。如果這個文化需要，由於時代轉換而成為事實的話，那麼胡先生這本小小的《口述自傳》（也是他一輩子所編撰的最後的一本「上卷書」），對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也就會逐漸地上升了，因為它是一部最淺近的、最適合青年讀者需要的、胡適自撰的「胡適入門」。
研究中國近代文史的專家們，抽空瀏覽一過，這本小書或許也可幫助他們，把他們概念中的「胡適」，整理得更有條理。因為它是一本辭簡意賅、夫子自道的「胡適學案」。
一般遣興讀者，工余飯後翻翻，也可大略體會出，胡適的「反動言論」和「毒素思想」的來龍去脈。至於它是毒草還是香花，胡適自己並沒有「自賣自誇」，他只是「據實招來」而已。賢明的讀者們——不論批胡也好，擁胡也好，既批又擁也好——自然會各自做其正確的判斷。
上述這些雅俗共賞的「實用價值」——尤其是對後輩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倒是適之先生和筆者當年未曾想到的。現在筆者既然有感於時事而千慮一得地想起了，所以就補寫一點譯後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