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九一八」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而作
在本世紀20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國南北軍閥混戰的末期，那發源於東北的「奉系」，可說是一枝獨秀了。奉系自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一面以二百萬日元的重賂（一說「是奉天官銀號一百多萬小洋買來的」—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頁77，韓玉辰文），爭取了馮玉祥對「直系」倒戈，發動了「北京政變」（10月23日），幽禁了曹錕，摧毀了他的「賄選政府」，由黃郛組織「攝政內閣」，以作過渡。
同時奉軍以其重建的「一三聯軍」的精銳，在少帥張學良的指揮之下，突破了直軍防線，在山海關、秦皇島一帶包圍了吳佩孚的主力，繳械納降三萬餘人。吳大帥僅率殘卒數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戰爭」成為奉系全勝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執政」
自此奉系大舉入關。主帥張作霖（時任「東三省巡閱使」）亦於11月初抵天津，晤馮玉祥商討善後，並決定公推前「皖系」軍閥首領，其時退休在天津閑住的段祺瑞，暫時出山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以後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這時原是個孤家寡人。但是他畢竟做過「北洋軍閥」的總首領。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有其剩餘價值，足資利用。所以張馮二人公推他作「臨時執政」，實各具「挾天子，令諸侯」的私心。而段氏寶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違其間，也頗有趁機再起的一廂情願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論實力，馮則遠非張之對手；論歷史，他原是馮玉祥這位有名的「倒戈將軍」第二次倒戈（民國七年）的受害人。所以他對張則一直是折節服從，對馮則難免陽奉陰違，虛與委蛇了。
就在這同床異夢的情勢下，段祺瑞便於11月24日在北京就職。張作霖亦率奉軍千人入京觀禮。就職之後，段執政便按他自己一廂情願的安排，假戲真唱了。第一他要廢督裁兵、偃武修文，來解除各省實力派的兵權。「廢督裁兵」原是前大總統黎元洪發明的。在中國軍閥時代，凡無兵權的當政者都主張廢督裁兵；有兵權者，則反對之。可是這一次段顯然是得到張作霖之諒解的。張乃自請撤銷他原有「鎮威將軍」的「將軍府」並解除「東三省巡閱使」名義（仍「節制東三省軍務」），改任「東北邊防屯墾督辦」。
由於張的支持，段也發表馮玉祥為「西北邊防屯墾督辦」，駐節蘭州。馮在曹錕政府內原為「陸軍檢閱使」，屯重兵於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陸軍檢閱使」名位，促馮去西北任所就職。段亦以同樣方式電其他各省，廢督裁兵，雖收效甚微，然其後凡以北京政府名義外放之省區武官，一律稱某省「軍務善後督辦」。雖換湯不換藥，然「督辦」的名義在「執政」時期，就與「督軍」頭銜，混雜使用了。
段之另一著棋，便是他的「善後會議」。他要網羅全國實力派，如孫文、黎元洪甚至吳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適、王寵惠等百餘人，來開個全國性的「善後會議」（頗像後來國民黨的「國民參政會」），然後通過這個會議，他想或可炮製出一部新的「憲法」或「共同綱領」一類的東西。如此，則他的「臨時執政」或可名正言順地變成「永久執政」或「大總統」了—這顯然是段執政的一廂情願的打算。他自1924年11月24日就職，至1926年4月9日逃往東交民巷，一共幹了一年多的「臨時執政」，他的如意算盤，就是這麼打的。
孫中山的「最近主張」
再者，為著他的「善後會議」—善後會議的名單中，怎能沒有「孫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張作霖和馮玉祥的主張，聯電奉請屈居廣州的孫文大元帥北上，為和平統一，共商國是。
1924年秋第一個電請中山北上的原是馮玉祥。馮在幽禁曹錕之後，無以善其後。眼看他的「首都革命」的果實就要落入張作霖、段祺瑞兩大軍閥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無槍桿的孫中山。以馮的槍桿捧孫的牌位，豈非天作之合？加以馮那時已與赤俄的「第三國際」早有往還。與一位「以俄為師」的革命領袖相提攜，也是最順理成章之事。
奉張父子之邀請中山北上，也自有他們自己的主意。蓋雨亭（張作霖字）、中山原為老友。他兩人的兒子學良、哲生（孫科別號）也占「民國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惡。雨亭曾以巨款濟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時，為他賣過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來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時，奉軍被吳佩孚打得潰不成軍，當全國都在幸災樂禍之時，空谷足音，孫中山卻在桂林通電援奉，大罵「吳賊」。蓋此時中山正率陳炯明的「粵軍」，打垮老「桂系」，師次桂林，欲乘勢「北伐」。為此中山竟與陳炯明鬧翻。弄得葉舉叛變，「炮打總統府」，中山幾乎把老命送掉；而慶齡夫人受驚，竟至當街小產……孫公為之狼狽不堪。這在奉張看來，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1924年9月，當「第二次直奉戰爭」已箭在弦上時，中山又捨命相陪，指揮一些蝦兵蟹將，什麼粵軍、桂軍、滇軍、湘軍、贛軍、川軍、豫軍……御駕親征，北上韶關參戰，討伐曹吳。但是這時他在廣州的革命根據地，竟危至一城難保。與近在香港的英帝國主義呼吸相關的大班陳廉伯，和他配備精良的「廣州商團」正陰謀「倒孫」、「殺蔣」，並摧毀黃埔軍校。因此黃埔校長蔣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等，均在一夕數驚之下，向孫公連電告急，而此時孫之內戰興趣正濃，為著他那絕無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廣州也不要了，黃埔也不要了。遠交近攻，聯張反吳「孤注一擲」（孫公致蔣函）而去。
1924年9月、10月之間，孫中山在韶關的蠻幹，在當時獨守孤島的黃埔蔣校長看來，可能是荒唐透頂，但是在北方的奉張父子眼光中，孫文還是夠朋友的。當他們在10月底打垮吳佩孚之後，有志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遠在兩廣的「孫文」（「孫文」是當時北方軍人對中山的習慣稱謂），還是要交結的。所以奉張當時也歡迎孫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的主意的。
可是我們這位國父卻是一位私心極少的正人君子、愛國者、直腸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的考慮雖然全屬空想，卻是從民族整個利益出發的。正如他在後來的《遺囑》上所說的，他應約北上是有兩大「最近主張」的。這兩大主張便是：「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
中山先生要開個什麼樣的「國民會議」呢？像「民元國會」或像他自己在廣州搞的「非常國會」（1917），或是「安福國會」（1918）？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後會議」（1925）？抑或是像國共兩黨後來所搞的「擴大會議」（1930）、「國民參政會」（1938）、「人民政協」（1949）、「國民大會」（1947、1948）、「人民大會」（1954）……他老人家並沒提出具體方案。縱是提出了，歷史也會證明它是一場無用的鬧劇。
至於「廢除不平等條約」，則更屬空想。那時神州大陸，各省均在關門砍殺，遍地槍聲。那些戰敗了的軍閥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吳佩孚一人），都還要靠「不平等條約」體制下的「使館區」（東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滿日本站、威海衛、九龍，甭說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戰勝者，也要靠這些地方去吃喝玩樂呢……「廢除不平等條約」，豈是中山號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過在我們的民國時代，朝政失綱，在野者總比在朝者有輿論聲望、有道德權威。他可喊口號、講大話、唱高調以贏得全國喝彩而成為「君子」、「聖人」，名滿天下。何況中山的確是當時中國最高層政壇上唯一的「現代人」（modern man），和無私忘我的聖徒（saint）。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當時在中國聲望之高，是舉世無匹的，雖然他所唱高調之不切實際，也是與他的聲望成正比的。因此當他在民國十三年（1924）除夕抵京，至翌年3月12日病歿，在全國的愛國情緒上，是打了一劑強心針，而在實際政治作用上，確未泛出應有的漣漪。奉張父子對他也就不太重視了。
張作霖「武力解決」的腹案
「北京政變」後，張作霖對時局的腹案，顯然就比孫中山的實際多了—張搞的是「槍桿出政權」，用武力統一中國。「武力統一」這四個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國會」（1918）時發明的。繼之而來的接班人是吳佩孚；吳之後才是張作霖。其實奉張之後，所搞的還不是「武力統一」？反觀我國三千多年來的歷史，哪有什麼「和平統一」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現象，都是「武力統一」的結果嘛。民國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當時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於華北，壓制馮玉祥，最好能不戰而屈之。然後招降或中立那善於觀風的山西閻錫山；再揮軍南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消滅直系的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