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這個當年在大陸上，國民黨中炙手可熱的政治派系，現在四十歲以下的中國人，恐怕對它都感覺很陌生了；雖然我們學歷史的人，卻永遠不能忘情於它。
在今日世界上政黨橫行的國家裡，「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本是很正常的現象。孫中山先生說：「管理眾人之事，便是政治。」因此在一個國家之中，有興趣來「管理眾人之事」的人太多了，他們就必然要結黨。一個「黨」太大了，黨內必然就要發生派系。這是個人類政治史上，自古而然的現象；否則孔夫子也不會在兩千多年前，就說什麼「朋而不黨」、「周而不比」一類的話了。所以從大處看，「桂系」便是這個歷史通例中的產物，沒啥稀奇！
當然，國民黨之有派系，亦不自桂系始。它遠在1894年「興中會」成立時期，派系的形成便已開始。「輔仁文社」的領袖楊衢雲，那時便是中山以外的一個派系的領袖。到1905年「同盟會」時代，派系就更多了。「同盟」一辭，顧名思義，便是個綜合詞。「同盟會」本身便是一些小團體—華興、興中、共進等等的綜合體。等到1911年武昌起義時，革命軍便由於派系不同而打出三幅不同的旗幟來，並且互不相讓。
當「同盟會」於民國元年（1912）改組成「國民黨」時，黨內的派系那就更多了；有的分子甚至脫黨組黨，支持起袁世凱來！中山先生那時身為黨魁，便深感黨內思想不一，分子龐雜，而有指揮不靈之苦。所以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之後，中山便覺得要繼續革命，就非組織一個「一鼻孔出氣的」一種獨裁的政黨不可了。
無獨有偶，當中山先生在這一方向的思想尚在醞釀的階段—也就是「國民黨」被改組成「中華革命黨」的時期（1914～1919）—俄國的列寧居然後來居上，搞出個行之已見速效的模式來。所以中山於1924年10月便正式提出「以俄為師」的口號了。
不過孫中山先生畢竟是一位民主政治家，他認為一黨專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要利用這個「手段」，通過他所預定的「軍政」和「訓政」兩個「時期」來達到他實行「憲政」的「目的」。到「憲政」實行之時，他的「黨」便「還政於民」，然後就由人民自己所組織的多種政黨，來輪流坐莊，實行憲政了。
中山先生這套理論是合乎邏輯，言之成理的。當他還健在的時候，以他個人的威望，和革命同志的朝氣，也確能使這套理論發出無限光芒，使全國人民聞風景慕。可是在中山於1925年逝世之後，再由以他傳人自居的胡漢民、汪精衛來傳其衣缽，談什麼「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便漸漸行不通了。
就拿汪精衛自己做例子來說吧，他在1926年掌握了「二全大會」之後，為對付黨內同志的反對，他遇事便提出個「黨統」來。但是等到他在1929年「三全大會」中失勢之後，汪氏就再也不談「黨統」，而另搞其「改組派」；並與其他反對「中央」的勢力相結合，來「護黨救國」了。
胡漢民先生亦復如此。胡氏這位書生，自始至終以黨內一人自居，領袖群倫，決不搞小圈圈。但是「三全大會」後不久，他也在中央失勢了。胡氏倒還淡泊，但是和他一道失勢的黨人—多半是他的華南同鄉—卻扛起他的招牌，於「四全大會」（1931年冬季）前後，搞出個有實無名的「胡系」來，和南京的「中央」、上海的「汪系」相對抗。
這些黨內元老原都是一些「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專家；為什麼血口未乾，自己便大搞其派系來呢？無他，文章不與政事同也！在一個「一黨專政」的政體之內，「黨外無黨」是可以硬性地做到的。「黨內無派」，那可就不容易了。大家都是同志嘛！「管理眾人之事」是大家都有份，也是大家都有「匹夫之責」的；怎能讓少數人包辦呢？要搞「輪流坐莊」—甚或單純為著自保—大家也就黨而不朋、比而不周了。這就是一個一黨專政的政體內，「黨內有派」要發生的必然因素。國民黨內的「桂系」，也就是在這個必然因素之下逐漸形成的。
桂系三大特徵
如上節所述，國民黨在總理逝世之後，派系便逐漸興起。但是「桂系」和其他各派系相比，則另有其特徵。
第一，國民黨內其他派系（包括「清黨」前的中共），都是在黨內寄生長大的。黨是他們的胞母；脫離了黨，他們便無法生存了。「桂系」則不然。它發端於一個單獨發展的地方武力。這武力發展的經過，事實上與山西的閻錫山，東北的張作霖，沒地皮的馮玉祥，雲南的唐繼堯和龍雲，湖南的唐生智，四川的劉湘、鄧錫侯、楊森，乃至後來新疆的盛世才，都是大同小異的。他們都是在一個中央集權解體之後，正如曹操所說的，「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的情況之下崛起的王和帝。這些小王小帝在國民黨的勢力逐漸擴展以至於統一中國的過程中，乃相率附義。但是在這些附義的群雄之中，只有「桂系」這一個實力派，卓然成家，成為國民黨內的一個重要派系，垂名黨史，為其他附義的地方勢力所望塵莫及。
由於第一個特徵也就必然產生了桂系的第二個特徵：它是國民黨中唯一擁有相當獨立的武力、地盤和財權的派系。它和閻錫山、龍雲一樣，始終沒有放棄它的老巢：廣西。它也始終沒有放棄它對它那部特殊武力的領導權。若說抗戰期中，各系統軍隊的獨立性，恐怕除了共產黨所掌握的「第十八集團軍」之外，便是桂系的「第二十一集團軍」了。而桂系那時所統治的廣西和安徽兩省，雖然沒有中共的「邊區」那樣不聽中央政令，但是他們也有他們單幹的作風和力量的。
因而桂系的第三個特徵也就是它的「區域性」。它自始至終是個偏才。割地稱尊是它拿手好戲，真要擠入「中樞」，為一國之主，它也就捉襟見肘了。
再者，正因為它區域性太濃，它也就始終難以洗掉它的地方色彩而真正地加入「中央」的大熔爐。不論它的領導成員是怎樣地內為宰輔，外為封疆，他們也無法洗刷掉它原有的土氣息，泥滋味。所以在國民黨當年在大陸上二十多年的執政期中，「桂系」便始終以一個有半獨立管理氣味的「分公司」姿態出現。對「中央」只是「合作」而不是「認同」或「一體」。
但是國民黨在「行憲」之前，畢竟是一個搞一黨專政的革命黨；革命黨是有其革命紀律的。在理論上、在實際行為上，桂系這個分公司，都不能脫離它的總公司來「脫黨組黨」。它和「中央」是有「休戚與共」、血肉難分的關係的。它不能搞「合則留，不合則去」的美國辦法。相反地，它和黨中央的關係，則是「合亦不全合，不合亦不全去」，不即不離的古怪關係。它不能作為「中央」的棋子，完全聽命於中央。但是「中央」如乾脆讓賢，這個只有「偏才」的「桂系」，也代替不了「中央」。這就是「桂系」與生俱來的內在矛盾；這矛盾一直維持到1949年它全部瓦解為止。
國民黨中何以產生這樣一個古怪的派系呢？這個派系的產生與消滅，在中國近代史上，又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呢？我們學歷史的倒要搜搜它的根。
桂系的崛起
我國以前的歷史哲學家羅貫中曾有句名言：「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這句話真是把我國兩千多年的政治史的關鍵，一語道破。但是羅公沒有學過現代的社會科學，因而他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筆者在這一問題上，因其非關本題，所以也不想節外生枝，來略抒拙見。我只敢說，羅貫中這句話，是兩千年國史上不爭的史實。同時在這分合之間，則「合」難於「分」。「分」往往起於旦夕之間；而「合」則有時要經過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的折磨才能達到。
遠的不說吧，且說最近的史例：
我們的中華民國，於辛亥革命之後，在「非袁不可」的時勢之下，本是個「合」的局面。無奈袁大總統見識太小，智囊團太草包，他嫌「終身總統」還不夠，偏要做皇帝。結果皇帝未做成，於民國五年（1916），一氣而死。
袁氏死後，這個「合」的局面便立刻瓦解。從此王綱解紐，皖、直、奉諸系軍閥，來他個天下三分，接著便形成南北各省軍閥混戰的局面。
在我國古代歷史上的王綱解紐，往往是一「解」到底的。中央集權一旦崩潰，則大小軍閥、英雄好漢、土豪劣紳、地痞流氓……都要一時並起，割據稱尊的。在這個無法無天、各以刀槍相向的局面里，江湖好漢們便叫它作「遍地黃花開」，誰也管不著誰。因此在袁氏死後，軍閥混戰的十餘年間，有的歷史學家估計，那時各不相讓的大小軍閥，就有三千餘人。在這遍地黃花的局面中，然後再強凌弱、眾暴寡，以大吃小的方式，慢慢兼并；由小地方作局部的統一，由下向上，由小及大，才漸漸走向由小「合」而大「合」的局面。
參加這種「大吃小」或「小克大」的各路逐鹿英雄的成敗，卻又受兩個客觀力量所支配。一是「適者生存」；二是適者的機運。要做個生存在特殊環境中的「適者」，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