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始末之三
我們曾經提到，在袁世凱留下的爛攤子中，黎段二氏首先就為著個人的「意氣」和小小人事的糾紛（徐樹錚和孫洪伊），鬧得不可開交。將人比人，我們寫歷史的可以大膽地說，黎段二人還都不能算是「小人」。他二人都還算是有氣度的政治家。君子之間的意氣之爭，如上所述，尚且不能化除，一旦碰到更複雜的、小人之間的政治鬥爭，就治絲益棼了。這就是在民初，幾乎把國家鬧翻，其後遺症至今未了的所謂「參戰案」。
政治皮球沒完沒了
在美國正式邀請中國參戰之前，中國國內的各派政客，已為參戰與否，吵得不可開交。早在袁世凱時代，二十一條交涉之前，中國外交人員就為「調停歐戰」，出了一大烏龍，而騰笑國際。原來那時剛當選美國總統的威爾遜，有意調解歐戰。事為中國駐美公使夏偕復所知。夏乃自作聰明，認為調解歐戰，中國的袁大總統，最為適合，乃未向北京請示，便徑往美國國務院向國務卿建議，說袁大總統有此意向。華府上下聞報大驚，乃電囑美國駐北京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一探究竟。始知是一大烏龍。袁總統聞報大怒，外交總長孫寶琦引咎辭職，乃有密派顧維鈞使美之決定。顧氏在華府接篆未幾，美國便正式參戰。
斯時袁世凱已因帝制而暴卒。顧乃密電北京國務院，力陳中國參戰之重要。其最主要之論點，為日本竟不顧中國之存在，而在國際交涉上，以東亞唯一代表自居。協約國之英法二強，不特早已承認日本之代表權，並有暗中締結之密約，以加重其法律根據。美國在各方壓力之下，也與日本訂立《藍辛-石井協議》（Lansing-Ishii Agreement） ，以「地緣關係」為遁詞，予以變相許諾。顧氏認為，欲突破此一惡劣的國際環境，中國非參戰不可。國務總理段祺瑞對顧之建議大為折服，乃不顧各方反對，決定中國非參戰不可，終於引起政潮，餘波至今未息。當我個人在四十年前與顧氏細談參戰政潮時，曾就各方史料，作出最詳細之紀錄。
最近筆者為撰寫本篇，曾複查《顧維鈞回憶錄》之中文譯稿和英文原稿，始知本稿當年在哥大列印期間，被過度刪節，文氣每有錯接，而形成錯誤，甚是可惜可嘆（可能是當時主持者，為節省助理費用所致）。謹補志於此，盼今後使用者慎之。
參戰案，原只是政府政策之制定的問題。在一般正常的國家裡，不論是君主或民主，正反兩方，都要遵守「法律程序」（due processo flaw）進行政策辯論。是正是反，一二三就決斷下來。除非是一國之內的政治社會問題，發生了無法解決的死結，像美國內戰前所發生的「奴隸問題」。北方廢奴，南方留奴。這個一國兩制，雙方都牽涉國計民生的重大的政治經濟問題，因此一拖數十年，無法妥協。最後南方主張，乾脆把「兩制論」，變成「兩國論」，使南北兩部，各成一國，各自分治，各自獨立了事。但是北方人民，在林肯總統的領導之下，卻要維持美國統一，不許南方搞「分裂主義」，這樣一來，南北戰爭，避免不了，就打起內戰來了。結果南方的槍桿沒有打出政權來，北方的槍桿維持了國家的統一。
我們中國那時的「參戰案」，並沒有那麼嚴重嘛。參戰與否，也是一二三就可以決定的政策嘛。它之所以變成沒完沒了的政治皮球者，是踢球的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題發揮罷了。更慘的則是這場球賽，原也沒個勝負的規則，因而它就踢得沒完沒了。最初雙方所爭的原是制度上的糾葛，漸漸地就變成二人你死我活、有你無我的意氣之爭了。
最不可恕的是黎段二人之下，還各有一群趨炎附勢、幸災樂禍、渾水摸魚的小政客，來推波助瀾，把府院兩方，拖到毫無妥協餘地的絕境。這群環繞著黎元洪，以秘書長丁世嶧為首的小政客，是所謂「四凶」 ；而圍繞著段氏，則是以傅良佐最為激烈的所謂「四大金剛」 。下節所說的「公民團」包圍國會的下流鬧劇，就是傅良佐一手製造，而段竟毫無所知也。俗語說，閻王易處，小鬼難纏。他們這寄生於府院之內的兩組「小鬼」之間的世仇，竟遠遠超過這兩大「閻王」之間的宿怨。因此雙方都把參戰案，當成個政治皮球，就踢得沒完沒了了。
更可悲的是，黎段二人，都還算是正派人士，不是那種心狠手辣流氓式的獨裁暴君。正因為如此，他二人都易為群小所包圍，聽信讒言。黎元洪原是一位每「為左右所左右」的菩薩；而耿直的段老總，號稱「剛愎自用」，卻每每變成「剛愎他用」（參見杜春和編，《張國淦文集》，2000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北洋從政實錄》諸篇。張氏湖北人，原為黎元洪的同鄉好友，亦為段所信任，在府院之爭最激烈時，擔任段的秘書長，折衝於黎段之間，深知二人鬥爭的內幕，所言亦頗多持平之論，值得推薦。還有章伯鋒、李宗一主編的史料叢書《北洋軍閥（1912～1928）》，第三卷搜集有大量新史料，頗值玩味細讀。至於陶菊隱、李劍農等古典巨著，也未可偏廢）。
不但要絕交，還要宣戰
長話短說。國務院於1917年3月3日由國務會議通過「對德絕交」，而黎總統卻於翌日拒絕用印。國務總理段祺瑞，乃以去就相爭，並於3月5日，聲言辭職，躲往天津私邸，向黎總統攤牌。黎不得已，乃請副總統馮國璋，專程赴津勸說，並慫恿國會參眾兩院，於14日一致通過《對德絕交案》。可是對德絕交，和對德宣戰，還有一段距離。宣戰之權既然操諸國會，段總理乃進一步向國會施壓，要求國會立即通過《對德宣戰案》。國會之內的老國民黨系，和進步黨分子，這時為著制憲和其他小問題，正在搞「肢體抗爭」（且用個目前台灣的政治術語），吵鬧不休，對宣戰大事，無暇討論，有意拖延，而遲疑未決。擁段人士，尤其是所謂「四大金剛」乃迫不及待，慫恿段氏於4月25日，在北京召集一個「軍事會議」。出席者凡二十餘省區的督軍、都統、代表等數十人。大會一致通過，擁護政府的參戰政策。且派出軍人代表晉見總統，並招待國會議員，甚至遍訪協約國駐華使領，對宣戰案加以大力推動。
軍事會議之不足，最荒唐的卻是所謂「公民請願團」之出現，並於5月10日，實行包圍國會，強迫國會通過《對德宣戰案》。由傅良佐所一手製造的這個「公民團」，實在是個最荒唐、最下流的政治工具。它是一些便衣軍警，另加一些用小錢收雇的遊民和地痞流氓，甚至乞丐娼妓，總共數千人，自稱「公民請願團」，把國會團團圍住，以斷絕飲食等下流方式，強迫國會議員，投票通過《對德宣戰案》。這種下流的勾當，在當時不但激怒了「反派」人士，連「參派」議員也不以為然。對德宣戰，就更難不宣不戰了。
「制衡制」在中國的折磨
從這點荒唐小節，我們不難看到，近現代中國的「政治轉型」，乃至後來所謂「體制改革」，和今日所謂「民主運動」發展的軌跡。單從外表來看，咱中國佬搞「議會政治」像模像樣的，還是民國初年這一段呢。且看：段祺瑞這個搞責任內閣的國務總理，他制訂了一個《對德參戰案》。首先總統府不同意，他這個國務院就一籌莫展。好不容易，總統答應了，而國會不通過，段總理急得頭大如斗，也還是毫無辦法。
朋友，這就叫作「制衡制」（check & balance）嘛。所以我的老師，近代中國的民主聖人胡適之先生，那時也正在北京，目睹這一政治情況的發展，他恨鐵不成鋼，當時也跟著急得頭大如斗。後來民初的「議會政治」徹底地失敗了，適之老師，為之長吁短嘆了一輩子，認為「可惜，可惜」。他後來在美國當難民，還不斷地向我回味這段歷史。他認為當初國會裡那批議員，很多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議會政治，民主政治，和他們失之交臂，真是「可惜，可惜，可惜，可惜」！
筆者這個學歷史的學生，當時就曾一再向胡老師解釋。人家的議會政治，民主政治，折磨了幾百年，其間也是血流如注，人頭滾滾的。最後才搞出個可行的制度來。我們中國佬，看人家挑擔不重，一下就想照本宣科，哪有這樣容易的事體呢？譚嗣同不是說過，變法必須流血？流血就應該從他譚某開始。所以他竟真的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把個少年頭顱，捐獻出來了。譚氏殉國之後，又已百年，我們的舊法究竟變了多少呢？撫今思昔，足見變法改革之難也。哪裡一蹴可幾？胡老師認為我這個學生的話，也「不無道理」。但是他還是可惜、可惜地，可惜了一輩子。
事實上，所謂「制衡制」，並不全是洋貨。在古代中國自從出了一個權力無限（unchecked power）的大獨裁者秦始皇之後，儒家大師們，吃一塹，長一智，其後歷朝都有其「內在的制衡制度」（built-in check & balance）。從西漢到清末所實行的「迴避制」，便是其中之一。民國初年，這一制度被徹底地破壞了，才冒出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