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始末之二
上篇我們曾提到，在袁世凱死後，他的兩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地就勢成水火，兩不相讓。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後，終於把個統一的中國，弄得一分為二。骨牌效應，直到今天，還無法複合。話說到底，他二人為什麼非斗個你死我活不可呢？為什麼他二人鬥爭後遺症的骨牌效應，又拖得如此深遠呢？一般史家都見怪不怪，認為這只是兩個軍閥的爭權奪利，在那無法無天的軍閥時代，不管是哪一派軍閥，爭權奪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於他們鬥爭的骨牌效應，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為意了。
問題是：軍閥時代固然如此，根據我們讀史的經驗，不特他們的帝制時代的前輩早已如此，他們的國共兩黨的後輩，在後軍閥時代也還是如此啊。試看「甲午戰爭」（1895）前後的翁李兩派，對中日和戰的辯論與鬥爭，和「戊戌變法」（1898）時的帝後兩黨，他們之間的鬥爭誤國，比黎段二人嚴重得多呢！
再看後軍閥時代，國民黨之內的汪蔣之爭，蔣李馮閻之爭，甚至CC與黃埔之爭，相形之下，黎段之爭，都是小巫見大巫呢。
效驗明時方論定，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20世紀中國，史有明文，國共兩黨的黨史家，如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我想這該是絕對否認不了的、絕對的事實吧！哪能專怪「軍閥」呢？我們這群「醜陋的中國人」（引一句柏楊名言），尤其是政客、黨棍，何以下流至此，這就發人深思了。
不過，朋友們，我們也不能專門迷信柏楊先生，只顧醜化自己同胞。其實所謂先進國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樣醜陋呢。有名的英國紳士，該是民主運動歷史上最標準的模式吧！你知道他們唱「虛君實相」這出樣板戲，唱了多少年，才唱出點名堂來？從1688年「光榮革命」開始，人家搞虛君實相，搞了好幾百年，才搞出一套兩造相安的制度來呢！其間鬧革命、鬧復辟、誅議員、殺大臣，不但醜態百出，更是人頭滾滾呢。看人家挑擔不重，我們只看人家美麗的結果，不看人家醜陋的開始，就以為我們包辦了醜陋了。這是個制度轉型必有的現象嘛。從比較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成績，尤其是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還不算太見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轉型期中國的政治問題，我們還得搜搜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近現代中國的兩大根本問題
我們要知道，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從宏觀史學的角度來看，它有兩個重大事項，有待解決：
第一，是現代式的「轉型問題」，轉個什麼型呢？曰，從帝王獨裁專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轉」向議會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ism）。我們原不要轉型，而終於發生了這個轉型運動，實在是西風東漸，受了強大的以夷變夏的外在原因影響的結果，但是要完成這項轉型，根據世界歷史的紀錄，和中國秦漢變法之第一次轉型的經驗，我們認為至少需時兩百年以上才能圓滿完成。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時代，還停滯在轉型的「初期」。這時能維持古老中國安定的專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徹底破壞，能夠維持共和中國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還沒有實驗出來。在此新舊交替，青黃不接之時，國家沒個維持安定的制度，社會就無法安定下來了。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轉型的問題，也是我們常說的所謂「歷史三峽」的問題。航行在這個歷史三峽之中，我們的船隊，到今天的時代，還免不了在洄水中打轉，何況當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則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結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國初年，也算是時機巧合，正碰上了一個傳統式的「改朝換代」的問題也正待解決。因此新舊問題攪在一起，政治社會的病情就更為複雜，更難對症下藥了。改朝換代的老問題是什麼回事呢？最簡單明了、最通俗的歷史哲學便是《三國演義》上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問題了。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制度。」我們這個打破世界政治史紀錄的「秦制度」，其興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維持兩百年就要來個「改朝換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這個「改朝換代」的周期。此時老朝廷腐爛到底，氣數已盡。縱使沒個現代的革命黨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動地改朝換代了。
洋人研究中國歷史，像已故費正清先生的「劍橋學派」，就把這個現象叫作「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s），咱們自己則叫作「改朝換代」。改朝換代的程序，便是羅貫中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羅貫中有興趣的「三國時代」（220～280），這一分合程序，長至六十一年，下一個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時代」，則由於外族入侵、五胡亂華，發生了比較複雜的「以華變夷」的同化過程，這一分合程序竟延長了兩百七十餘年（317～589）之久，到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可能是由於內外在情勢都比較單純，所以只「分」了五十三年（907～960），就恢複統一了。
至於這最近的一次，讀者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見的「分合」過程，若從袁世凱死亡之年（1916）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1949）為止，這段中國歷史上，最近的分合過程，雖然是文化轉型和朝代更迭，兩病齊發，患者更覺痛苦，但是為時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較短的一次了。當然，海峽兩岸，時至今日，也還在「分」裂狀態之下。若談真正的「合」而為一，恐怕還有一段時間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亂用西藥
綜上所述，我們就不難知道，在中國歷史上合久必分，是從治世退化到亂世，而分久必合則是撥亂反正，再從亂世恢複到治世。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或洋觀察家所說的「朝代循環」，它是從一個崩潰了的帝王專制，經過一番換湯不換藥的「分合程序」，再迴轉到另外一個相同的帝王專制，依樣畫葫蘆，照本宣科，從頭來過。新朝的一切設施，都有「前朝」的藍本可循，新舊兩朝之間的循環程序像三國前後，從西漢換成東晉；南北朝前後，由東晉換成隋唐；在五代十國前後，從唐朝換到宋朝。各朝懲前毖後，稍加改進，依樣畫葫蘆，這葫蘆，就容易畫了。因此一些流氓、無賴，利用農民起義，打平天下做起開國之君來，也可以做得像模像樣，不離大譜，照樣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發生在近現代中國的「轉型運動」，就不是單純的改朝換代或朝代循環了。它是立國基本制度的轉型，是一個「改朝換制」的運動。我們要從一個東方式的、帝王專制的傳統「轉」到一個現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議會政治上來。這個一轉百轉的、現代化的、改朝換制的轉型運動就千頭萬緒了。
恢複《民元約法》的政治經緯
現在言歸正傳，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後，北京政府由他二位來接班。他二人，一個是總統（黎）；一個是總理（段），二人的工作關係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謂《民元約法》之中的幾十個字了。讀者如不憚煩，為明了他二人之間的所謂府院糾紛，我們還得把袁世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憲法問題，稍事溫習一下，才能說得清楚。
原來在武昌起義之後，革命派試行組織共和政府時，他們本來決定以美國政府為藍本，實行「總統制」。等到後來中山決定讓總統大位於袁時，為防止袁氏獨裁專制，黨人乃又決定放棄美國的總統制，改采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因此以宋教仁為首的法制委員會，乃由宋氏執筆，於一夜之間草擬了一部具有憲法效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案》。旋經參議院三讀通過，並由臨時大總統孫文於民國元年3月11日，明令頒布施行，是為中華民國的第一部基本大法。這就是中國制憲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約法》。
當袁世凱接替中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時，這部《民元約法》也是他就任總統的法律基礎。按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是一種「責任內閣制」，總統只是個榮譽職位。可是這項革命黨人試圖限制袁氏獨裁的設計，很快地便被袁氏所逆轉了。當時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袁的老友、國民黨的新黨員，和孫中山的小同鄉、新朋友—唐紹儀，曾認真地加以推行。但是他只做了兩個月責任內閣的閣揆就掛冠而去，繼任者就變成袁總統的鷹犬了。
迨民國的第一個國會在民國二年（1913）之初正式誕生，新成立的國民黨，在選舉中大勝，成了國會中的多數黨，年方三十三歲的多數黨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預備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約法》，來組織「責任內閣」，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殺身之禍。其後在「宋案」的骨牌效應之下，孫袁雙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槍桿出政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也就再無法統之可言了。
孫中山的「二次革命」（1913），被袁氏削平之後，袁當上了正式大總統，經過一番手腳，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