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始末之一
在一部「民國通史」里，筆者在不同的拙著中，曾一再強調，最令史家和讀者感覺頭痛的，實在是民初「軍閥混戰」那一段。據個人對民國史數十年的探索，那些從事混戰的大小軍閥，就不下數千人。跟他們槍桿打轉的，還有數不盡的政客和黨人。他們結黨為公，或結黨營私，忽聚忽散，朝秦暮楚，你要把他們清理出個頭緒來，那真是治絲益棼，不知伊於胡底。不信你去翻翻那一套西方「劍橋學派」，由已故漢學大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主編的、最權威的《劍橋中國史》，看看它的第十二冊，有關民國軍閥那一段（有漢語譯本）你就知道，盡信書不如無書。你要選用它作教材，去大學或中學課堂授課，那就變成不知所云了。
一扇玻璃窗，四個方框框
其實一部軍閥混戰史，歷時不過十六年（1912～1928）。真是無巧不成書，歷史家如把這十六年分分階段，它不多不少，四四一十六，整整四年一段，可以順序排列如下：
袁氏當國，1912～1916；
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
曹錕、吳佩孚與直系政權，1920～1924；
張作霖、張學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
你如再把他們四組，分別劃成四個方框框，像一扇四塊玻璃的玻璃窗。按時間先後，你再錄下他們各組的大事記。如此的一扇嵌字玻璃窗，就是這十六年軍閥混戰的編年史了。清清楚楚，一絲不亂。筆者在前篇拙著里，就曾替他們裝過這扇玻璃窗。因這玻璃窗，很簡單明了。裝卸都很容易，記憶不難，這兒為讀者就便參考，就重提一下如上。讀者稍事瀏覽，便可終身不忘。
一場混戰，四個圓圈
至於他們之間的混戰，我們也曾制出簡單的圖表，把這十六年的混戰雙方或多方，畫成四個圓圈圈，以一個圓圈代表統一的中國。軍閥混戰，先是南北對立，把圓圈一分為二。章太炎曾為這個南北分裂，寫出一副諷刺的對聯，說：「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再簡化一下，便成為：「民國何分南北？總統不是東西。」想不到的是，軍閥既分南北之後，南北反而停戰了。以後的內戰，卻變成南打南（先是廣東打廣西，所謂中山「定桂」；再來廣東打廣東，陳炯明叛孫，中山率南方軍閥討陳）、北打北（直系先打皖系，奉系再打直系）的兩場平行的區域內戰了。巧的是，這四場南北自打的區域內戰，幾乎都是南北同時開打的。他們再打出個南北對峙之局，就是蔣介石將軍誓師北伐的時機了。用圓圈的分裂，來表解這場混戰，也可以一目了然的。前章表解，已頗道其詳，這兒稍微提一下，使讀者有個大略的印象，就不再重複了。
本篇現在所要討論的，便是這第二塊玻璃，和第二個圓圈。內容是段祺瑞的皖系政權的始末。
段祺瑞的小檔案
段祺瑞是繼袁世凱而起的，我們民國政治史上第二個強人。皖系便是以他為中心的一窩軍人和政客所形成的，有利害政綱的政治派系。袁世凱死後的四個年頭（1916～1920），中國政權，就抓在段的皖系之手。但是段祺瑞是何等樣人？他又如何崛起，而變成民國一人呢？我們首先得查查他的背景，把他的家世、童年，和青少年期所受的教育，編個簡單扼要的小檔案。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比孫中山大一歲，比蔣介石大二十二歲，比毛澤東大二十八歲。在段的當權時代，人多尊稱之為「段合肥」，亦如清末李鴻章之被稱為李合肥也。合肥市現在是安徽省會所在地。但是在清末民初，它只是個大縣，可能也是中國最大或次大的一個縣，其區域除包括今日的合肥市之外，還包括今日的肥東、肥西和長豐三個縣。
合肥也是清末內戰時，李鴻章所統率的「淮軍」的老家。鄉人好武，淮軍的士兵和高級將領，泰半是合肥人。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便是個農民出身的，最後官至記名總兵（師長銜）的淮軍戰將。段祺瑞的父親段從文，也還是個農民，可是當段祺瑞出生時，段家已成為官宦之家，他就是個小衙內了。在家鄉啟蒙讀書之後，年方七歲，就被當時駐防江蘇宿遷的祖父段統領，接往宿遷上學。在祖父的期望和督導之下，祺瑞又認真地讀了八年的私塾。他對儒家的典籍，打下個很紮實的根基。段後來可寫出很可一讀的舊體詩文。其後在民國政壇上，像曹錕、張作霖、馮玉祥、張宗昌等人，都無法和他相比了。
可是，段祺瑞十五歲時，祖父突然病死，不久他更是父母雙亡。因此他的幸福的童年，也就一去不復返了。在太平軍和捻軍亂後，淮軍的薪餉是極其微薄的，段氏家無恆產，而有寡婦孤兒，嗷嗷待哺，青少年的段祺瑞，要養家和自給，他只有回營當兵，這也是對一個有志青年的磨鍊吧。
當段氏年已雙十，在舊制淮軍里，正是四顧茫茫之時，北洋大臣李鴻章為改革軍制，在外國顧問戈登（Charles Geordon, 1833～1885）和漢納根（stantinvon Hanneken, 1855～1925）等洋將的設計之下，忽然於1884年在天津創辦了一所西式的「北洋武備學堂」（亦名「天津武備學堂」），在舊制的淮軍中招考，有教育文化的青年士兵為軍校學員。這是近代中國，軍制轉型期中的第一所現代化的陸軍軍官學校，段祺瑞報名參加考試，竟以第一名的榮銜，考進了這所陸軍官校。這時正是所謂「同治中興」的高潮期。這所現代化的中國軍校，辦得十分認真。三年的基本軍事教育，把一些像段祺瑞那樣的有志青年，教育成一批扎紮實實的現代軍人。
軍校畢業之後，經過一番實習，段祺瑞又於1888年被遴選前往德國留學，入德國軍校深造。其後再被派往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克虜伯」（Krupp）兵工廠見習，學習使用和維修當時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所以當段氏二十五歲，從德國學成歸國時，他就成為當時落後的中國鳳毛麟角的、也是史所未有的現代化青年軍人了。
德式的軍事教育，對段祺瑞後來的為人、從政、練兵、帶兵，都太重要了。第一是在心理上，他一生崇德。據說他以後偶爾生病，要服食西藥時，他首先要問明，是否是「德國製造」？連小小的阿司匹林，他都堅持非德制不服雲。近現代中國崇德的最高領導人，非段一人也。後來的蔣介石都害有崇德癖。蔣氏當政後，他治軍組黨，都以德意志為理想模式。毛澤東也最看重普魯士，並且說過：「如果中國是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魯士。」德國人的好處是苦幹、誠實、愛國、重規矩、守紀律、做事有效率，歐洲大陸，無與倫比者。但是任何民族，有其長必有其短。德國人為人處世，過社會生活，往往也就獨斷專行，對「絕對主義」（absolutism），有其偏好。朋友，我們的「老蔣總統」和「毛故主席」，就是如此呢。成也由它，敗也由它。我們的「段老執政」，也是如此也。沒啥稀奇吧，此是後話。
可是在段氏從德國回國之時，卻懷才不遇，被冷落了好一段時間，始學有所用。何以如此呢？我們還得回頭翻翻「民國通史晚清導論篇」，簡單地說個所以然。
陸軍轉型，晚於海軍
筆者在拙作《晚清七十年》里，曾不厭其詳地討論過我國海軍現代化轉型的故事。因為「堅船利炮」，原是林則徐時代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第一個目標（也可說是近現代中國搞「四化」的嚆矢吧）。到「同治中興」時代，中興名臣，尤其是左宗棠和李鴻章，曾停辦舊有的「水師」，而集中全力去發展現代化的新海軍。在導論篇里，筆者曾一再提到，他們以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居然從無到有地，建立了當時遠東最強大的一支現代海軍（其實力竟然超過當時英國的「遠東艦隊」）。不幸的是，這朵鮮花，卻插在狗屎里。那個顢頇、腐敗、落伍、無能的晚清大朝廷，卻不能與這個一枝獨秀的新海軍相配合，結果被日本打得全軍覆沒，使數十年搞堅船利炮的洋務（也就是四化工作），前功盡棄。
在光緒初年，李鴻章對陸軍現代化，也並沒有忽視呢。上節所敘述的，段祺瑞受教「北洋武備學堂」，便是近現代中國陸軍轉型的開始。只是它略晚於海軍罷了。其原因，第一是當時中國人所最羨慕的原是洋人橫行世界的「鐵甲」。對陸軍他們倒還有若干自信，不急於改革。第二便是驕傲而又有實戰經驗的湘淮兩軍的將領，既藐視，又嫉妒新陸軍的建設。這一強大的內在阻力，縱是李鴻章也不易克服，所以陸軍的轉型運動，就略晚於海軍了。
因此當段祺瑞一夥，從德國學成歸國時，一時卻苦於有志難伸。因為大清帝國雖有此現代化的陸軍人才，而無此現代化的陸軍軍制。有新式訓練的回國留學生，就只好在舊制軍隊的「隨營學堂」里，去做做學非所用的低級教官了。這一尷尬，不但是段祺瑞的遭遇，連晚一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