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雲南起義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講辭節要
1995年12月25日是世界基督徒的「聖誕節」；也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行憲紀念日」；也是中國近代史上，反對袁世凱做皇帝的「護國運動」的「雲南起義」八十周年紀念日。現在且談談「護國運動」。
「護國運動」和「雲南起義」是什麼回事呢？這一問題，不但是今日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說得清楚，就連當年親身參與其事的基層人士，亦不甚了了。記得遠在1958年，當我個人在哥倫比亞大學，襄贊李宗仁先生撰寫他的「回憶錄」的時候，我才知道李將軍一生的輝煌事業，實是從他在「護國軍」中「炒排骨」（當排長）開始的。在他第一次參加「討龍」（龍濟光，袁之愛將，時為廣東將軍，加封郡王）時，他頭上中了一彈，打掉滿嘴牙齒。這傷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長就要為「護國」捐軀了。
他大難未死，因功遞升連長，繼續參加「護法戰爭」。李連長一次在戰場上觀察敵情，剛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彈。他如遲起一秒鐘，李連長也要為「護法」捐軀了。
李將軍為著「護國」和「護法」，他生死之際，空間上只差一寸，時間上只差一秒。他當時如為一寸一秒之差而戰死沙場，則後來的「北伐戰史」和「國共內戰史」，都要改寫了—你能說，歷史沒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雖為護國、護法，出生入死，他當時對護國、護法，究為何事，卻不甚了了。其後官高極品，戎馬倥傯，當然就更是無暇過問了—直至他被毛、蔣二公趕出大陸，在紐約做寓公，經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請，撰寫其回憶錄時，他對什麼護國、護法就不能再馬虎而要略知其詳了。
我那時是李流亡總統的流亡秘書和研究助理，我有義務替這位上將研究員補課。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劍農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鄧之誠的《護國軍紀實》和陶菊隱的《督軍團傳》等書，讓他去「研究」一番，以幫助「回憶」。誰知這些史書，對一位退休老將，實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後來我靈機一動，竟借來了蔡東藩的《民國演義》。不意此書竟大受歡迎。不但李公本人，就連李夫人郭德潔也閱讀起來，並參加討論，由淺入深，觸類旁通，就書到用時方恨少了。
你可別小看這部「演義」。它雖是一部小說，但是除了「小鳳仙」一類花邊，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類的雜料之外，它對一般軍國大事、政府文獻、往來電訊，卻都是抄自當時喧騰社會，而今已失傳的史學「第一手資料」的各種報刊—李氏夫婦當年也都曾讀過或聽說過的各種報刊。一經提醒，再加史書印證，在回憶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實了我們研討的興趣。
此事後來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對我竟大為稱讚，認為是特有史識。蓋中國近代史中所謂「護國」、「護法」等等的一部軍閥時期的爛賬，縱是資深史家，耄耋前輩，對之亦鮮有不暈頭轉向也。
宏觀認知，微觀探索
根據這一類治史的特殊經驗，和個人數十年教讀歷史的些許心得，我也認為處理像「護國運動」這一種類似的史學個案，對它宏觀的認知和微觀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廢的。所謂「宏觀的認知」者，並非認定某種史學理論作為框框，然後去搞「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吾之所謂「宏觀的認知」者，是看這一脈相承的歷史本身的變化，然後聚積其相關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頭看出這段歷史發展的脈絡。
換言之，歷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諸葛孔明，未卜先知。歷史家只是司馬懿，「事過則知」—事情發生之後，把data輸入電腦，按鍵分析，然後才能「恍然大悟」，長嘆「原來如此」！因此「宏觀認知」和「微觀探索」實是社會科學治史的不二法門。所以我們治「民國史」，雖上智如胡適與梁啟超亦難下筆，因其時間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來由於蔣、毛二公相繼物故，中國與世界也同時發生了史所未有的變化。瞻前顧後，則為20世紀的中國史，做點從大看小的「宏觀認知」，和對各項答案，像「護國」、「護法」、「西安事變」……做點從小看大的「微觀探索」，下點「定論」，應該是此其時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從「宏觀」、「微觀」兩個層面，對「護國運動」加以透視而試論之。以就教於大會同文。
共和崩潰是歷史的「必然」
在宏觀認知之下，我們對「共和民國史」（republi history，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麼「脈絡」呢？
我個人教讀民國史數十年，總是堅信：一部中國近代史（包括現代、當代）便是一部中國近代轉型史。什麼是「轉型」呢？長話短說，就是把落後的「傳統中國」，轉變成進步的「現代中國」。這種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小至雞毛蒜皮，衣食住行，刮鬍須，修指甲（微觀）；大到宇宙觀，人生觀，政經理論，價值標準（宏觀），無一不轉。但是在中國近代史上，轉得最突出、最敏感，影響最大，爭議最多，犧牲最重的，則是政治制度的轉型；尤其是中央政體的轉型—我們最後的目標，是把「君主專政」轉變成「民主共和」。
從總體說來，我國近代轉型運動是從鴉片戰爭（1839～1842）開始的，但是政治轉型則遲至五十年後的戊戌變法（1898）—康有為、譚嗣同等企圖把中國傳統的君主專政，轉變成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戊戌變法徹底失敗了，才由楊衢雲、孫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來廢除帝制，改采美國式的三權分立—總統、法院和參眾兩院制的共和政體。
果然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為時不過八十三天，到1912年1月1日，美國式的共和政體，便在中國大搖大擺地出現了—這一記「辛亥革命」和隨之而來的民初共和政體，在中國近代史上算個什麼東西呢？那堅持「一次革命論」的國共兩黨理論家都說是辛亥革命「失敗了」—國民黨認為是「革命尚未成功」。共產黨就乾脆譏之為資產階級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觀察的黨外人士胡適之先生，則扼腕嘆息。他認為中國喪失了那一段最能實行民主政治的機會—因為民初政壇上那批活動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親口一再向我說的）。胡適暗中之意，實在是認為民初那批國會議員，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與民主素養的人物。他們比後來國民黨的「立監委國大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們失去了實行美國式民主的機會多麼可惜！
上述三種理論，事實上都是一種分析中國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們今日如聚積足夠的data輸入電腦，其結論就不一樣了。通過宏觀認知，我們覺得中國近代史上整個轉型期，大致需時兩百年（1840～2040），姑名之為「歷史三峽」；而轉型程序，尤其是政體轉型則有明顯的「階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敗，它只是這個歷史三峽中的一個階段之完成，一個險灘之通過而已—事實上，國共兩黨的政權，也只是這個時歷兩百年的歷史三峽里，先後兩個階段而已。
事過百年（1898～1998）回頭看，我們的政體轉型（從獨裁專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陸上還在搞一國兩制；台灣還在搞撤銷黨籍和護黨救國。雙方對民主政治，都還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麼，我們如期望八十多年前歷時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製為共和，豈不是天大笑話哉？！
胡適之之興悲，良有以也。孫中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我們的結論是：民初共和政體、代議制度之失敗，原是個歷史上的「必然」。
這個近乎武斷的結論，我想當今的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會有二話吧！
失敗既屬「必然」，那麼失敗後的民國孤兒，總得有條出路—為求此出路，事實上，孫中山和袁世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孫、袁二人都認為民國政治其後的出路，必然是執政領袖的「個人獨裁」。中山於1914年7月把國民黨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時，曾公開要求黨員宣誓並按指模「服從」甚至「盲從」他一人。
袁世凱則自始至終圖謀建立合法或非法的個人專制的權力，從終身總統，到專制皇帝—明乎此，我們就可以肯定地說，辛亥革命之後，時未到三年，以孫、袁二公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兩派政團，都已一致承認：
（一）不適用於中國的共和政體已徹底崩潰；
（二）繼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個人獨裁。
三峽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孫中山、袁世凱，雖然在政治上是一對死敵，但是對獨裁政權的看法，倒是一個銅元的兩面，沒啥軒輊。可是他二人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上的歷史地位，卻有「收山」與「開山」之別。
孫中山是屬於後一型態的開山之祖。他雖然也主張獨裁，但是在理論上他是個有所為而為的獨裁。他要通過「軍政」、「訓政」去實行「憲政」的「代議政府」的—做到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