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仁秋
唐德剛教授逝世兩周年之際，遠流出版公司決定出版他的《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的幾位同仁，協助該公司編輯整理唐教授的書稿，我也藉此機會再次重讀唐教授的這部民國史及其他史學著作。《段祺瑞政權》付梓在即，我們口述史學會的會長禤福輝寫了編者序介紹本書的整理過程，並命我也寫一短文，談談我閱讀唐德剛史學著作的體會。
唐德剛教授生前便文名遠播海內外，他的史學著作和其他著作廣受歡迎，擁有眾多的讀者；他逝世之後，他的著作成為海內外華文世界的寶貴人文財富。這是唐教授的非凡成就，早有識者論之。
如果我們問，為什麼唐德剛教授的史學著作會有那麼大的魅力，在海內外華文世界長盛不衰地擁有眾多熱情的讀者？最簡單的回答，是唐教授寫得好。好書自然有人讀。如果我們接著問，唐德剛教授的史書寫得好，好在什麼地方呢？這就不是三言兩語便講得清楚的。我願在此短文之中，不揣淺陋，談談我對唐德剛教授史學魅力的認識和體會，求教於喜讀唐氏作品的讀者朋友們。
我是專業歷史工作者，喜歡讀唐德剛教授的史學著作，有些著作是一讀再讀。綜合多年的閱讀體會，我最佩服唐教授的是他有非凡的本領，將個人興趣、當代顯學、大眾經驗及心理恰到好處地融合在一起，寫出既有卓越見識、又讓一般讀者讀來倍感親切的歷史著作。
唐德剛教授治史的個人興趣是中國近現代史；他在他的著作中數十年「曲不離口」地討論中國的「轉型」（transformation）問題，本是當代顯學；而唐教授反覆申述的中國「轉型」的長期性、「一轉百轉」的複雜性，經他老人家那支健筆深入淺出地闡釋描繪，則表現為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日常經驗，有具體真實的人物故事可供參證、回味、思考。試問當代中國人，誰沒有生活在「轉型期」酸甜苦辣百味雜陳的體驗和觀感？當代中國，變化之快，真使人有十年已一世、滄海變良田之慨。在此「一轉百轉」、越轉越快的「轉型期」，常被轉得暈頭轉向、有滿肚子委屈、困惑的中國人，抽空坐下來翻一翻唐教授的歷史書，讀他那些對中國轉型特殊經驗獨具卓識的歷史分析和他的具有濃厚中國人情味的文字，自有一種親切。
「轉型」學成為當代顯學，原是人類經驗的自然反映：歐洲、美洲，中國，以至全世界，由「前現代」「轉型」到「現代」，自然有無窮的問題要研究，於是有各種理論應運而生。唐德剛教授生於1920年，在祖國度過青少年，親身經歷過中國的「轉型」，目睹了中國人的奮鬥追求、挫折失望。他在大學、研究所的專業是歷史學，受教於顧頡剛、郭廷以等名師，對中國「舊史學」向「新史學」的「轉型」，也有真切的認識和體會。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唐教授在當時的美國史學重鎮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讀博士學位，更是廣泛研讀當代社會科學的新理論新方法，對各國之「轉型」，有所比較；他將這些新理論、新方法，以比較的方法應用於研究中國之「轉型」，並將自己的親身體驗觀察融入於歷史分析，數十年如一日地以通俗清新的文字呈現自己的研究結果，終於成為獨樹一幟的史學大師。
唐德剛教授沒有創立任何「轉型」理論，但他卻將中國的「轉型」歷史寫得精彩萬分，因為他善於博採眾家之長，同時又極清醒地避免各種門戶之見。唐教授是一位虛心而又自信的學者。他在念博士期間，虛心學習現代西方社會科學，由衷讚歎西方現代歷史學引進社會科學理論方法之後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唯其虛心，他也能看到西方理論的局限性。比如說，他很早就指出，西方研究「現代化」及「轉型」的許多理論、方法，注重人類經驗的「通性」是其長處；但忽略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則是其短處。揚其長避其短，是唐教授很早就得出的結論，也是他多年撰述中國「轉型」歷史的具體寫作實踐，我們讀他老人家的書，時時便會看到他在不同地方對此問題的討論和提示。
唐德剛教授是一個有抱負的史學家。他既有對西方學術界顯學各派識其長亦見其短的眼光，隨之而來的便是他要超越各家各派的自信和雄心。早在1962年，正當壯年的唐教授便和一家美國出版公司（Crowell-Collier，1965年後改名，通稱麥克米蘭〔MacMillan〕）簽過約，擬以英文寫一部中國現代通史。此書後來因故未能完成，但唐教授撰寫一部有特色的中華民國史的雄心始終未泯。據汪榮祖教授回憶，唐教授於1980年發起組織「北美中華民國史學會」（1983年正式成立時改為「北美20世紀民國史學會」），「唐德剛原意要大家合寫一部『民國史』」，「他有鑒於當時中國大陸與台灣研究民國史都不免受到政治的干擾，所以認為我們得天時、地利、人和之便」，可以「搞一個民國史研究的第三勢力」（《唐德剛與口述歷史》，遠流版，頁117～120）。
現在回頭去看，唐德剛教授當年雄心勃勃，是因為他對這「第三勢力」的諸項優勢（新的眼光、新的方法和新的史料）有清醒的認識和充分的自信。唐教授熟讀中國傳統史學、當代西方顯學，對中西、新舊各派均知其長短，由此而發展起來的比較史學、宏觀史學的眼光和方法，就不是當時遵循官方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教條的大陸學者，或恪守傳統史學清規的台灣學者所能具備的，更不用說那時候兩岸學者都仍受制於政治干擾。至於史料，試問有誰比唐德剛更有優勢呢？他老人家不僅對傳統史料如數家珍，更得天時、地利、人和，對李宗仁、胡適、顧維鈞、張學良等民國期間的黨政要人和文化教育界領袖進行過口述歷史訪問，和他們有過長時間的交往，對他們有近距離的觀察。當然這些口述史資料後來都已公開，並翻譯成中文供研究者及一般讀者參考閱讀，人人都可使用。只是沒有唐德剛教授那種親自長時間地進行口述史訪問並下工夫核對史實的實踐，要達到唐教授對這些口述史資料的領會、消化和恰到好處地使用的那種水平，不是不可能，但是難乎其難。
試舉一例。本書「餘緒」所收《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一文，將1920年代中期中國軍閥混戰的一團亂麻，作剝繭抽絲的分析，主旨是運用「轉型」理論架構，把「軍閥混戰」作為中國現代轉型的一個階段處理。唐德剛教授寫這段歷史，固然把有關文獻資料翻遍，而他居然見過、訪問過至少兩個當年打得死去活來的軍閥—張學良和張發奎，這種經歷，與唐教授同輩的學者就很少有，更不要說老軍閥死後，年輕一輩的學者連見一見軍閥的可能性都沒有了。當年見過張學良、張發奎的學者也許不止唐德剛教授一人，但張學良只信任唐德剛，只願意跟唐德剛談往事，所以只有唐德剛能在他的歷史著作中將活的史料信手拈來，將往事寫得鮮活生動，也把軍閥寫得惟妙惟肖。唐德剛教授在該文中先敘述了張學良、張發奎1927年5月在豫南之駐馬店、郾城、周家口的一場惡鬥：
奉軍以其國際馳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轟張發奎。六十餘年過去了，去年（1990）張漢公與筆者談及此役猶眉飛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嘗與張大王（張發奎在軍中的綽號）詳談駐馬店之戰。
數頁紙之後，唐教授則記述六十年後「談及此役猶眉飛色舞」的張學良的另一面：
據張學良將軍近年告我，他在1927年夏季自鄭州班師時，便決定力諫老帥，停止內戰。蓋連年殺伐，他耳濡目染，覺得內爭太無意義而老百姓受禍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鄭州登車返京時，在車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帥細詢之下，竟與之相對流涕。張學良那時不過二十七歲，還是個血性青年。這位老人的故事，觸發了他潛在的良心—他自覺不能再做個禍國殃民的青年軍閥。回到北京之後，乃泣諫老父全師出關，內戰是絕對不能再打了。
這種筆法，將人物寫得有立體感，亦將歷史的複雜性層層呈現，到收篇時唐教授對「軍閥」所作的「反思」討論，便有說服力。這時，雖然他不再提張學良，但上引張學良與家破人亡的老者相對流涕的故事，仍是他「反思」討論「軍閥」的依據之一。我們看唐教授寫來，一氣呵成，彷彿全不費力氣，但我相信，沒有他那樣得天獨厚的口述史訪問經驗，縱然有他那種才氣，也寫不出他這種生動的歷史文章。
當年「第三勢力」諸項優勢俱在，卻終於沒有建立起來。我想，這大概是唐德剛教授他老人家在文章中不時提起的，「天朝棄民」海外謀生「滿腹辛酸」的一部分（順便說一句，這種辛酸亦是「轉型期」種種辛酸之一種）。唐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超越辛酸，在七十歲退休之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做一個倔強的單幹戶，單打獨鬥地寫晚清、民國史，在八十歲中風生病之前，完成了《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等著作。這些書出版後大受歡迎，居然還有盜版！唐教授當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