禤福輝
唐德剛教授長期鑽研民國史，數十年如一日。他的早期著作和晚期作品的重點頗有不同。早期的著述都是專著，主要是口述傳記，以1950年代後期參與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史學部（ese Oral History Project）的訪談為基礎，如《胡適口述自傳》和《李宗仁回憶錄》，都是傳誦一時的經典之作。晚期作品則特別著重撰寫民國通史，氣魄恢宏，觀點獨到；而且極力打破繁瑣、枯燥的學院派傳統，以「唐派新腔」的散文下筆，幽默、流暢，亦莊亦諧，妙趣橫生；毅然走出象牙之塔，提倡「務求其通俗」的主張，以期實現雅俗共賞的目的，為兩岸千千萬萬的讀者所熱烈歡迎。
1991年夏唐教授從紐約市立大學退休，剛放下教鞭，便潛心撰寫民國通史。先後出版《晚清七十年》（1998）和《袁氏當國》（2002），前者是「晚清導論篇」，後者是「北京政府篇」，二者是互相銜接的。2000年修訂了撰述計畫，打算分為五篇，除上述兩篇外，還有「國民政府篇」（1928～1949）、「人民政府篇」（1949～2000）和「『國民政府』在台北」（1949～2000）等三篇。2005年，撰述計畫中的「人民政府篇」面世；但是這個計畫的主軸—「國民政府篇」卻始終沒有出現。
2001年底唐教授害了一場重病，差點不起，體力恢複很慢。直到2005年，健康狀況稍有起色，便與吳章銓博士重新審議撰述計畫，再次修訂計畫大綱，分為「軍閥篇」（1916～1928）、「五四運動篇」（1919）、「北伐篇」（1927）、「國民政府篇」（1928～1937）、「抗戰篇」（1931～1945）和「中國近代轉型論」等六篇，顯然比2000年的大綱較為細緻。可惜重病之後，年高體弱，終究心有餘而力不足，很難再振筆直書了。修訂計畫無法落實，董狐之筆從此封塵，民國通史計畫不幸中斷。
但是他對民國通史始終未能忘懷，在閑談時常常流露出無限悵惘。自2007年起，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同仁常常結伴到唐府拜訪，有時七八人，有時兩三人一同前往。除了正式訪談外，也陪兩老閑聊，天南地北，無所不談。他老人家談得高興時，就不斷鼓勵大夥分頭撰寫民國史。2009年初我們最後一次到唐家探望，他還是苦口婆心，舊事重提，並且一再講述近四十年前（1971）推卻撰寫「蔣總統全傳」的往事，感到萬分遺憾。看來民國通史沒有完成，撰寫「蔣傳」的難得機會悄然溜走，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在過去兩年，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同仁分頭整理他留在紐約的手稿、論文、詩詞、書信等資料，現在總算有一點頭緒，希望為中斷的民國通史計畫做一些補充，《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正是我們的初次嘗試。他多年前以英文寫成的《中國革命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ese Revolution）的翻譯工作也快要完成，希望不久可以付梓。但願能夠按照他的修訂大綱，整理現有資料，逐步編輯成書，以慰良師的期盼於萬一，並聊表無限懷念的微意。其實《段祺瑞政權》一書，遠流出版公司早在2004年就差不多編好了，後來把初稿送唐教授過目，不料出了亂子，郵寄回台灣的訂正稿不幸遺失，一去無蹤。直至今年初，游奇惠主編舊事重提，寄上原出版計畫，建議我們把遺稿重新編纂。遠流的建議與我們的構想不謀而合，可謂求之不得，因此立刻表示贊同。我們馬上著手整理資料，除已在《傳記文學》發表的幾篇有關軍閥的文章外，又從他的遺稿中挑出《談談打打的護法戰爭》（此文太長，現在拆為兩篇，按原來小題，分出《再造民國，段閣復起》一文）和《論桂系》兩篇未刊長文，並翻譯了早年在哥大的英文講稿《民國軍閥概述》以作補充，終於使本書劫後重生，能夠與讀者諸君見面。
不過，複查修訂大綱，他顯然有意全盤探討軍閥史的種種問題，並非僅以皖系軍閥為限。但是，遍翻遺稿，沒有發現直系的文章，也沒有討論粵、滇軍閥的稿子，所以本書基本上還是以皖系及黎（元洪）、段的府院鬥爭為主軸。
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描繪袁後中國的狀況，闡述北洋軍閥和政客的爭奪，實力派段祺瑞脫穎而出，掌握大局的經過，其中《王綱解紐，軍閥割據，政客縱橫》一文深入分析了軍閥時代出現的原因，不斷互相砍殺的現象，憲制混亂，黎、段寵臣的纏鬥造成府院之爭的經緯，可以說是全書的綱領。此外，《民國史軍閥篇四圓四方圖解》一文，簡明扼要地闡明軍閥時代的分期。民初大小軍閥三千多人，縱橫捭闔，朝秦暮楚，史實紛繁，使人眼花繚亂。唐教授抽絲剝繭，條分縷析，並附上圖表，把軍閥時代（1912～1928）分為四期，每期四年，井然有序，化繁為簡，一目了然，清楚闡述了軍閥割據時代的梗概，難能可貴。
第二部分專論段祺瑞政權，說明黎、段上台後不久，就爆發嚴重衝突，勢成水火，鬥爭極端激烈。袁世凱死後，黎、段兩頭馬車走馬上任，恢複《民元約法》和舊國會，行「虛君實相」的責任內閣制，其實是非牛非馬的混亂制度，既非總統制，也不是真正的內閣制，因此政府運作極度困難；同時人事問題複雜，黎、段的「二爺」（寵臣）孫洪伊和徐樹錚纏鬥不休，結果1917年竟借參戰案而爆發激烈的府院之爭，黎聽信政客胡言，昧於時勢，悍然拉段下馬，引起北洋軍閥群起反對，結果舉國騷然，天下大亂，終於造成統一的中國一分為二，禍延至今，兩岸分裂狀態依然無法解決。
第三部分「餘緒」中，《論桂系》是唐教授的未刊遺稿，只有前半經過整理、繕正，後半篇是未經修飾的初稿，然而全篇深入淺出地探討桂系的特徵，綜論其在民國史中所起的作用，觀點獨到，言人所未言，值得細讀。桂系雖有相當獨立的武力、地盤和財力，卻始終不能入主中樞，充分反映其地方軍閥的特性。不過新桂系統一廣西後，能夠認清大局，加入國民黨，成為支持革命軍北伐的最重要力量，而國民政府的確立，桂系的歸附也絕不可少。北伐後李、白勢力迅速膨脹，如日中天。但是1929年2月「武漢事變」爆發，竟然不堪一擊，土崩瓦解，不但充分暴露桂系的弱點，而且也加強了蔣介石削藩的決心，引發中原大戰（1929～1931），同時張學良於1930年秋應召率師入關參戰，翌年日寇便乘機炮製「九一八事變」，最終造成全面侵華之局。因此「武漢事變」與「西安事變」同是近代中國國運的轉折點，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一文是唐教授的力作，扼要闡述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後勢力迅速膨脹的經過。這時張作霖擁有三十七萬雄師，打算以武力統一全國。不到一年便控制黑、吉、奉、熱、冀、魯、蘇、皖八省，天津、北京、上海三市，擁有半壁江山，傲視群雄。稍後老帥更應孫傳芳之邀，出任安國軍總司令，1927年又在勸進聲中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儼然以國家元首自居。然而由於抗拒日人無理要求，結果難逃「皇姑屯事變」的厄運，粉碎了奉系一統中原的宏圖。
從整體而論，軍閥也有賢與不肖，不能一概而論。「張作霖，軍閥也，然作霖竟以拒簽『五路』條約而死國。吳佩孚，亦軍閥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據說，最後亦以誓不事敵而招殺身之禍。張宗昌，軍閥中之最下陳者，然濟南慘案前，亦嘗堅拒日軍化裝直魯軍以抗南軍之要求。大節無虧，均足垂名青史。」（見《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另一方面，段祺瑞掌權之初，根據《民元約法》，實行責任內閣制，基本上還是依法行事的，並非後來無法無天之輩可比；而且「黎、段二人都還算是正人君子，有節操、識大體而清廉可風的、難得的政治軍事領袖」。問題出在民初根本沒有實行現代議會政治的條件，因此「形勢比人強，非兩個老軍閥的二『人』之過也」，可說是持平之論（見《皖系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不過，唐教授深信我國最終必將走上民主、法治的道路。他說，「我民族要做到把法律當皇帝的這一步，最樂觀的估計，恐怕最少還要等四十年。」（見《再造民國，段閣復起》）只是四十年的推斷，說不定還是有點太樂觀吧。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改朝換代總不免出現藩鎮割據現象，昔日的所謂藩鎮，就是近代的軍閥。如果我們從西漢算起，藩鎮割據之局先後出現不下三十次。從宏觀史學來看，軍閥割據是我國轉型期中一個偶然現象。「我國史上第二次大轉型，從帝制向民治轉去，這個總方向是必然的，不會變動的；但是在各小階段中的變動，則往往是偶然的，不可捉摸的，和反覆無常的。這個偶然出現的軍閥階段，就是個很標準的說明」（見《王綱解紐，軍閥割據，政客縱橫》），相信是十分客觀的推斷。
在編輯本書期間，蒙各方友好大力協助和匡正，特此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