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2日，辛波斯卡生於波茲南附近的小鎮布寧（現屬於庫爾尼克）。這座波蘭小鎮上有許多新哥特建築。她出生的房子是一所兩層樓的大房子，紅色屋頂，現在仍保存著，臨近一個狹長的湖泊。她的父親是個小職員，1936年去世，當時辛波斯卡才十三歲。她還有一個比她大六歲的姐姐瑪麗亞·諾沃耶卡。她在詩中不太寫私人事務，家庭成員也極少出現於她的詩中。只有在《終於，記憶》一詩中，父母的形象隱約出現，然而是在一個夢中：「他們的臉龐如兩盞燈，在黃昏，發出幽暗的光」。《讚頌我姐姐》一詩中則出現了姐姐，一位從不寫詩，卻喜歡寄明信片的姐姐。除此之外，我們對辛波斯卡的家庭幾乎一無所知，正如我們對她本人的生活所知甚少。她喜歡將作品推到前景，希望我們只閱讀她的作品，而她自己則藏身於作品背後，正如墨西哥詩人帕斯說的：「詩人沒有傳記，寫作才是他們的傳記。」
辛波斯卡的童年和少年並不安定。1926年，辛波斯卡一家移居波蘭小城托倫，她在那裡上小學。1931年，全家又移居克拉科夫，她在這裡上完小學後，進入一所修道院學校，並嘗試寫作。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突然降臨，辛波斯卡的生活秩序被打亂。戰爭期間，她只能在一所地下學校獲取畢業文憑。她寫下了一些詩歌，在某次搬家期間，她還寫了一個短篇小說，不過從未發表，以為這是一篇沒有什麼價值的作品。1943年，為躲避進入德國的勞動營，她在一家鐵路公司當職員。兩年後，她入讀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大學，專業是波蘭語言文學，隨即轉入社會學。不過，這並不是一個具有前途的專業。戰後的波蘭迅速斯大林主義化，社會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學科而正被取消。她只學習了一年社會學。她並不清閑，上學的同時，還在一個小編輯部做校對工作。
1945年3月14日，對辛波斯卡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波蘭日報》副刊《戰鬥》發表了她的處女作《我搜尋詞語》，她作為詩人的生涯以此為起點，雖然這中間似乎具有一種偶然性。她曾經在一個訪談中說過，如果最初發表的是小說，她也許會成為小說家。可是命運偏偏讓她成為了詩人。然而對偶然的忠誠才能成就命運，這也是辛波斯卡在詩中一再表現的主題。她在生活中也是這麼實踐的，她的一生是忠誠於詩歌的一生，當然，她真正忠誠的是生活。
當時，波蘭詩人亞當·符沃德克在《戰鬥》編輯部工作，他是一名已出版過十幾本詩集的詩人，負責聯繫辛波斯卡。符沃德克十分欣賞她的處女作，發現辛波斯卡讀的詩集那麼少，他驚訝得頭髮都豎起來了。小時候，辛波斯卡家裡只有卡斯普羅維奇、泰特馬耶爾的兩本小詩集。她對現代詩歌幾乎一無所知。出於偶然，同學送她一本戰爭前出版的布岑科夫斯基詩集，她在淪陷期讀了這本詩集，這也許是她接觸的僅有的先鋒派詩歌。而符沃德克藏書豐富，她經常去借書看。兩人迅速相戀，並於1948年結婚，不過，這段婚姻並不圓滿，只持續了六年。
辛波斯卡的第二位丈夫科爾內爾·費利波維奇是一名作家，二戰期間曾參加地下抵抗運動，不久被關進德國集中營，戰後被解放回波蘭，隨後從事小說創作，出版過二十餘部小說，1990年去世。他在辛波斯卡的內心佔據著重要的位置。1993年的詩集《結束與開始》中充滿了她對丈夫的思念、對過往歲月的沉思、對命運的恐懼，以及由此而來的對生命的澄澈領悟。在其中一首《事件的版本》中，她寫道：
個體的命運
被賦予我們，為了審視：
多數命運被我們拒絕，
帶著恐懼與憂傷。
以及：
愛吸引著我們，
是的，但必須是
兌現承諾的愛。
他們通過這次婚姻兌現了愛情的承諾，也履行了在塵世的愛的義務。尤其是那首飽含深情的《一見鍾情》，更是由愛的激情進而深入了對命運和機遇的思考。這首詩廣為流傳，打動過不少讀者，包括波蘭導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結束與開始》出版當年的聖誕節，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華沙街頭的一個書攤上無意中發現了這本詩集，本來想把詩集送給《三色》的譯者羅曼·格林，因為辛波斯卡是格林最喜歡的詩人。當他翻閱詩集時，讀到了《一見鍾情》，這首詩的主題與他正在拍攝的《三色》最後一部《紅》十分接近，於是他留下了這本詩集。
辛波斯卡並非橫空出世的天才詩人，而是一名逐漸演變、豐富、深邃的詩人，寫詩對她來說是思考生命的最佳方式。她的詩就像樹木的年輪，經受著歲月的磨礪，生長出清晰的脈絡。1949年，她試圖出版一部詩集，卻因當時的波蘭審查制度而流產。這部詩集中有這樣的詩句：
我們曾把世界弄得先後沒有秩序，
——它是那麼細小，兩隻手就能抓住它，
那麼平易，可以面帶微笑地將它描寫，
那麼普通，就像祈禱中的古老真理的回聲。
這裡我們可以隱約發現辛波斯卡詩歌的胚芽。不過，她隨即遏止了這一胚芽的生長。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詩集《我們為此而活著》，這本在藝術上並不成功的詩集，涉及蘇波友誼、戰後重建、帝國主義等宏大主題，裡面只有幾首愛情詩以低沉的語調透露著她未來詩歌的走向，大多數詩歌顯得空洞而虛假。這是一個完全令人感到陌生的辛波斯卡。然而，這本詩集一出版就迅速引起評論界廣泛關注。同年，她加入了波蘭作家協會和統一工人黨。（1966年，因不滿哲學家列舍克·科瓦科夫斯基被開除，她宣布脫離統一工人黨。）
1954年，她出版第二部詩集《向自己提問》，在這本集子里，政治主題並未消失，卻有所削弱，高亢的詩歌中摻入了一些低語。比如《向自己提問》一詩，她通過一系列質疑開始自覺地搜尋並辨認出自己的聲音——對人性困境的敏感、對愛和真實的渴望和對沉默的敬意。在《被激怒的繆斯》一詩中，她寫下了這樣有力的句子：
幸運的是我知道，
應該怎樣去對待這種沉默。
如果我甚至不敢
去觸及帶刺的玫瑰，
我又怎能容忍
雄壯的詩句向我尖叫？
她也許意識到了自己的天賦並不適合於「雄壯的詩句」，而逐漸向「帶刺的玫瑰」傾斜，然而，對於二十世紀詩歌而言，辛波斯卡這一優雅的傾斜是多麼幸運。
《我們為此而活著》和《向自己提問》兩部詩集後來基本被詩人否定，在以後的各種選本中，這兩本集子中只有零星的幾首詩入選。她以沉默的方式清理自己的過去。在雅蓋隆大學就讀期間，她開始接觸波蘭先鋒派作家，尤其是結識了詩人米沃什，在寫作上也受到了他的影響。儘管如此，米沃什仍直言不諱：「我不喜歡她的早期作品，她經歷了斯大林主義階段。」不過，米沃什接著承認，「但（她的）每一部詩集都在變得更好。」1957年，《呼喚雪人》出版，這是一部標誌性的詩集，從此她自覺地擺脫了政治詩的僵化聲音，以柔韌而多層次的聲音進入她所擅長的自然、愛情、人性、存在等眾多主題。她的詩集不多，每本詩集一般也只有一二十首詩。她是少有的以少勝多的詩人，猶如一生只寫了一百多首詩的美國女詩人伊麗莎白·畢肖普。
辛波斯卡的生活，則令人想起美國女詩人狄金森和德國詩人德羅斯特·許爾斯霍夫。她也是一名深居簡出的詩人，不喜歡出入公眾場合，不喜歡接受採訪和詩歌朗誦（她有一首《怯場》表達的就是對公開朗誦詩歌的反感）。寧靜的克拉科夫古城是她生活的中心。1953年至1981年，她一直是克拉科夫《文學周刊》編輯，負責詩歌部，培養了大批年輕詩人。
她沒有生育。詩歌就是她的子女。她過著樸素甚至近似苦行的生活，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後的晚年。她喜歡抽煙，喜歡鯡魚和伏特加。她不是一個熱衷於在生活上歷險的人。她身上並沒有多少波希米亞氣質。她的日常生活平淡無奇，這將為難任何試圖為她寫傳記的人。事實上，她拒絕別人為她寫傳記，她只希望人們能專心地去閱讀她的作品。她不願意成為明星，即使在獲得舉世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之後。199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十分特殊，這一年是化學家諾貝爾逝世一百周年。前一年的得主是愛爾蘭詩人西默斯·希尼，很多人沒有料到諾獎會連續兩年授予詩人。這一年的獎金是有史以來最高的，112萬美金。辛波斯卡難以避免地成為了媒體的焦點，在接受巴布里拉·文茨卜的採訪時，她還在談論這個問題：「我對我自己和我的生活並不感到滿意，至少是不滿意我生活中的某些插曲。可這些純屬個人的私事，我不會公之於眾。這會使我內心受到損害。我只是嘗試——至少部分地——將我的某些人生經驗融入我的詩中，有時成功，有時不成功。可是，要把這些得失直接說出來，這不是我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才會和盤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