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斯卡，一九二三年七月二日出生於波蘭西部小鎮布寧 ，八歲時移居克拉科夫（），波蘭南方的大城，至二〇一二年二月去世止。她是第三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詩人（前兩位是一九四五年智利的米斯特拉爾和一九六六年德國的薩克斯），第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作家，也是當今波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她的詩作雖具高度的嚴謹性及嚴肅性，在波蘭卻擁有十分廣大的讀者。她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詩集《巨大的數目》，第一刷一萬本在一周內即售光，這在詩壇真算是巨大的數目。
辛波斯卡於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在克拉科夫著名的雅格隆尼安大學修習社會學和波蘭文學。一九四五年三月，她在《波蘭日報》副刊發表了她第一首詩作《我追尋文字》。一九四八年，當她正打算出第一本詩集時，波蘭政局生變，主張文學當為社會政策而作。辛波斯卡於是對其作品風格及主題進行全面之修改，詩集延至一九五二年出版，名為「存活的理由」。辛波斯卡後來對這本以反西方思想、為和平奮鬥、致力社會主義建設為主題的處女詩集，顯然有無限的失望和憎厭，在一九七〇年出版的全集中，她未收錄其中任何一首詩作。
一九五四年，第二本詩集《自問集》出版。在這本詩集里，涉及政治主題的詩作大大減少，處理愛情和傳統抒情詩主題的詩作佔了相當可觀的篇幅。一九五七年，《呼喚雪人》出版，至此她已完全拋開官方鼓吹的政治主題，找到了自己的聲音，觸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歷史、人與愛情的關係。在《布魯格的兩隻猴子》一詩，辛波斯卡將它們和正在接受人類學考試的人類置於平行的位置，透露出她對自然萬物的悲憫，認為它們在地球的處境並不比人類卑微。然而，儘管現實世界存有缺憾，人間並非完美之境，但辛波斯卡認為生命仍值得眷戀。在《未進行的喜馬拉雅之旅》一詩，辛波斯卡無意以喜馬拉雅為世外桃源，反而呼喚雪人，要他歸返悲喜、善惡、美醜並存的塵世。在《企圖》一詩，她重新詮釋波蘭極著名的一首情歌《甜美的短歌》（「你走上山坡，我走過山谷。你將盛開如玫瑰，我將長成一株雪球樹……」），道出她對生命的認知：渴望突破現狀，卻也樂天知命地接納人類宿命的局限。
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鹽》里，我們看到她對新的寫作方向進行更深、更廣的探索。她既是孤高的懷疑論者，又是慧黠的嘲諷能手。她喜歡用全新的、質疑的眼光去觀看事物；她拒絕濫情，即便觸及愛情的主題，讀者也會發現深情的背後總有一些反諷、促狹、幽默的影子。她企圖在詩作中對普遍人世表達出一種超然的同情。在《博物館》，辛波斯卡對人類企圖抓住永恆的徒然之舉發出噫嘆；生之形貌、聲音和姿態顯然比博物館裡僵死的陳列品更有情有味、更有聲有色。在《不期而遇》，她借大自然動物的意象，精準有力、超然動人地道出老友相逢卻見當年豪情壯志被歲月消蝕殆盡的無奈，以及離久情疏的生命況味。在《金婚紀念日》，她道出美滿婚姻的神話背後的陰影——長期妥協、包容的婚姻磨蝕了一個人的個性特質，也抹煞了珍貴的個別差異：
性別模糊，神秘感漸失，
差異交會成雷同，
一如所有的顏色都褪成了白色。
一九六七年，《一百個笑聲》出版，這本在技巧上強調自由詩體，在主題上思索人類在宇宙處境的詩集，可說是她邁入成熟期的作品。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能》，和一九七六年的《巨大的數目》更見大師風範。在一九七六年之前的三十年創作生涯中，辛波斯卡以質代量，共出版了一百八十首詩，其中只有一百四十五首是她自認為成熟之作，她對作品要求之嚴由此可見一斑。在辛波斯卡的每一本詩集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她追求新風格、嘗試新技法的用心。誠如她在《巨大的數目》一詩里所說：「地球上住著四十億人，/但是我的想像依然如故。/它和巨大的數目格格不入。/它依然為個體特質所動。」的確，在其寫作生涯中，她的題材始終別具一格：微小的生物、常人忽視的物品、邊緣人物、日常習慣，被遺忘的感覺。她敏於觀察，往往能自日常生活汲取喜悅，以簡單的語言傳遞深刻的思想，以小隱喻開啟廣大的想像空間，寓嚴肅於幽默、機智，是以小博大、舉重若輕的語言大師。辛波斯卡用字精鍊，詩風清澈、明朗，詩作優遊從容、坦誠直率，沉潛之中頗具張力，享有「詩界莫扎特」的美譽。然而她平易語言的另一面藏有犀利的刀鋒，往往能夠為讀者劃開事物表象，挖掘更深層的生命現象，為習以為常的事物提供全新的觀點，教讀者以陌生的眼光去看熟悉的事物。
在《恐怖分子，他在注視》一詩，辛波斯卡以冷靜得幾近冷漠的筆觸，像架設在對街的攝影機，忠實地呈現定時炸彈爆炸前四分鐘酒吧門口的動態——她彷彿和安置炸彈的恐怖分子一起站在對街，冷眼旁觀即將發生的悲劇。辛波斯卡關心恐怖手段對無辜民眾無所不在的生命威脅，但她知道無言的抗議比大聲疾呼的力量更強而有力。她讓敘述者的冷淡和事件的緊迫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讀者的心情便在這兩股力量的拉鋸下，始終處於焦灼不安的狀態，詩的張力於是巧妙地產生了。在《聖殤像》，辛波斯卡以同情又略帶嘲諷的語調，將政治受難英雄的母親塑造成媒體的受害者。兒子受難，母親卻得因為追悼人潮的湧入和探詢，時時刻刻——接受訪問、上電視或廣播，甚至參與電影演出——重溫痛苦的回憶，一再複述兒子殉難的場景。然而傷痛麻木之後，自己的故事似乎成了別人的故事。母親流淚，究竟是因為喪子之慟仍未撫平，還是因為弧光燈太強？是個值得玩味的問題。而在《隱居》一詩，辛波斯卡拋給我們另一個問題。有這麼一位隱士「住在漂亮的小樺樹林中/一間有花園的小木屋裡。/距離高速公路十分鐘，/在一條路標明顯的小路上」。他忙著接待各地的訪客，樂此不疲地說明自己隱居的動機，愉快地擺姿勢接受拍照。令人不禁懷疑：他真正喜歡的是粗陋孤寂的隱居生活，還是隱居所獲致的邊際效益——他人的讚歎和仰慕所引發的自我膨脹和虛榮的快感？此詩以幽默、戲謔的輕鬆口吻，探討與人性相關的嚴肅主題，這正是辛波斯卡詩作的重要特色，一如《在一顆小星星底下》末兩行所揭示的：「噢，言語，別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又勞心費神地使它們看似輕鬆。」這或許也是辛波斯卡能夠成為詩壇異數——作品嚴謹卻擁有廣大讀者群——的原因吧！
身為女性詩人，辛波斯卡鮮少以女性問題為題材，但她不時在詩作中流露對女性自覺的關心。在《一個女人的畫像》，辛波斯卡為讀者描繪出一個為愛改變自我、為愛無條件奉獻、因愛而堅強的女人。愛的枷鎖或許讓她像「斷了一隻翅膀的麻雀」，但愛的信念賜予她夢想的羽翼，讓她能扛起生命的重擔。這樣的女性特質和女性主義者所鼓吹的掙脫父權宰制、尋求解放的精神有著極大的衝突，但辛波斯卡只是節制、客觀地敘事，語調似乎肯定、嘲諷兼而有之。她提供給讀者的只是問題的選項，而非答案。對辛波斯卡而言，性別並不重要；個人如何在生命中為自己定位才是她所關心的。
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是辛波斯卡關注的主題。在她眼中，自然界充滿著智慧，是豐沃且慷慨的，多變又無可預測的：細體自然現象對人類具有正面的啟示作用。她對人類在大自然面前表現出的優越感和支配慾望頗不以為然。她認為人類總是過於渲染自身的重要性，將光環籠罩己身而忽略周遭的其他生命；她相信每一種生物的存在都有其必然的理由，一隻甲蟲的死理當受到和人類悲劇同等的悲憫和尊重（《俯視》）。窗外的風景本無色，無形，無聲，無臭，又無痛；石頭無所謂大小；天空本無天空；落日根本未落下。自然萬物無需名字，無需人類為其冠上任何意義或譬喻；它們的存在是純粹的，是自身俱足而不假外求的（《一粒沙看世界》）。人類若無法真誠地融入自然而妄想窺探自然的奧秘，必定不得其門而入（《與石頭交談》）。理想的生活方式其實唾手可得，天空是可以無所不在的——只要與自然合而為一，只要「一扇窗減窗檯，減窗框，減窗玻璃。/一個開口，不過如此，/開得大大的」。當人類與自然水乳交融時，高山和山谷、主體和客體、天和地、絕望和狂喜的明確界線便不復存在，世界不再是兩極化事物充斥的場所，而是一個開放性的空間（《天空》）。
辛波斯卡閱讀的書籍範疇極廣，她擔任克拉科夫《文學生活》周刊編輯將近三十年（），撰寫一個名為「非強制閱讀」的書評專欄。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二年間，她評介了一百三十本書，而其中文學以外的書籍佔了絕大的比例，有通俗科學（尤其是關於動物方面的知識性書籍）、辭書、百科全書、歷史書、心理學、繪畫、哲學、音樂、幽默文類、工具書、回憶錄等各類書籍。這麼廣泛的閱讀觸發了她多篇詩作的意念和意象。辛波斯卡曾數次於書評和訪談中對所謂的「純粹詩」表示懷疑。在一篇有關波德萊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