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內馬政府醫院
2014年8月2日，星期六
胡瑪爾·汗去世已經四天。到目前為止，8名埃博拉護士已經喪生，活下來的護士精神受創。他們大多數人再也不肯進入三個埃博拉病區，但這些病房裡還有60到70名埃博拉患者。凱內馬的醫務人員也有堅持工作的，其中包括南希·約科護士，她曾經為葬禮整理姨媽的屍體。
世界衛生組織繼續派遣醫生前往凱內馬，嘗試穩定醫院的局勢。其中之一是約翰·謝非林，杜蘭大學醫學院的兒科專家。他主動接受了來凱內馬政府醫院工作三周的任務，報酬僅僅是1美元，還要扣除24美分以抵消行政開支。謝非林從未見過埃博拉患者，也從未穿戴過個人防護裝備。一輛路虎把他送到醫院，他站在附樓病區前，認為他再也無法與家人團聚的可能性很大。
一位叫凱瑟琳·霍利亨的英國醫生向謝非林介紹情況，教他如何穿戴個人防護裝備，然後兩人一起走進了如奧馬哈海灘般慘烈的醫學地獄。
病房裡混亂得令人驚恐。按理說這個病區只有17張病床，裡面卻塞了大約30名埃博拉患者。病房裡有全員感染埃博拉的幾家人。患者自己從一張床移動到另一張上，選擇躺在看上去比較乾淨的病床上。患病的父母進入病區，帶著未受感染的孩子，因為村莊拒絕接納父母感染埃博拉的孩子。謝非林和世衛組織的其他醫生不知道該怎麼處理健康的孩子，於是把他們安置在患者病情較輕且尚未檢出埃博拉陽性的病房裡。對孩子來說這當然不是好事，但謝非林唯一的另一個選擇就是讓他們和埃博拉晚期、傳染性更強的父母待在一起。「我們犯了錯誤嗎？是的，肯定犯了。但我們只是在掙扎求生，儘可能做正確的事情，我們在蹚水過河。」他說。
南希·約科護士儘可能延長她在病房裡的工作時間，然而到了夜裡，病房裡往往沒有任何醫務人員。天亮後，南希·約科和世衛組織的醫生總會從埃博拉病區（往往是從廁所里）內搬出幾具屍體，留在病房建築物旁。謝非林抵達後不久，凱內馬醫院共收治了一百名埃博拉患者，謝非林和同事考慮關閉凱內馬醫院的所有埃博拉病區，以此平息混亂。然而他們意識到，假如他們關閉病區，感染者就會待在家裡，由家庭成員照護，病毒會繼續擴散，更多的人將會死去。他們必須繼續開放凱內馬醫院的埃博拉病區，吸引埃博拉感染者離開原有社群，來到一個地點接受隔離。
約翰·謝非林曾經以兒科專家身份在拉沙熱研究項目組裡工作過，認識埃博拉護士中的許多人。來到醫院後，他在埃博拉病區里見到了他的兩位朋友：穆罕默德·伊拉和愛麗絲·科沃馬護士，救護車已經將他們從無國界醫生的營地接回了凱內馬醫院。謝非林抵達的當天，他檢查伊拉的情況，意識到他的病情已經無可挽回：他打嗝、尿血和便血。謝非林打破檢傷分類的規則，雖然已經無力回天，但還是盡其所能救治伊拉。他以同樣方式對待愛麗絲·科沃馬，不顧她希望渺茫的事實。她後來在他的護理下去世。謝非林將精力主要放在兒童和青少年身上，他畢竟是一位兒科醫生。「我們所有人都有一兩名患者，從他們剛送來時我們就開始悉心照護，」謝非林說，「出於天曉得什麼原因，我們把心靈和靈魂放在這些患者身上。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沒能活下來。」
世衛組織的加拿大醫生羅伯·福勒在凱內馬醫院工作過，親自照護過30到40名埃博拉患者。「每天早晨我一走進我負責治療的區域，就會見到人們在病床上呼喊，」福勒回憶道，「我必須問自己：『我該先去哪一張病床？』是昏睡不醒的三歲孩童？還是嗓門最大的三十歲女人？無論我先去哪一張病床，另外五個人都會對我說：『醫生，醫生！求求你！』假如我給一個病人掛上一升液體，另外六個人也會要相同的東西。我都沒法說下去了。」
謝非林逐漸注意到凱內馬醫院裡的埃博拉患者組成了某種社群。能夠幫助他們的醫生和護士太少，他們於是開始互相幫助。埃博拉患者社群內出現了首領，他們比較年輕，活了下來，正在康復。他們開始幫忙執行護理任務。
約翰·謝非林一直在照護穆罕默德·伊拉，他驚訝地注意到伊拉的病情開始好轉。他的大出血停止了，他不再打嗝，高燒逐漸退去。他的免疫系統戰勝了病毒。伊拉的存活完全是個謎——他照護姨媽時沒有穿戴個人防護裝備，他大量多次暴露於病毒之下。8月9日，高危實驗室報告稱伊拉的血液檢出埃博拉陰性，他回到了坎布依山坡上的家裡。伊拉本來就很瘦，現在只剩下了骨架。他笑嘻嘻地走進家門，對母親卡迪說：「結束了，我檢出陰性。」
她不相信。他上次對她說的就是這幾個字：結束了，他檢出陰性，然後自己去了無國界醫生組織的營地等死。
他摟住母親，證明他確實檢出陰性。她知道除非他真的檢出陰性，否則絕對不會這麼做。
幾個月後，穆罕默德·伊拉和我坐在凱內馬政府醫院內的一個僻靜角落裡。他瘦得可怕，身高超過6英尺，舉止克制而親切。夢幻般的受創陰霾似乎包裹著他。他看上去足有七十歲，其實只有四十七。他說他不記得他親身經歷的某些恐怖時刻了。他提到他留下汗醫生獨自死去的悔恨。「我甚至不記得當時的情形了，真是非常可怕。上帝保佑，我的生命得救了。」他說。
科納克里、弗里敦、蒙羅維亞、拉各斯
2014年8月
從結果來看，凱內馬政府醫院的毀滅僅僅是病毒新發的起始火苗，初期的爆燃最終在人類群體內引發了樹冠猛火。隨著凱內馬的埃博拉病房被病毒吞噬，真正的瘟疫開始蔓延，扎伊爾埃博拉的A82V馬科納變異株（馬科納毒株）點燃了非洲西部的城市。8月8日，世衛組織報告埃博拉病例共計1 779人，其中961人死亡。
7月20日，病毒通過一位名叫帕特里克·索耶的美國律師傳入奈及利亞。他在賴比瑞亞被姐姐傳染了埃博拉病毒，然後乘飛機到奈及利亞首都拉各斯，轉機前往奈及利亞的卡拉巴開會。他在拉各斯國際機場下飛機時感覺極度不適，被送進拉各斯一家名叫第一諮詢醫療中心的醫院。醫院的主任醫師斯黛拉·阿達德沃懷疑他感染了埃博拉，不顧索耶想要離開的意願，把他留在醫院接受檢查。檢測結果證實他確實感染了埃博拉，他很快在醫院內死去。他將埃博拉病毒傳給了另外20個人，其中包括阿達德沃醫生。病毒眼看著即將在拉各斯失去控制，拉各斯擁有2 000萬人口，居民中有很多一貧如洗，住在擁擠的貧民窟里，無法接觸到醫療救助。假如病毒在拉各斯的城市人群中擴散，這座城市將被病毒如核爆般蕩平。索耶在奈及利亞死去的過程中曾與70人近距離接觸，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感染病毒並傳給其他人。奈及利亞衛生部門和外國醫生迅速而果斷地採取行動，切斷了從帕特里克·索耶開始蔓延的傳染鏈。
斯黛拉·阿達德沃醫生沒有讓索耶離開醫院，卻在事後死於埃博拉所致疾病；現在她被視為國民英雄，因為她阻止了病毒在奈及利亞大規模蔓延。
假如埃博拉病毒在拉各斯爆發，病毒隱藏在一個人的身體內從拉各斯前往某個超級城市，例如孟加拉的達卡或印度的孟買，病毒無疑會在這些城市造成可觀的災害，同時得到無數機會再次突變，進一步適應人類這種生物。野生埃博拉病毒在梅里昂杜躍入小男孩體內後，通過僅僅幾個人的連續傳染就變異成了馬科納毒株。假如病毒集群在更多人的體內連續傳染，構成更長的傳染鏈，那麼集群中就更有可能出現更多的變異，魚群將會再次改變，病毒有可能會變得更適應人類。埃博拉有能力改變自身，它會對新的宿主做出反應，它已經潛伏在人類體內前往這顆星球上更遙遠的角落了。
胡瑪爾·汗去世後兩周，ZMapp挽救了肯特·布蘭特利和南希·萊特博爾的事實已經無可辯駁，《紐約時報》刊發了一篇報道，講述人們如何拒絕在汗身上使用ZMapp：「來自無國界醫生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的醫療團隊徹夜激辯，最終決定不使用這種藥物。」報道還提到了汗沒有得到機會選擇是否使用這種藥物。文章刊發後，羅伯特·蓋瑞、艾麗卡·薩菲爾、麗娜·莫西斯和帕爾迪斯·薩貝提極其驚訝地得知汗根本沒有使用ZMapp。他們都以為汗使用了這種藥物，但它沒有能夠挽救他的生命。
帕爾迪斯·薩貝提被這個決定氣得暴怒。她沒有公開表達她的感受，但布洛德研究所的同事聽見她在埃博拉作戰室附近的辦公室走動時大聲咒罵。胡瑪爾·汗是她的團隊成員和親密朋友，有人居然會拒絕給他使用很可能會挽救他生命的藥物。
《時報》文章引用丹·鮑什的看法說他不贊成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決定，稱他認為他們應該詢問汗本人的意見。「我認為，汗醫生是個完美的患者，能夠理解這個灰色地帶的複雜性。」他說。但他也說當時形勢危急，他尊重在場醫生的決定。那些科學家、醫生、官員和營地管理人員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