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內馬政府醫院
六個月後
我坐在邁克爾·波凱的辦公室里，此處離高危實驗室不遠。這是1月份一個炎熱的日子，旱季正在最熾烈的時候。名叫哈馬丹風的燥風充斥空氣，裹挾著來自撒哈拉沙漠的沙塵，天空呈現獅子毛皮的顏色。病毒依然在凱內馬時隱時現，但大火已經熄滅。獅子山每月新增1 000個埃博拉病例，這個數字正在迅速下降。病毒活躍於科諾，凱內馬以北的一個地區。獅子山的學校已經關閉。全國到處都是路障，士兵和警察用數字體溫計對準你的額頭，問你從哪兒來和往哪兒去。紅十字組織在離凱內馬不遠的地方設立了埃博拉治療中心，紅十字治療中心內的埃博拉患者人數在穩定下降。凱內馬醫院的三個埃博拉病區都已關閉，醫院不再收治埃博拉患者。普通病房裡擠滿了病人，食物小販輕手輕腳地穿行於走廊之中。
邁克爾·波凱從病毒的洪流中活了下來。他生性安靜，個子不高，面部稜角分明，帶著敏感而拘謹的氣質。從他辦公室的窗戶向外看能見到大帳篷。帳篷里空無一人。
「營地管理人員轉過身去不理你，你覺得他們對待你的態度是輕蔑嗎？」我問。
他平靜地答道：「當然了，很輕蔑。」
「你有什麼感覺？我是說，你當時懷著什麼樣的情緒？」
他的視線飄向一旁，像是不想直視某些東西，而不是去看什麼東西。「按照我當時的感覺，從情緒上說，我面上的印象是他對我的問題的答案讓我不太滿意。我沒有喊叫。我還挺平靜的。他們就那麼走開了。他們一個字也沒說，就好像我不存在。」
「他們是白人嗎？」
「兩個都是白人。」
「你覺得是因為種族主義嗎？」
他的回答讓我吃驚。「不，」他立刻堅定地說，「問題似乎並不是種族主義。」
我被他的回答吸引住了。「那你覺得問題是什麼？」
在他看來，問題並不是簡單的種族主義。在他看來，營地管理人員過於狹隘，被呆板的教條和僵硬的流程捆住手腳，反而妨礙了拯救生命。他是一名職業醫生，和他們在同一個戰場上戰鬥。他有十年穿戴個人防護裝備工作的經驗，領導醫務人員護理感染生物安全四級病毒的出血熱患者。他在發表他對於醫療公正的看法，當他質疑對方秉持的公正概念時卻受到了冷遇，他不喜歡這樣。
「無國界醫生組織和非洲當地的醫療組織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約翰·S.謝非林說，他是杜蘭大學醫學院的兒科專家，危機期間曾在凱內馬醫院工作。「我去凱拉洪與無國界醫生的歐洲人員談事情時，得到的待遇和我們在凱內馬共同工作的非洲人員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在凱內馬，我們的非洲工作人員能夠得到平等對待。但無國界醫生的歐洲人並不把凱內馬的本地人員視為同事。這麼做是錯誤的。完全錯誤。他們還企圖把他們眼中的公正強加於看法不同的其他人身上。我們甚至無法說服無國界醫生使用靜脈滴注補液。」謝非林說。
無國界醫生組織的管理層當時認為向埃博拉患者靜脈滴注鹽水無助於提高患者的生存幾率。他們還認為那樣會讓工作人員暴露於帶血針頭之下，承受不可接受的風險。隨著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治療中心內的病患數量急劇增加，他們停止或大量減少使用這一方法。
「我覺得難以理解，」湯姆·弗萊徹說，他指的是無國界醫生組織決定停止給埃博拉患者靜脈滴注補液，「因為他們本來就很少進行靜脈注射。然而只要你曾經給埃博拉患者做過靜脈滴注，就不可能理解有什麼理由不這麼做。在凱內馬醫院，100名患者頂多只有兩三名醫生照護，而任何人只要需要，我們就給他靜脈滴注。做靜脈滴注用不了多少時間，而且對健康的工作人員來說風險也不高。各種針頭都有蓋子，翻下來就能確保安全。讓患者喝水補液更消耗時間，因為你必須坐在患者身邊陪著他。同時也更加危險，因為你近距離接觸患者的時間更長，而且患者有可能會嘔吐。解決方法不該是禁止靜脈滴注，這麼做的病死率高達70%。只要願意使用靜脈滴注，病死率就能降到50%以下。」
湯姆·弗萊徹曾在幾內亞科納克里的東卡醫院工作。東卡醫院的醫護人員給所有脫水的埃博拉患者靜脈滴注補液。一天，無國界醫生組織的一位醫生來到東卡醫院，她曾在無國界醫生組織的蓋凱杜埃博拉治療中心工作。「她環顧四周，開始哭泣，」弗萊徹回憶道，「她對我說：『我工作的地方（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治療中心）和這家醫院的護理方法為什麼這麼不同？我們無法使用靜脈滴注的方法，就因為有那麼一條規則。』」
一位醫生在災難中開展工作，儘管無法幫助所有人，但不是有責任幫助儘可能多的病患嗎？這是檢傷分類的實際應用——在你無法立刻處理所有病患的時候，通過這套方法來決定首先醫治哪些人。醫生在災難中會普遍運用檢傷分類法。他們會儘可能救治最多的病患，但不得不放棄部分病患，不做任何處理。
「給一些人做靜脈滴注而不給另一些人做，這當然是公平的，」湯姆·弗萊徹繼續道，「因為有些人無法得到治療，於是就不治療所有人，這麼做是發瘋。徹頭徹尾的發瘋。」
布魯塞爾
2015年夏
貝特朗·德拉蓋茲醫生，無國界醫生組織布魯塞爾行動中心的醫療主任，坐在行動中心新總部大樓的會議室里，新總部大樓是福樹街上的一幢現代主義建築物。「那些醫務人員基本上是空降進去的，」他說，指的是安置汗的凱拉洪治療中心，「你想一想他們眼中的情況。他們不知道病床上的一個嬰兒、一名孕婦和一位醫生有什麼區別。他們的基礎世界觀是營地里的病人一切平等。」
貝特朗·德拉蓋茲有一頭紅髮、淡褐色的眼睛和灑滿雀斑的年輕臉龐。他穿牛仔褲和運動鞋，舉止輕鬆而謙遜。會議室的牆壁用刨花板製作，組織的醫療設施使用的也是這種廉價建材。1999年，無國界醫生組織由於人道主義工作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組織向處於危機中的人們提供醫療救助，尤其是衝突地區和不為全世界所知的緊急情況正在發生的地方。組織靠小額捐助維持運轉，每年耗費14億美元左右的資金。這一天，布魯塞爾總部的走廊和辦公室里堆滿了紙板箱。工作人員剛搬進新的辦公地點。
「你想一想凱拉洪的醫務人員，」德拉蓋茲醫生繼續道，「他們不認識汗醫生，他們從沒去過凱內馬。汗的同事從凱內馬趕來，想讓他得到等級更高的照護。對他們來說，這是理所當然的。但當你進入另一個微觀文化」——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文化——「那就完全是另一碼事了。另外，我們也不該忘記，一場正在進行的疫情爆發會摧毀你的應變能力。」
營地的管理人員孤立無援，被病毒圍困，沒時間睡覺，疲憊不堪，因為目睹無數人喪生而心靈受創，冒著受感染的風險，覺得暴露在遭受當地人攻擊的危險之中。他們在病毒戰爭的迷霧中做出生與死的決定。
7月25日，星期五，國際SOS公司來接汗的飛機降落在弗里敦國際機場。它停泊在航站樓旁，等待他被送上飛機。此時汗已經開始腹瀉和嘔吐。SOS公司的管理層得知汗表現出了這些癥狀，稱飛機上的裝備不足以應付病情嚴重的埃博拉患者，汗有可能對機組人員造成威脅。蒂姆·奧鄧普希在電話上與SOS公司商討，日內瓦的世衛組織官員和營地管理者安雅·沃爾茨也加入會議，他們全都想說服SOS公司帶走汗。但公司的意見很明確：汗病情太重，無法允許他登機。那天的某個時刻，營地管理人員通知汗，他無法被送往歐洲，因此無法接受實驗性藥物的治療。這時他們已經做出最終決定，他們不會把營地冰櫃里存有ZMapp的事情告訴汗。
那天下午，飛機還停留在弗里敦的時候，汗的哥哥薩希德開始打電話給無國界醫生組織。他這幾天一直在嘗試聯繫胡瑪爾。家裡人發瘋般地擔心他。他們知道他在凱拉洪的營地里，但完全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甚至連他是不是還活著都不知道。薩希德終於聯繫上了凱拉洪營地里的某個人，他要求和弟弟通話。
「他太疲乏了，沒法說話。」接電話的人說。
薩希德認為他弟弟已經死了。他繼續到處打電話，最後聯繫上了邁克爾·波凱。「你叫什麼？」薩希德問，「你在哪兒？」
邁克爾說他是汗的副手，就在營地里。
「沒人告訴我任何事情！」薩希德爆發了，「他怎麼樣？你們有什麼計畫？」
邁克爾解釋說一架急救飛機已經抵達弗里敦。現在情況僵持住了，但獅子山政府還在想辦法送走汗，有可能是通過另一家醫療航空公司。「衛生部長說他們在全力尋找飛行器。」
「他還活著嗎？」薩希德說，「給我一張他的照片，證明他還活著。」
邁克爾答應去拍一張胡瑪爾的照片，然後掛斷電話。他走到紅色區域外的探視區，發現汗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