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
東部夏令時，上午9點30分
羅伯特·蓋瑞開門見山，說假如能送胡瑪爾·汗進歐洲的一所醫院，就有可能得到實驗性的藥物。在蓋瑞看來，ZMapp是最佳選擇。這種藥物在猴子身上取得了成功，但從未做過人體試驗。汗是一位醫學專家，曾經在人類患者身上測試過實驗性藥物。因此他能夠自己權衡使用ZMapp這樣的藥物的風險，在知情的前提下做出選擇。「假如說有誰應該得到這種藥物，那就只能是汗醫生了。」蓋瑞說。
帕爾迪斯·薩貝提隨後發言。她說汗是ZMapp做臨床試驗的最佳人選，既因為他了解埃博拉，也因為他是獅子山的一位國民領袖，有能力服務大眾，激勵整個國家。另外，這麼做的重要之處還不僅僅是幫助汗。「我們的做事方式里應該有某種正義感。持續推動為所有人提供治療手段，這是很重要的。」她說。
分子生物學家艾麗卡·奧爾曼·薩菲爾發言。她在加州聖地亞哥的公寓里找了個僻靜角落打電話，她丈夫正在為孩子們張羅早餐。薩菲爾當時在管理位於拉霍亞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一個實驗室，研究埃博拉和其他病毒的分子結構。她曾與汗合作研究過一種抗拉沙病毒的藥物。她語氣強硬，說ZMapp無疑是汗的最佳選擇。這種藥物無一例外地救活了18隻猴子，從任何角度說都是個極為出眾的結果，給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汗的朋友丹·鮑什發言。他剛剛抵達日內瓦，在此之前他與汗一起在凱內馬的埃博拉病區並肩作戰。他說日內瓦的一個冰櫃里存放著一個療程的ZMapp。這份藥物規定用於國際醫務工作者，但鮑什認為他們應該把它從冰櫃里取出來，空運送到無國界醫生的營地，汗若是願意就可以使用。葯必須儘快送到汗手上，因為他的病情每個小時都在惡化。
這時，阿曼德·斯普萊切，無國界醫生組織在布魯塞爾的一名領導者，他扔下了炸彈。「咱們不用擔心運輸問題，」他說，「沒這個必要。」斯普萊切不久前得知汗的營地里就有一個療程的ZMapp放在冰櫃里。汗不需要乘飛機去任何地方。
這個消息驚呆了與會的大多數人。他們根本不知道營地里已經有一個療程的ZMapp了。帕爾迪斯·薩貝提、羅伯特·蓋瑞、丹·鮑什和艾麗卡·薩菲爾聽說汗所在的營地就有ZMapp，頓時鬆了一口氣。蓋瑞得到的印象是藥物幾小時內就會送到汗手上。他們覺得汗的問題已經解決——他會在營地里使用ZMapp。沒人知道這種葯能不能幫助他，但至少能提高他的存活幾率。汗的問題似乎得到解決後，會議立刻轉向一個更大的問題：如何向生命受到埃博拉威脅的所有非洲醫務人員提供實驗性藥物。
凱拉洪ETC
當地時間，下午2點30分
電話會議結束後幾分鐘，阿曼德·斯普萊切打電話給凱拉洪營地的臨床護理管理者，一位名叫安雅·沃爾茨的註冊護士。斯普萊切把電話會議的情況告訴沃爾茨。他說專家們建議把營地冰櫃里的ZMapp給汗。他說他個人贊同這麼做。
安雅·沃爾茨說她不喜歡把葯給汗的這個主意。她自己也才知道冰櫃里有這麼一份藥物，她對此的反應是：「唉，糟糕。」
她對斯普萊切說，在營地里的僅僅一名患者身上使用一種完全未經測試的實驗性藥物，這個想法讓她感到非常不安。
「我不想勸你做什麼，」斯普萊切對沃爾茨說，「汗醫生是我的朋友，但我知道你會做出最恰當的決定。」
她對斯普萊切說她會考慮給汗使用ZMapp的這個主意。「既然你說可以，那我會考慮一下的。」她對斯普萊切說。
放下電話，安雅·沃爾茨召集營地的醫生和管理人員開會。他說，布魯塞爾建議把冰櫃里有那種藥物的事情告訴胡瑪爾·汗，並且在他身上使用藥物。帳篷里的與會醫生中有一位名叫米切爾·凡赫普的內科醫生。凡赫普和另一位醫生表示反對。
他們眼中的問題是公平。胡瑪爾·汗是一名醫生，他有特權。把一種實驗性藥物用在有特權的醫生身上，他能得到極為罕有的治療，生命有可能因此得救，而許多其他患者——兒童、窮人——就在他身旁因為埃博拉而死去，這難道公平嗎？其他患者根本沒有機會得到實驗性藥物。
無國界醫生組織毫不動搖地堅持名為「分配正義」的倫理準則。這條準則認為所有人類都應該平等地得到有可能得到的最好的醫療服務。從分配正義的準則出發，每個人都有資格得到相同的服務，無論貧富，無論貴賤。這條準則要求必須在所有患者之中根據需要平均分配醫療資源。無家可歸的藥物成癮者有權得到和權勢滔天的政府高官一樣的醫療服務。遇到災難，假如醫生和藥物短缺，那麼短缺必須在所有患者之中平均分配——分配正義在災難中沒有特別青睞的群體。在營地里的諸多歐洲和美國工作人員看來，把ZMapp給汗是不公平的，會破壞他們最重要的倫理準則。
除此之外，營地管理人員也擔心藥物會使汗過敏性休克，立刻殺死他。ZMapp從未做過人體試驗。營地沒有氧氣供應，假如他休克失去知覺，就不可能維持他的呼吸。正如約瑟夫·費爾後來說的：「他們的意思是，『我們不是ICU，我們只是一個醫療帳篷，你們卻要我們把ZMapp注射到他體內』。」
假如汗在注射藥物後死去，非洲人也許會認為是藥物殺死了他。哪怕藥物毫無作用，他死於埃博拉病毒，在非洲人看來也還是藥物殺死了他。營地附近已經有過暴力事件，假如白種外國佬給一位非洲醫生使用實驗性藥物，這位醫生隨後死去，營地的管理者擔心當地人會襲擊營地。當地人在埃博拉爆發期間向無國界醫生組織施加暴力早有先例。不久前，無國界醫生組織的另一個營地就遭受了騷亂和暴力的威脅，那個營地位於幾內亞的馬森塔，距離凱拉洪營地不遠。假如汗在用藥後死去，安雅·沃爾茨和其他人認為他的死亡會危及他們和營地里的病人，有可能破壞他們的整個使命。
假如恰恰相反，藥物救活了汗呢？這個結果同樣會破壞倫理準則，因為得救的是一名有特權的醫生，而其他人依然會喪命。給汗用藥只會有兩種結果：死亡或存活。假如他死去，就將威脅營地的使命。假如他活下來，藥物似乎確實幫助了他，就將嚴重破壞無國界醫生的倫理準則。營地里有幾個人說，把ZMapp給汗實在太不符合倫理了，他們甚至會考慮退出任務——他們會辭職，換個地方工作或回家。
他們討論是否該告訴汗冰櫃里有這種葯。假如他知道了，他很可能會主動索要。假如他們拒絕給他，他死於埃博拉，非洲人會說白人有一種特殊的藥物，但只供他們自己使用，拒絕給一位卓越的非洲醫生，因此他才會死，人們會掀起針對營地的暴力事件。最穩妥也是最符合倫理的解決方法就是瞞著汗。
汗對這場激烈的爭論一無所知。
營地管理人員在討論是否該給汗用藥時，蒂姆·奧鄧普希——在凱內馬的埃博拉病區與汗一起工作的世衛組織醫生——來到營地，檢查汗的病情，若是需要就用臨床手段幫助他。奧鄧普希是利物浦熱帶醫學院的人道主義項目的管理者，在向危機人群給予醫療救助方面是國際知名的專家。他抵達營地，發現管理人員躲在一個帳篷里開閉門會議。一小時後，他們請他進去，解釋目前的局面。
奧鄧普希對ZMapp幾乎一無所知，但他認識藥物的共同發明人之一加里·科本傑。奧鄧普希有一部好手機，打電話到溫尼伯找到科本傑。他問科本傑，假如他處於汗的境地，會不會給自己用ZMapp。
「百分之百會用。」科本傑答道。他說，事實上，他做過打算，假如他不幸感染了埃博拉，就會在自己身上試驗這種藥物。
安雅·沃爾茨和科本傑交談，她說：「加里，我不知道該怎麼做。」
沃爾茨記得科本傑對她說：「你的處境極為困難。無論你如何選擇，做出的都是錯誤決定。但我們會支持你和你們團隊的決定。」
蒂姆·奧鄧普希結束與加里·科本傑的談話後，向安雅·沃爾茨和營地的醫生與管理人員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應該把冰櫃里有這種藥物的事情告訴汗，讓汗選擇是否使用。奧鄧普希認為，汗死於埃博拉的可能性遠遠高於藥物有可能對他造成的危險。
然而，營地的醫務人員，包括在場的所有醫生，此刻都不同意給汗使用這種藥物。他們一致決定，就算汗主動要求，他們也不會給他用藥。
蒂姆·奧鄧普希是帶著計畫來營地的，假如汗需要，就會用醫療手段幫助他。他問安雅·沃爾茨，他能不能穿戴上個人防護裝備進入紅色區域，會見汗並幫助他。她的回答是不行。
事實上，沃爾茨曾經在利物浦醫學院當過奧鄧普希的學生。他與她還有營地的其他管理人員長時間爭辯，試圖說服他們允許他進去幫助汗。
我曾數次請求蒂姆·奧鄧普希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