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靖華
當年，《鐵流》在中國，真是生不逢辰，命途多舛啊。它在中國還未出世，就「先天地」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
那是一九三〇年前半年吧，上海神州國光社約魯迅先生編一套新俄文藝作品的叢書，魯迅先生應約擬定了十種，名為「現代文藝叢書」。《鐵流》即其中之一。定後，魯迅先生即寫信到列寧格勒約我翻譯。我答應了。可是不久就如魯迅先生在《〈鐵流〉編校後記》中所說：
對於左翼作家的壓迫，是一天一天地吃緊起來，終於緊到使書店都駭怕了。神州國光社也來聲明，願意將舊約作廢，已經交去的當然收下，但向未開手或譯得不多的其餘六種，卻千萬勿再進行了。那麼，怎麼辦呢？去問譯者，都說，可以的。這並不是中國書店的膽子特別小，實在是中國官府的壓迫特別凶，所以，是可以的。於是就廢了約……然而停止翻譯的事，我們卻獨獨沒有通知靖華……待到攢湊成功的時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異從前了：沒有一個書店敢於承印……
於是，魯迅先生就用了一個「三閑書屋」的名義，自己拿錢來印《鐵流》，於一九三一年底出版了。一出版就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嚴禁。「三閑書屋」原是徒具其名，實際並不存在的。這樣，在黑暗勢力的橫壓下，通過日本人在上海開的內山書店，一點一滴地將初版一千部《鐵流》，滲透到讀者中間去。稍後，北平書商盜印翻版之風甚熾，《鐵流》也是被翻印之一。但只要能傳布，倒也是「功德無量」的。可惜翻印本一出世，也立即遭到沒收。一九三二年，上海光華書局將《鐵流》紙型騙去印了一版，又同樣遭到嚴禁。從此，《鐵流》由若斷若續的「潛流」，而進入長期的「斷流」了。
一九三八年，在抗日戰爭的炮火中，生活書店重印了《鐵流》，我在該年三月寫的《重版〈鐵流〉後記》中，有這樣的話：
《鐵流》在中國出版後，備受禁壓，始終難以達到讀者面前。此外，蘇聯遠東國家出版局（在伯力），雖然也根據我的譯稿的副本，在一九三二年印了一版，但那主要是在供給蘇聯境內的漢文讀者的需要，因郵路隔絕，這版本流傳到中國的，據我所知，不過數冊而已。記得一九三三年秋，一位從海參崴到天津的不相識的同船人，在船要開進大沽口的時候，他把自己的行李仔細「整理」了一番，將所帶的唯一的一本書——蘇聯版的漢文本《鐵流》，拿在手裡，靠著欄杆，翻了幾翻，無言地、決然地，把它摔到海里了。
近年來，多少讀者都切望這類書的重印，但哪有可能呢？我僅有的一本三閑書屋版的《鐵流》，在「一二·九」時，被中國大學的一位同學借去，無聲地周流了中國大學之後，靜悄悄地流入燕大，流入清華，後來流得不知去向了。
在令人窒息的時代，讀者想要讀一本有意義的書，是多麼不可能啊！
幸虧這樣不快的時光過去了，《鐵流》終於在全國人民爭取生存和自由的抗戰炮火里，同讀者見面了……
實際上，這樣「令人窒息的時代」以及「不快的時光」當時並沒有「過去」，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雖猛，但並沒有使國民黨反動派對《鐵流》解凍。這是為什麼呢？我在上述的《後記》中說：
《鐵流》，這是被踐踏者爭取生存的光芒萬丈的火炬。我們看這一群烏合之眾，在白黨的兇殘的屠殺下，帶著女人孩子的難民，穿著破爛的衣服，光著腳，每人只有三顆子彈，有一大半簡直只有一支空槍，這樣原始的、「亞洲式」的軍隊，在血的教訓中，在萬難想像的艱苦中，粉碎了敵人的鐵的重圍，沿途掃蕩了現代化裝備的勁敵，打下了全副武裝的城池。甚至母親舉起孩子，跛子揮起拐杖，老頭子、老太婆……都抓起馬料、車桿、斧子、掃帚，擊退了哥薩克騎兵的夜襲。這並非神話，這是絕望的求生的鬥爭！這是要消滅敵人，為的自己不要被敵人消滅！
在這樣殘酷的鬥爭里，他們埋葬了自己的苦難，建立了自由幸福的生活。
在今天，在全國人民爭取生存和自由的反抗侵略的炮火里，《鐵流》的重版，無疑地具有極大的文學的和政治的意義。它將成為爭取生存和自由的榜樣，教育著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去消滅敵人，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它將成為不可遏止的鐵的激流，流到前方，流到後方，流到被敵人侵佔的區域，流到中國的每一個角落裡，去鼓舞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民，為自己的生存和自由而鬥爭！我們要消滅敵人，為的自己不要被敵人消滅！
這是我們的求生的鬥爭！
可是，一貫主張「寧贈友邦，不給家奴」以及「攘外必先安內」的國民黨反動派，恰恰怕人民起來，怕人民得到自由。這樣，《鐵流》也就恰恰成了他們的眼中釘。它在抗戰初年再度出版後，即刻就又處到反動派的棺材蓋子似的重壓下了。不過畢竟是抗戰時期，那禁壓的手法，在表面上和以往是有所不同的。以往是普遍地明令嚴禁，這時是明開暗禁；都門之內開放，都門之外禁止等等。這是為了「壯國際觀瞻」，所以在戰時首都開放，替紙糊的民主貼金，於反動派有利的緣故。
可是皖南事變後，反動派索性連「國際觀瞻」也不「壯」了。忽然一陣冰雹，嚴寒襲來。戰時首都，頓成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大集中營，隨時都有被集體坑陷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出版業就根本停了擺。這也就無所謂禁了。這窘相對反動派的「民主」是大煞風景的。這一陣冰雹過去，表面又好像放鬆了。但實際是外弛內張。對出版事業控制的手段，更其嚴密、毒辣而且卑劣。當時壓迫的花樣，舉不勝舉，其重要者如：
一、加強審查：某些文章或全部檢扣，或部分刪削，有時刪得體無完膚，面目全非，上不接下，讀來不知所云。有時檢查官不僅刪削，而且還任意塗改原稿，甚至改外國作家的文章。隨心所欲，信筆亂改。有時竟改得與原意完全相反，簡直成了惡作劇。譯稿送審時，必須附送原本，否則不收。這並非檢查官要替你做義務校對，而是一種刁難。這樣，凡在戰火中失掉原文的譯本，就根本無法再印了。這矛頭是針對蘇聯文學的。
二、控制印刷機構：國民黨反動派當時把控制印刷機構，作為控制文化的手段之一。用刮來的民脂民膏，強制收買私人的印刷機構和印刷器材。這樣，使進步書刊無處印行。
三、慫恿印刷工人進行「階級鬥爭」：官方印刷廠把工人工資特別提高，同時慫恿資金薄弱，而且得不到「平價米」及其他補助的朝不保夕、苟延殘喘的私營印刷廠工人，向資方要求增加工資，同官家印刷廠工資看齊，企圖藉此一箭雙鵰地壓垮私營印刷廠，進而扼殺進步文化。反動派當年把這種把戲稱作「階級鬥爭」式。其含義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來嘲弄主張階級鬥爭學說的文化界。
四、控制紙張：當時規模較大的造紙廠，全在反動派手中。此外，對民營紙廠所產紙張，亦強制限價收購。其限價往往低於成本。通過控制紙張，來壓迫進步文化。這樣，反動的出版單位如正中書局、中國文化服務社、獨立出版社、勝利出版社、拔提書店等等，幾乎用無代價的紙張，大量印行反動書刊，廉價發售，而進步書店卻不得不用高價到黑市購紙印書。反動派企圖使這些「異己」書店，在成本高壓下，自行倒閉。
五、營業稅：營業稅也成了反動派扼殺進步文化的手段之一。這就是：加重文化事業的營業稅，使毫無補助的進步文化事業，在這種苛稅下倒閉。當時重慶進步出版家、文化工作者，都曾奮起抗議。
六、「文化站」：當年國民黨反動派在大後方控制了交通工具。因此，進步書刊出版後，由出版地運往他處，幾乎全不可能。而偽軍委會政治部利用特權，組織了「文化站」，這些分站好像蛛網一樣，分布了國統區。當時重慶兩路口社會服務處的閱覽室內，有一大幅全國分站圖，載得很詳細。「文化站」的「任務」有二：一為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優越的交通條件，將反動書刊迅速而大量地運到窮鄉僻壤；二為步步為營地檢扣、銷毀進步書刊。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也有同樣的「文化驛站」的組織。當時重慶出現的由數十家組成的聯營書店，就是在這些致命的打擊下，合力圖存的產物。這是進步文化事業單位，在無可奈何中，用來對抗反動派的一種辦法。
七、郵檢暗扣：在戰時重慶，反動派有時為了「國際觀瞻」，對文化壓迫，多講「策略」「技巧」。所以，對革命作家，少捕殺，對進步書店，少封閉。多用軟刀和暗箭手法。郵檢暗扣，就是這種扒手方式之一。這就是派特務常川駐郵局檢查，遇要沒收者，人不知鬼不覺地沒收完事，而且對外絕不承認有此事。寄件人寄出了，而收件人卻永遠收不到，挂號也歸無用。當時郵件上均蓋著一個戳記，載明：「凡遇不可抗之損失，本局概不負責。」這是很妙的雙關語。所謂「不可抗」者，表面似指戰火等，而實際卻是指暗扣的。
八、通令密禁：進步書刊透過上述的天羅地網，在「國際觀瞻」所系的戰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