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拉菲摩維支
《鐵流》的主旨是什麼？
我常常這樣想：主要的、唯一無二的原動的和組織的革命力量是無產階級，可是十月革命不是它一手所完成的——它曾推動廣大的農民群眾去參加鬥爭。
如果工人階級在革命鬥爭里只是它一個，那它定會被敵人擊敗了的，這一點我們在過去的革命里曾經看見過的。在十月革命里，農民幫助了無產階級，因此十月革命就得到勝利了。
農民按自己的傾向說，是和工人階級完全不同的。工人是從生產鍛鍊出來的，他用全生命去準備為革命而鬥爭，他沒有任何私產。
農民是一個私有者：他有牛、馬、土地、房屋。農民是一個有家產的人，雖說常常是很小而且是很貧窮的家產，但總是一個有家產的人，這就根本和工人不同了，這就完全使他對於革命發生另一種關係。他的生活是很苦的，可是他大概這樣想：最好把地主打倒，把土地弄到自己手裡來；最好把地主的用具，兩頭牛、兩匹馬和犁弄到自己手裡來，其餘什麼也不要，我過活著，發著財，光景慢慢就好起來了。這是小私有者的思想結構。因此，當革命一爆發的時候，農民為著很快把地主打倒，把他的財產奪來，為著這就都起來了，至於關於革命前途的發展，他們連想都不曾想到，也不曾想到將來還要前進呢。
農民有著這樣的思想結構，怎麼會終於投入到革命鬥爭里，怎麼會終於組織到極龐大、極驚人、給無產階級革命帶來了勝利的紅軍里呢？
我怎樣搜集和研究材料的？
我常常想，怎麼才能用藝術手法把這表現出來呢？我就常常找材料，找關於農民群眾的革命力量表現得最鮮明的材料，並且表現出無產階級怎樣把這力量領導到自己的道路上來。
我有很多關於國內戰爭的材料。從西伯利亞來的同志們告訴我很多動人的場面，有好多比《鐵流》里寫得還要鮮明、還要悲慘的場面。可是，我仔細一想，終於把那些材料放下了，原因是這樣的：在現在，如果你要寫文藝作品，那麼在所寫的作品裡，就要包含一種共通的思想，在個別場面里，包含一種共通的理想，一個理想貫串著一切場面，這理想賦予這些個別場面以意義。於是我就注意到一件事實上——注意到廣大的貧苦群眾從古班撤退的事實，那裡的富裕階層起來反對革命了。農民的和哥薩克的貧苦群眾同一部分被擊破的蘇維埃軍隊，從古班向南方撤退，去同蘇維埃主力軍會合。這廣大的農民群眾不得已要撤退：因為富裕的哥薩克們對同情蘇維埃的貧農開始屠殺了。可是這些群眾都很不願意走，因此抱怨蘇維埃政府不能給他們辦事，不能保護他們。這些群眾當時是混亂而無組織的；他們不願服從不久以前他們所選的長官。這些撤退的人在行軍里受盡了千辛萬苦，這些辛苦就是他們的大學，使他們在行軍完結的時候完全改變了：赤身露體的、光腳的、憔悴的、受餓的人們，都組織成了極驚人的力量，這力量掃蕩了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障礙，到達了目的地。於是當他們從這辛苦裡、血泊里、絕望里、酸淚里經歷出來以後，他們的眼睛就睜開了，他們這時就覺到：是的，唯一的救星是——蘇維埃政權。這不是像無產階級一樣，是自覺地了解，而是一種本能的內心的感覺。因此我取了這材料。我覺得在這一個片斷里，表現著我們的全體農民和他們對於革命的關係。
我所以取這材料的，還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要寫什麼東西，那麼你應該徹底了解它。可是我對於那地帶是非常清楚的。我自己是南方人，是頓州哥薩克人，不斷地而且長期地在高加索、古班，在黑海一帶住過，因此那一帶的居民，那一帶的風土，總之，那一帶的一切，我都是很熟悉的。當我正寫東西的時候，為著使那一帶的情況在記憶里恢複起來，我就又到那裡走了一次。
其次，選這次運動的材料，我就遇到了率領這群眾的領袖。他自己出身農民，不識字長大的，曾轉戰於土耳其戰線上，在那裡得到了軍官的頭銜，他對那些嘲弄過他的、對那些不願把他和自己平等看待的以及在軍官會議上不願同他握手的軍官們都非常憎恨。本地的農民都知道這個人，於是就把他舉作自己的領袖。他極詳盡地把這事情的經過告訴了我。
可是，同志們，當你取材的時候，時時刻刻要記著那述說自己生活的人，不可免地是從自己的特殊觀點出發的。我又找了那些同他一塊參加行軍的同志們，我彷彿法官對質似的，反問了一番。聽一個人說了以後，就反問第二個、第三個，以至於第十個。後來我又得到一本日記——這是一個工人在這次行軍期間所記的日記。——於是，這麼一來，參考了親身參加過這次行軍者的陳述，我創造了一幅這次運動的真實的畫面。可是要聲明一句，這些群眾不是僅僅走到我所寫完的地方就停止了，他們又往前行進了。這一支軍隊到了阿斯特拉汗，可是我提前把我的小說結束了。為什麼呢？因為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我取了陷於無政府狀態的、不服從自己長官的、時時刻刻都預備著要把自己的領袖殺害了的群眾，經過了艱難，經過了痛苦，率領著他們一直到了他們覺得自己是組織的力量的時候為止。對於我，這已經足夠了。
關於郭如鶴
關於我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郭如鶴，給我提了好多問題。我詳細答覆這些問題。
一位同志問道：郭如鶴是一個真人呢，還是我自己虛構的呢？我答道：郭如鶴是一位真人，是我從實際生活里取來的。他姓郭甫久鶴。現在他在軍事學院畢了業，在南方擔任軍長。
又一位同志問道：郭如鶴算不算一個英雄，或者《鐵流》是沒有英雄的小說，或者是那裡邊沒有英雄呢？
郭如鶴是英雄，也不是英雄。他不是英雄，因為如果群眾不把他當成自己的領袖，如果群眾不把自己的意志裝到他心裡，那麼，郭如鶴是一個最平常的人。可是，同時他也是一個英雄，因為群眾不但把自己的意志裝到他心裡，而且追隨著他，把他當作領袖服從他。比方，請你回想一下吧，就是在那時候，他手下的長官都穿著衣服，他身上的衣服都破爛得不成樣子，就那樣他都不容許自己去取人一根斷線。他常常覺著自己的一舉一動，都是被群眾所注目。如果你要從他手裡把群眾奪過來，他就完全成了最平常的人了。
另外一個字條問我道：
「為什麼郭如鶴的個性表現得不多？」
在一定程度上或許是我不知不覺地這樣做的，可是有時是有分寸的：我不願寫一個印版式的、陳腐的英雄——他騎在馬上、率領著群眾前進——我想寫的是他在實際上是怎麼樣，我就怎麼樣去寫他。
而在另一個字條上問道：
「為什麼給郭如鶴這樣大的意義呢？」
不，同志們，如果我給郭如鶴過分大的意義，那麼，我一定做了一個很大的藝術上的錯誤。這是不對的。我以為並沒有給郭如鶴很大的意義。並且恰恰相反，我極力去表現群眾把自己的意志裝入郭如鶴的心裡。
一個同志問道：
「為什麼要取舊時的軍官做領袖？為什麼要取一個軍官，這樣彷彿是找不到一個平常的農民做領袖嗎？」
當然能夠的，而且這樣的例子在實際生活中是有的。普通士兵、農民，在西伯利亞做了驚天動地的事業。同志們，可是，我終於來寫郭如鶴，寫了這個軍官，因為我覺得他的運命是很特別的。因為就是這軍官職位的本身，才把郭如鶴鍛煉成一個極冷酷的地主、軍官和他們的代表者的敵人。因此，我終於注意到這一特別的、有趣的人物上。
一位同志說：
「在《鐵流》里有這樣的矛盾：把郭如鶴描寫得他完全把自己犧牲了，完全犧牲了自己不是為著叫人去讚美他，不是為了自己的光榮，而是實實在在地為著理想而奮鬥的。可是忽然有幾頁上說他怕他的光榮會暗淡起來了。」
不，同志們！這裡連一點矛盾也沒有的，因為不能想著一個人完全是用一種顏色塗出來的。請你拿一個最純潔、最高尚、一生都獻給革命的一個革命者來說吧，如果你告訴我，說在他心裡連一點虛榮心的種子都沒有，那我要說你是不對的。這一粒種子是有的，這玩意在每一個人心裡是不可免的。一切問題只在分量上。郭如鶴的虛榮心逐漸地化為烏有，而獻身於革命的鬥爭的準備擴大到極大境界，而有些是適得其反：虛榮心逐漸增大，而獻身於革命的心愿卻逐漸縮小了。取人應該取活生生的，他是什麼樣就取什麼樣，帶著一切內心的矛盾，這樣才算真實的，才算有深刻的教育的真實，尤其是在文藝作品裡。
又有一位同志看出了另一個矛盾：郭如鶴想打士兵們，可是對於自己的軍官們卻一下也不敢動。同志們，這裡連一點矛盾都沒有的，我再重複一遍：把一個活的人物畫得好像惡劣的印版印出來的低級畫片上的人物一般的美術家，不是好美術家。大概你們還記得隋錦的繪畫吧：那畫上的士兵們都同樣地舉著腿，腿上塗著藍色，胸上是紅色，臉上塗著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