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故的父親對我講過，我的曾祖父費奧多爾·梅列日基曾經在烏克蘭的格盧霍夫城當軍隊司務長。祖父伊萬·費奧多羅維奇在十八世紀末保羅一世皇帝在位期間來到彼得堡，他作為貴族進入伊茲瑪洛夫團任下級軍官。可能就在那個時候，他把自己的小俄羅斯姓氏梅列日基更換成俄羅斯姓氏——梅列日科夫斯基。後來，他從彼得堡調到莫斯科，參加了1812年戰爭。
我的父親謝爾蓋·伊萬諾維奇於1812年生在莫斯科，其母是伊萬·費奧多羅維奇的第二房妻子庫爾勃斯卡婭。父親住在羅戈日區，在利貝爾曼夫人寄宿學校受教育。1839年開始擔任公職，起初在奧倫堡省長塔雷津手下供職，後來在宮廷事務大臣舒瓦洛夫伯爵手下任副科長，再後在宮內府任科長。亞歷山大二世在位的整個期間，他都在宮廷大臣阿德萊爾伯格伯爵手下擔任這一職務。
1853年，他娶彼得堡警察總局辦公廳主任的女兒瓦爾瓦拉·瓦西里耶芙娜·切斯諾科娃為妻。
我於1865年8月2日生在彼得堡葉拉根島上宮廷的一棟住房裡，當時全家正在這裡消夏。我直到現在還喜歡葉拉根公園沒有生氣的沼澤林莽和池塘，我們這些孩子讀了很多邁因·里德和庫柏 的書，在那裡玩「野人」遊戲。那裡有一棵松樹至今還完好無損，我當年曾在這棵松樹上用木板在枝杈中間給自己搭了一個座位，像一隻鳥兒似的高高地坐在那上面，讀書，幻想，把自己想像成一個遠離人寰的自由自在的「野人」。記得我們鑽進宮殿黑暗的地窖，只見潮濕的穹隆上垂掛著一個個鐘乳石，在燭光下閃閃發亮。我們經常爬上那個宮殿綠色的平頂，從那裡眺望海灣。記得我們划船，在十字島的沙灘上架起篝火，燒土豆吃，仍然感到自己是「野人」。
冬季，我們住在鮑耶羅夫住宅樓，這是一棟老而又老的房子，早在彼得時代建造的，位於馮丹卡匯入涅瓦河的拐角，緊挨著洗衣作坊橋，正對著夏園：一面是彼得一世的夏宮，另一面是他的小房和彼得堡最古老的木頭的三位一體大教堂。住宅是公家的，很寬敞，分為兩層，有許多房間，有起居室，也有客廳。窗戶朝北；房間很大，很陰暗；室內陳設和氣氛很嚴肅，是個典型的官吏之家。父親不喜歡孩子們吵嚷喧嘩和妨礙他工作，我們經過他書房的門時都得踮起腳來走路。
我現在覺得他有許多優秀品質。可是，他背負著尼古拉時代官吏的重擔，變得冷酷而陰鬱，不善於安排家庭生活。我們兄弟姐妹九人：六男三女。我們童年時代生活得相當友好，可是後來卻分道揚鑣了，因為我們彼此之間沒有來自父親方面的真正的精神聯繫。
我在男孩子中間是最小的一個，母親最疼愛我。如果說我身上有善良的素質，那麼只應該歸功於她一個人。
我七歲或八歲那年，差一點兒沒有死於白喉。只有母親護理我。
父親時常長期出差，或是出國，或是到克里米亞南岸的利瓦季亞去——當時多病的皇后正住在那裡，父親把子女留給老女管家阿瑪利婭·克里斯蒂雅諾芙娜照管。她是雷瓦爾的日耳曼人，很善良，但並不聰明，膽小怕事。我談不上喜歡她，只不過是作為一個孩子對她頗有好感。我還有一個年老的保姆，她經常給我講俄羅斯童話和聖徒行狀。我至今還記得她那個昏暗的聖像角，神燈靜悄悄地亮著，孩子祈禱時體驗到的幸福感以後便一去不復返了。我並不非常喜歡到教堂去，我覺得身穿華麗袈裟的神甫很可怕。
父親有時應母親的要求帶我到克里米亞去，我家有一處小莊園坐落在到烏昌蘇瀑布去的路旁。我在那裡第一次感受到南方大自然的優美。我還記得奧列安德輝煌的宮殿，可是那裡如今只剩下一片廢墟。白大理石圓柱在湛藍的大海的襯托下——對於我來說永遠是古希臘的象徵。
我在第三古典中學受教育。那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古典主義最沉悶的時期：沒有任何教育可言，唯有扼殺生機的死記硬背和循規蹈矩。校長——日耳曼人萊摩尼烏斯老得昏聵了，他的姓氏倒也名副其實。教師們都是利欲熏心之徒。他們中間任何一位都不能讓我懷念其好處，唯有拉丁文教師克斯萊爾除外。他是一本著名語法書的作者，本來也沒有給我們做過好事，不過最低限度他是用善良的目光看我們的。
我跟同學們很少合得來：我性情孤僻而靦腆。我只跟葉甫。索洛維約夫比較親密，但也並非特別要好，他後來成為政論家和批評家（現在已經故去了）。我跟他交往並非由於性格相近，而恰恰是由於性格相反：他是個懷疑論者，而我當時已經有些是神秘主義者了。我從十三歲開始寫詩。我記得第一首詩的前兩行是：
烏雲從天穹垂落，
露出晴朗的藍天。
這是對普希金的《巴赫契薩拉伊淚泉》的模仿。那時還寫了第一篇評論文章，那本來是學習《伊戈爾遠征記》的課堂作業，俄語老師莫赫納切夫給我打了五分。我作為文章的作者感到非常驕傲，後來再也沒有體驗到這種感情。
1881年3月1日，我正在我家這棟房子樓下的餐廳里來回踱著，想模仿《可蘭經》作一首詩。一個女僕從街上跑回來說，從馬爾斯廣場和穿過夏宮的葉卡捷琳娜運河方面傳來震耳欲聾的爆炸聲。父親在午飯前從皇宮回來，淚流滿面，臉色蒼白，情緒沮喪，宣布了皇帝被刺的消息。
「這就是虛無主義的惡果！」他說道，「這些敗類還要怎麼樣？這樣一位天使般的人物也不饒過……」
大哥康斯坦丁當時正在大學自然科學系學習（後來成了著名的生物學家），就是一個狂熱的「虛無主義者」，他聽了父親的話便開始為「敗類們」辯護。父親大喊大叫，跺起腳來，幾乎就要對兒子進行詛咒，當即把他趕出家門。母親祈求原諒他，可是父親什麼都不願意聽。
這場爭吵持續了很長時間，達數年之久。母親痛苦得病倒了，開始了她那折磨人的腎病，這種病最終把她送進墳墓。我一直記著她那受難者的形象，她為維護我們這些孩子，特別是為了兩個愛子——大哥和我而受盡了苦楚。
在中學的最後幾年，我迷戀上了莫里哀，跟幾名同學組織了「莫里哀小組」。我們跟任何政治都不沾邊，然而這並沒有妨礙我有一天收到了第三廳的傳票。我們大家都被請到警察橋附近那棟盡人皆知的建築物，他們審訊時無論如何都不願意相信這幾個十六七歲的男孩子根本沒有從事「推翻現存制度」的活動。如果說沒有逮捕和流放我，我為此只能感激父親的地位。母親對他隱瞞了這起事件。
我繼續寫詩。父親為這些詩感到驕傲，讓人把它們謄寫出來，拿給熟人看。好像是1879年，我當時十四歲，他帶我到阿盧普卡去拜見年已七十的老太太伊麗莎白·克薩韋里耶芙娜·沃隆佐娃伯爵夫人。我當時還不知道竟然有幸親吻半個世紀之前普希金曾經親吻過的那隻手。
1880年在彼得堡，父親在詩人托爾斯泰伯爵的遺孀家裡結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帶我去見他。記得在鐘樓街有一幢小巧的住宅，天棚低矮，走廊很狹窄，堆著許多《卡拉馬佐夫兄弟》，書房幾乎也同樣擁擠，費奧多爾·米哈伊洛維奇正在校對大樣。我臉上一陣紅，一陣白，結結巴巴地給他誦讀了自己那些幼稚可笑的歪詩。他默默地聽著，表現出焦躁的煩惱。很顯然，我們妨礙了他。
「太差了，很不好，毫無用處，」他最後終於說道，「要想寫得好，得經受折磨，吃苦頭！」
「不行，最好是不讓他寫了，千萬別吃苦頭！」父親表示不贊成。
記得告別時陀思妥耶夫斯基跟我握手，他那雙淺灰色的眼睛射出洞察一切的犀利目光。我以後再沒有見到過他，不久以後聽說他逝世了。
那時我還結識了謝·雅·納德松 ，他當時還是保羅軍校的士官生，我把他當成兄長，愛上了他。他已經患上遺傳性的肺結核，經常談到死。我跟他就宗教問題多次進行爭論。他否定宗教，而我則維護宗教。
納德松介紹我認識了阿。尼.普列謝耶夫 ，當時他任《祖國紀事》雜誌的秘書。我記得隔壁房間門裡不時地出現米。葉.薩爾蒂科夫的身影，他那瘦削的肩膀圍著厚毛圍巾，很像老太婆的披肩。他極其痛苦地咳嗽著，說起話來拚命吼叫，聲音嘶啞。
我刊登第一首詩好像是在1882年，在舍列爾-米哈伊洛夫的《繪畫評論》上；後來開始在《祖國紀事》上發表作品。
1884年中學畢業後，我進入彼得堡大學歷史語文系。大學給我的東西並不比中學多。這樣，我不曾有過學校，就跟不曾有過家庭一樣。
大學時代，我非常迷戀實證主義哲學——斯賓塞、孔德、米勒、達爾文。但我從童年起便篤信宗教，模糊地感到了這種哲學的不足，尋求出路，但沒有找到，因此絕望而痛苦。
這個時期，我在大學生歷史學會（它好像是叫這個名字吧）里跟B.B.沃道沃佐夫進行過爭論，他是一位堅定不移的實證主義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