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我再也不會回來了。
關玻璃窗之前，順手把我的老夥伴「史太公」放到了窗外。它肯定不滿我這樣做，但它一向儒雅莊重，絕不會用死命的嚎叫，表示自己的不滿。它只是重又躍上窗檯，趴在那兒，隔著玻璃窗，用它那彷彿能看透一切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
我裝作渾然不覺，接著去插窗上的插銷。可這窗戶年久失修，窗框已經開榫、錯位、變形，別管我多麼使勁，那插銷無論如何是插不上了。這不能算是維修工人的疏忽，而是因為我對生活無可救藥的恍惚。平時，我就用一根麻繩拴著，開起窗來當然非常麻煩，好在我很少開窗。因為我已如早產嬰兒般的孱弱，任何一點溫度變化，都足以對我造成威脅，讓我爆發一次莫名其妙的合併症。我老是發出這樣的感慨，為什麼醫院裡到現在還沒有一種供衰弱的老人睡進去的保溫箱？
所以我的房間里總有一股地下室的霉濕味，以及一個不健康的人長久居住過的怪味。
可是從前天晚上起，我卻把窗子一直開著，我希望那沁著花香的春風，能把我多年來浸洇在這屋子每一個縫隙里的怪味，徹底置換乾淨。
這大概是我能為別人做的最後一件事了。早晚會有人搬進來，我希望新來的房客，不要因這房間里的怪味責怪我，不過即便他們責怪我，我也聽不見了。
當然，頂好是把這房間重新粉刷一次。
風兒是暖和的，我卻咳嗽不止。我的嗓子里粘著一層厚厚的濃痰，好像積滿了煤塵的煙囪，我真巴不得有誰拿個鐵掃把，像清掃煙囪那樣，把我的喉嚨清掃乾淨。
前天醫院打來電話，通知我今天住院。打電話的小夥子有副輕歌劇演員的嗓子，唱著歌兒似的，好像通知我去赴一個約會，告訴我有人正在一棵合歡樹下，或是一座小橋旁等著我。而我要去的，卻是通向太平間的那道小門。
從接到電話那一瞬起，我就開始不斷回首自己的一生，就像即將死去的人常做的那樣。我不禁感到奇怪，在這之前我們都幹什麼去了？難道我們一定要等到一切都來不及的時候，才會想起已然無法了卻的大大小小數不清的舊賬？難道我們註定要帶著許多懊惱離開？
我的一生，索然無味，頂頂平常。我甚至為那些將要給我寫悼詞的人犯愁：我有什麼值得在悼詞上一提？或是，那悼詞念不了一分鐘就沒得念了，如何是好？
就連我的名字，也像成心跟人找彆扭，不但念起來十分拗口，還透著刻板和平庸。雖然每過那麼兩年，它便會在一本明史研究之類的書脊上出現，那本書也不會很薄，總有四五百頁的樣子，不過那本書，多半被放在書架的最下層。我明明知道，我的下一本書出版了，我的上一本書還不會賣光，可我有時還忍不住跑到書店，朝我那些賣不出去的書溜上一眼，看看它們是否有所減少。唉，哪怕賣出去一本也好。然後又趕緊溜走，像個心虛的小偷。我怕，怕有人認出，我就是那些賣不出去的書的作者。這讓我感到慚愧和惶恐，我知道自己才氣有限，白白地糟蹋了許多紙張，讓讀者浪費了很多的時光。可就像中了邪，我沒法兒不把整個心思投入我的研究，也沒法讓自己停止不寫，沒有這些，我還活個什麼勁。
鄰居老李問我，住院以後，有沒有什麼事情需要代辦？比如信件、電報之類，要不要及時送到醫院，還是等他到醫院探望我時，一併帶去？
我對他說，不忙。有便時帶去也不遲。
除了出版社、報刊，或某大學學報編輯部關於組稿、催稿、出版事宜的往來信函，或偶爾有個像我一樣較真兒的書獃子提出就某個朝代、某次戰役的確鑿時間、地點之類與我進行商榷之外，我幾乎沒有什麼私人信件，何況我已經病了很長一段時間，工作耽誤了很久，就連這些信函也往來寥寥。
沒有人跟我過不去，可我就是沒什麼朋友。
研究所里的同志，對我十分敬重和體諒。我卻常把別人的禮貌，當做饒有興味的表現。別管人家愛聽或是不愛聽，有事或是沒事，膩味或是不膩味，我會幾小時幾小時地引經據典，向聽者證明清夏燮所撰之《明通鑒》，立說多有不經之談。
逢到不得不回訪什麼人，心裡一邊惦記著攤在桌上的手稿，一邊暗暗巴望對方頂好不在，我便可以留個簡便的條子，馬上走人。既盡到了禮數，又不致耽擱太多的時間。實在不巧碰上了，我會把「現在天氣漸漸熱了」這種廢話，說上三遍。
我在社交場合種種不合禮儀的表現，常常鬧得對方不知該拿我怎麼辦。等我起身告辭的時候，不論我或是主人臉上，都會顯出因為不再互相折磨而對彼此感激不盡的神情。
趕上節假日，離開了機關食堂，我總鬧不清什麼時候該吃早飯、中飯，或晚飯。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像我那樣，急切地巴望食品工業和服裝工業的發展，巴望著到什麼時候，才能把吃飯那個複雜的過程，簡化到宇航員的水準，該就餐的時候，只消從管子里擠上一點。我巴望著紙漿即將成為服裝新型材料的報道儘快付諸現實，用一次就可以扔掉，既免去洗滌的麻煩，也省得我的衣服、被單，總像油漬的抹布。和別人沒什麼兩樣，我同樣喜歡乾淨的衣服、被褥。
…………
除了這些，難道再想不起丁點兒有意思的事了？哪怕我是不是還欠著誰的幾塊錢，或是忘了回訪來看望過我的某個人？
安徒生童話里有個關於睡帽的故事。在寒冷的冬季夜晚，一個將要死去的孤老頭子，透過自己一滴混濁的淚珠，看到了過往的一切。
在我色彩單調的一生里，也曾有過一滴淚珠，但它不是老年人的淚珠。那是我青年時代一滴僅有的、閃著珠貝一般柔和色彩的淚珠。不到它將要和我一同埋葬的時候，我從捨不得把它從記憶的深井裡挖出。
那是一個夏天的早晨，她笑著，走進我們那間因牆上爬滿青藤而光線陰暗、氣氛沉悶的辦公室。
從此，辦公室里就像多開了一扇窗。
她怎麼那麼愛笑？她一笑，我也會跟著笑起來。我高興地發現，這會使她的笑聲更加響亮。我從未想像過我笑起來是什麼樣子，但從那時起，我對自己的笑容，有了一份自信。
我常常丟傘，一把又一把。只要下一次雨，我多半就要丟一把傘，或是把它忘在公共汽車上，或是忘在哪個小飯鋪，或是書店、報刊零售亭的檯子上，而那天，我把傘忘在一個什麼學術討論會上了。
她叫著，笑著從我後面趕來，把我的雨傘交還給我。我聽著，享受著她的笑聲，卻忘記了向她道謝。
傾聽她的笑聲，感覺辦公室多開了一扇窗的明亮，甚至她丟了一粒紐扣，或她因為沒有買到一雙美麗的鞋子而生出的懊惱……全滲進了我將要讀到的史料，或是我將要寫到的文字里。
我的生活，似乎比以前複雜多了。我不斷把我認為有趣又有用的資料拿給她看，逢到我向她講起我們那些可尊敬的祖先，那潮水般退去的歷史，我便體會到一種從未體驗過的情緒，它叫做：快樂！
我甚至開始看電影。
有一部片子，直到現在我還記得它的名字，但我不便說出，那會讓編劇想起傷心的往事。因為當時人人都說，那是一部頂乏味的、不等走齣電影院就忘得精光的片子，可我卻從那部片子里，得到了讓我翻個兒的啟示。
我寫了一封信給她，約她某日某時在那座小橋旁會面——完全和那部電影一樣，就連信上的措詞，也是照著台詞拓下來的。
十點，她沒有來。
我想一定是我寫錯或記錯了時間。這很可能。雖然那封信在決定投遞或不投遞之前，我不知從信封里拉出來、裝進去地折騰、重讀了多少次。
我餓了，可我不敢離開那座小橋去吃午飯。
我不斷摘下眼鏡，把鏡片擦了又擦，但它仍舊模糊一片。我後悔過去總是把它和鑰匙、剪指甲刀之類的東西一起塞進衣袋，或漫不經心地把鏡片蹭著桌面扔來扔去，以致使它變成了兩片磨砂玻璃。
現在，它似乎比平時模糊得更厲害了。
我開始想，她是否生了急病，或是在來的路上出了意外？如果真是這樣，我就是下十次地獄，也不能贖回我的罪過……
喧囂的市聲，隨著白晝悄悄隱去。遠處的路燈依次亮了，柔和的、橙黃色的燈光，慷慨地落在我的身上，是在撫慰我那焦灼的心嗎？
第二天一早，還沒跨進辦公室，遠遠地，從那綠色藤葉的深處，傳來了她的笑聲。天！她沒病，她活著。健康的，快樂的。我久久地佇立在屋檐下，不敢走進辦公室，生怕別的印象會沖淡我這失而復得的歡樂。感激的淚水，一下涌滿了我的眼眶，雖然我不知道應該感謝誰，又應該感謝點什麼。
她，依舊甜甜地笑著，對我說：「這個星期天晚上，請來參加我們的婚禮。」
我聽著她的話，接過她還給我的、沉甸甸的、用牛皮紙包著、麻繩捆著的資料，滿懷欣喜地想著她的婚禮。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