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門打開，法比。」英格曼神父說。
法比給了個又快又恨的手勢，阿顧立刻將鑰匙插入鎖孔。埋屍隊的人說：「快些！」
鎖孔銹得太厲害，阿顧幾番打不開。持長槍的士兵竄過來，阿多那多肩膀一抽，頭頸緊縮，兩手向上伸去，不知是去護腦袋還是對挺過來的槍刺告饒。但士兵只是用刺刀別進門栓，用力一撬。刺刀折斷了，門栓也鬆開來。一大團黑乎乎的人影涌了進來。
後門關上不久，一個馬隊從街口小跑過來。門內人都成了泥胎，定身在各自姿態上，兩個武裝軍人的槍口朝著後門，只要門一開，子彈就會發射。直到馬蹄聲的迴音也散失在夜空里，人們才恢複動作。
英格曼神父首先看見的是兩個穿黑馬夾胸前貼著長圓型白布的人。他斷定這兩個人是「埋屍隊」隊員，被日本人臨時雇來的中國勞力。他們身上各倚負著一具血肉模糊的人形，想來便是死裡逃生的中國戰俘了。另一個戰俘還能自行站立，一手抱住左肋，那裡也是大片暗色血漬。英格曼神父問他們一共有多少戰俘殉難。他們答不上來，說刑場就有好幾處，來不及埋的屍首會被燒掉。
「阿顧，立刻去把急救藥品拿來，多拿些藥棉，讓他們帶走。」英格曼的意思很明顯；此處不留他們這樣的客人。
持短槍的人並沒有收起進攻的姿勢，槍口仍指著英格曼神父：「你要他們去哪裡？」
「請你放下武器和我說話。」神父威嚴地說。
持短槍的人三十歲左右，軍服雖襤褸，但右胸的口袋別了一支鋼筆。他說：「很對不住您。」
「你們是要用武器來逼迫我收留你們嗎？」英格曼說。
「因為拿著武器說話才有人聽。」
法比·阿多那多大聲說：「幹嘛不拿著槍叫日本人聽你們說話呢？」
英格曼制止道：「法比。」他轉過頭來對持短槍的人說：「軍官先生，拿武器的人是和我談不通的。請放下你的武器。」
軍官先垂下槍口，當兵的也跟著收了姿勢。
陳喬治這時出現了，氣喘吁吁地說：「剛剛燒了些熱水，去洗洗傷口，包紮包紮吧！」他轉身向英格曼神父說：「怕血淌得太多，救不過來了。先到我屋子裡，上上藥，把傷裹一下。」
英格曼神父對兩個埋屍隊的人說：「去吧，先把他們的傷治一治再說。」
阿顧一聽這話，得了赦令似的上來，幫著埋屍隊的兩個人往陳喬治屋裡抬傷員。陳喬治的屋緊挨伙房，門開在一人高的煤池後面，還算隱蔽。
這一夜女孩們都沒睡。她們在天微明時看見窯姐們把幾幅舊窗幔洗出來，搭在臨時牽起的麻繩上晾曬。那些窗幔要給傷員們當鋪蓋。
早餐後英格曼神父一身彌撒大袍，法比·阿多那多啟動了那輛老舊的「福特」轎車，兩人神色匆匆地出門去。直到晚餐前兩人才回來，英格曼神父一臉病色，兩眼空洞，上樓時兩手都抓住樓梯扶手。女孩們在晚自習時問問法比·阿多那多，發生了什麼事讓英格曼神父如此失態。阿多那多告訴她們，從安全區回來的路上，他和英格曼神父差點挨日本兵的子彈。女孩們追問，日本兵難道敢對一個美國神父開槍？阿多那多想說什麼，大喉結提起又墜下，三番五次，還是搖搖頭把話忍了。
書娟和她的女同學們是在兩天之後才從窯姐們嘴裡知道阿多那多究竟向她們瞞下了什麼。阿多那多是在對窯姐們訓話時講出這個事件的。當時窯姐們吵鬧抱怨夜裡太冷，睡不著覺，要求在倉庫里生一個火盆。阿多那多對她們說：「還嫌冷？曉不曉得我和英格曼神父為什麼差點給日本兵打死嗎？」他把事情告訴了她們。他們的車從安全區開回來時，原先走的街道著起大火，只得從小巷繞路，天剛擦黑，六個日本兵正堵住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在剝衣裳，英格曼神父叫阿多那多停車，他剛說了一句英文：「看上帝面上，你們也有姊妹。」日本兵便一梭子打過來。若不是阿多那多車開得快，日本兵就把他們兩個眼證給滅除了。我姨媽書娟和她的女同學們假如不與窯姐們再次衝突，也不會從她們口中知道這個事件。衝突是這樣引起的；喃呢和玉笙搭夥把她們的便桶往樓上廁所抬的時候，正是女孩們起床的時間。女孩們叫她們先抬下樓，等她們去上課再抬上來。喃呢不滿了，說幾十斤重一桶糞，抬著上樓下樓是好玩的嗎？女孩們便指控她們吃得多拉得多。玉笙回嘴，說全南京的金枝玉葉也好，良家婦女也好，婊子窯姐也好，在日本鬼子那裡都一樣，都是扒下褲子，兩腿一掰，不信呀？去問問英格曼神父，問他前天看見就什麼！不然去問問那個假江北佬阿多那多，那個給一幫子日本鬼子搞得哇哇哭的是不是誰家千金！
女孩們知道了這件事，才真正知道什麼叫恐怖。恐怖不止於強暴本身，而在於強暴者面前，女人們無貴無賤，一律平等。對於強暴者，知羞恥者和不知羞恥者全是一樣；那最聖潔的和最骯髒的女性私處，都被一視同仁，同樣對待。
還需要一些年，我姨媽書娟才真正明白英格曼神父那天從安全區回來的病容是怎麼一回事。不完全因為他目睹一場輪姦，也不完全因為他請求安全區收留教堂里避難的中國傷兵和幾十個妓女遭到婉言拒絕。安全區負責人告訴英格曼神父：日本兵已幾次來安全區搜捕中國軍人，
日本人見了中、青年男性平民就逮走去槍斃，相比之下反倒是美國教堂更能提供庇護。至於妓女們，安全區保護不了她們，日本兵搜尋年輕女人的瘋狂甚至超過搜捕中國士兵。那天英格曼神父的氣息奄奄也不僅因為看見日軍的吉普車在一米多高的中國人屍體上翻越；似乎從江邊漫卷而來的焚燒戰俘的焦臭煙霧也不是他魂飛魄散、萬念俱灰的原因。他在一九四八年冬天離開中國時，對去碼頭送行的書娟和其他女學生說，他非常的失敗作為上帝的使者，作為普通人都失敗得很。他還想把亂在一九三七年冬天的心緒理清，說著說著，發現自己更亂了。我猜他的迷亂是感到自己上了當；真有上帝，上帝怎會這樣無能？他一定是為他的上帝找了許多籍口，其中之一是：上帝把一幅地獄畫卷展現給人們，一定有一個重大的啟示。而他完全解答不了這啟示。
我姨媽書娟和她的同學們很快和傷兵們廝混熟了。傷兵們恢複了一點元氣，出太陽時會到院子里坐坐，捉捉虱子。他們把打仗的事講給女孩們聽，雖然是敗仗，也讓他們在女孩們眼裡個個成了大英雄。他們一個一個地講到戰死的戰友們，有時突然停頓了，過一會說：「記不太清了。」他們唯一不講自己如何被俘，如何被整連整營地集中起來，靜靜地等待發落。他們不願講日本兵怎樣把手指粗的繩子綁在他們的手臂上，而他們一動不動，整整齊齊給綁成一串又一串。他們靠猜想來領會日本人下一步會對他們做什麼。那一夜冷極了，他們相依為命，就那樣成串地給綁著，坐在潮濕的泥土地上。雖然連打了幾天幾夜的仗，已疲憊不堪，但傷口象長了利齒一樣咬得他們無法入睡。天剛亮日本兵開始了新的調度，要他們排起隊伍向江邊出發。有人感到了不祥，卻還是步伐整齊地隨隊伍朝江邊行軍。隊伍一望無際，唯一能的寬慰是他們和戰友們一塊行進，即便真是赴刑場也不孤單。傷員們即便想對女孩們講，也講不清他們怎麼在江邊的灘頭上一蹲一天，等到了天再次黑下來；一天前還打算決一死戰一群人，竟然在那一刻如此聽天由命，任幾十挺機關槍對著他們齊鳴。似乎誰嘶喊了一聲：「兄弟們，上當了！和他們拚吧！」上萬人變成一堆抽搐的血肉，是眨眼間的事。傷員中有個叫王全有的上士，他不是被埋屍隊從屍體堆里刨出來的。他的逃生是個奇蹟：一顆子彈正巧射中了他的右臂，打斷了繩索，他拖著斷手滾到江水裡，又在黎明時分游回滿是血水的江岸，遇上了埋屍隊。傷兵們不願對女學生們講這一段，還因為從戎一生，想都沒想過如此窩囊下場：乖乖的走進自己的墳穴，如此守紀律地一排排應槍聲到下。為此他們紅著眼獃獃地想，對日本人那樣信任，那樣乖順，是他們失敗中最可恥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