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耗僅收一次，便之百姓！
百姓是方便了，可是……官府呢？
自此之後，官府又該如何？
作為戶房主事的姚湘自然有些難以接受，畢竟每年幾十萬兩銀子的火耗看似不多，可實際上各級官府的支出，大抵都是依賴這筆火耗銀，而在他看來，非但現在，將來的大明各級官府同樣也需要這筆火耗銀。
但是今天經略卻從根上徹底斷掉了將來徵收火耗銀的可能。或許對於百姓來說這是有利而無害，但是對於官府而言，少了這筆火耗銀，官府非但減少了一筆不小的進項，而且沒有了這筆銀子，地方官府辦起事情來也沒有過去那麼方便。
「……自此之後，百姓必定皆以銀幣交稅，不足一兩者交以小幣，輔以制錢，如此，雖然百姓得利，可自此之後，每歲我大明官府所虧豈止數百萬？」
作為大明的官員，姚湘必須要站在官府的立場上處置此事，以至於即便是在傅山離開之後，他仍然無法接受鑄造銀幣一事，仍然謀略著挽救此事。畢竟在她看來百姓的利益，是百姓的利益。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如果說他只是一個讀書人。自然不會反對取消火耗銀。但是身為官員負責江北戶科，他就不得不放下讀書人的身段，以一個官員的身份看待此事。
「目下正值衙屬用度緊張之時，若是再廢除火耗，只恐怕將來非但江北的用度緊張，甚至，將來朝廷的財力也會更為緊張。」
看著憂心忡忡的姚湘，朱明忠只是含笑看著他，偶爾的他會把視線投給顧炎武，他並沒有趕上之前的那場辯論，只是剛剛遞來一份報告，雖然如此，但是他仍然對鑄幣一事有所了解，所以待他說完之後，顧炎武才開口說道。
「寶田，其實你只看到眼下朝廷用度緊張，卻沒有看到另一件事，就是朝廷從中所獲的鑄利，這天下之銀豈下億萬？未來幾年朝廷每鑄錢一兩，可得鑄利一錢，比若天下銀兩有兩三億兩，豈不就是兩三千萬兩？」
對於顧炎武的話，朱明忠只是略點下頭，並沒有說什麼，鑄幣之利他又豈曾不知？兩個半世紀後，那些個軍閥之所以紛紛鑄造銀圓，不正是因為鑄幣獲利甚多。也正因如此，地方上才會紛紛建立銀元局，當然，這又導致了銀元的成色問題。不過那個時候是軍閥混戰，自然不能和現在相比。
「可火耗總歸是源源不斷之利！」
姚湘仍然有些固執的辯解著，說道。
「這兩三千萬兩，又豈能與每年火耗二三百萬相比？其充其量不過只是十年之利罷了！畢竟火耗銀是年年徵收。」
姚湘的這番話一出，顧炎武頓時變成了啞巴，確實，相比於火耗每年二三百萬的「收入」，一成的鑄利確實不值一提，或許免除火耗確實是利民的好事，但是是否利國，就未償可知了。
身為官員的顧炎武，非常清楚一味讓利於民並不是好事，畢竟朝廷同樣也需要銀錢，需要有所收入，要不然靠什麼養兵，靠什麼打仗？
所以，維持朝廷必須要有財源，否則就會陷入崇禎朝的困境。沒有了銀子，一切都是空談。
「難道經略忘記先皇當年銀錢困頓之教訓了嗎？」
姚湘的提醒讓顧炎武的臉色微微一變，可不就是如此，當年先皇那會若是有充餉的銀錢，又豈會落得那步田地？
當年北方數省天災不斷加之流寇作亂，北直隸、山東又有清虜數度入寇，被殺百姓豈止千百萬，天災、流寇、清虜糜爛地方，以至於北方數省稅賦皆斷，充餉之銀、實邊之糧皆來自江南，以江南一地又豈能支撐天下的用度？
在顧炎武似乎有些顧忌的時候，朱明忠說道。
「其實，想弄銀子，不需要光把眼睛盯在這幾兩火耗上面，想要開源，就要動腦子，在其它地方開源！」
看著仍然堅持己見的姚湘，朱明忠笑著說道。
「古往今來，每每朝廷用度不足的時候，往往想到的不外四個字『開源節流』，這開源節流，最關鍵的莫過於開源，僅僅只是節流也能節出多少錢？既然目下，用度不足，那自然就需要考慮『開源』，當然這個源如何開，這才是最關鍵的！」
對於如何開源，朱明忠早就已經是成腹在胸，終有超越這個時代說百年經驗的他，自然知道應該如何開源。看著眼前有些疑惑的姚湘，他直接說道。
「關鍵還是『關市之徵』！」
朱明忠口中的「關市之徵」實際上就是後世所謂的商稅。所謂關指販運商品通過之關卡。市指商品貿易之市集。以鈔關為例，在天啟年間更是高達40餘萬兩。
與很多人臆想著的明朝不征商稅不同，或者對商人持之以寬截然不同，相比於滿清，有明一代反倒是以商稅作為重農抑商的根本大法，限制商人牟取暴利，甚至就連明成祖也多次言道「商稅，國家以抑追逐末之民。」也正因如此，有明一代，隨著商業的發展，商稅負擔逐日加重。而不是日益減輕，甚至會不斷加稅屢次導致民變。
「關市之徵？」
幾乎是在朱明忠話聲剛落，顧炎武急忙出言說道。
「經略萬萬不可再加關市之徵，前朝自隆慶以來，凡橋樑、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困詔察某，不能卻也，迨兩宮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如開礦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榷，兩淮余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
在過去的十數年間，每日反思大明利弊得失的顧炎武，自然知道這屢加「關市之徵」帶來的弊端，所以才會出言反對。
「崇禎13年，河西務、臨清、揚州、蘇州、杭州以及九江七地鈔關加之崇文門商稅征銀約80萬兩（1），全國其它鈔關四十餘處雖不及七關，年入不過只是稍遜……」
看著經略，顧炎武又繼續說道。
「而崇禎元年，七地鈔關加之崇文門商稅征銀約55萬兩（2），不過短短十三年，稅額增加近倍……自加稅之令下，而市價日高一日，小民日窮一日，至於挑擔背負，零星瑣屑無得免者……」
對於顧炎武的反對，朱明忠只是笑而不語，在商品經濟並不發達的這個時代。徵收商稅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即便是在未來，在90年代稅務改革的時候，考慮到稅收徵收的難度，政府仍然選擇了以生產環節徵收為主，因為政府無法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在消費環節徵收稅金，所以選擇了相對簡單的生產環節徵收。
但是在這個時代，在這個時代並沒有後世的工廠。只有那種小農經濟，頂多也就是有一些作坊。如此一來，商業稅的徵收自然不是那樣，一張嘴就能收來的。畢竟，即便是在21世紀，零售以及消費環節徵稅，依然是一個困擾政府難題。
21世紀都沒有解決的問題，在17世紀想要加以解決。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也正是因為對於時代的比過去更為了解。他不僅了解到這個時代的商稅徵收是以稅關徵收為主，市稅為輔，而城市中對商鋪收的零散多達數十種雜稅，到底上相當於後世的「費」，大都用於地方官府開支。因為了解這一切，現在他自然不會像過去一樣，之所以想當然的以為明朝加三餉時「專加西北不加東南」，那根本就是無知者的臆想，自蒙元以來，南方的田土農業經濟價值便優於北方，所以平均每畝的田稅也較北方重。身為江淮經略使的他自然知道，現在常州府每畝稅銀是一錢五分六厘，而江北的稅收相應較輕，有一畝五六分者，也有一畝一分五六厘者，平均不過五分。而對應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於江北。
至於所謂的「閹黨收商稅」、「東林黨反對收商稅」，同樣也只是網路段子。甚至與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閹黨」才是真正反對收商稅的一群人，甚至在崇禎朝「免榷潼關咸陽商稅，市恩商賈」，還是那些個「有才有德」的「閹黨」的罪名之一。
至於被指責為反對收商稅的東林黨，反倒是商稅的主張者。如何士晉在兩廣任上時就曾改革遼餉徵收，試圖用增加商稅的方法，來抵免田畝加派，可以說看起來何士晉是最像所謂的「閹黨」的人，然而讓一些後世的「閹黨粉」失望的是，他恰恰是位東林黨人。甚至何士晉免除加派，試圖用商稅補充遼餉的改革方案，後來也是閹黨的攻擊他貪污腐敗一項劣跡。
當然，對於朱明忠來說，他非常清楚，所謂的「東林黨」也好，「閹黨」也罷，他們都主張從來都是為了打擊對手。而不是為了國家，當然，他們的嘴上永遠都是一副大義凜然的模樣。
笑而不語的朱明忠，想到這半年多在朱之瑜的教導下看過的書籍中所了解到的，在後世網路上模糊不清的明朝，儘管還不知道其本貌，但是朱明忠卻很清楚，顧炎武反對加商稅，有他的顧忌——作為滿清「德政」，滿清入關後，即減免了大量商稅。以爭取民心。
「清虜入關之初，以京師初定，特免各關徵稅一年，並豁免明季稅課虧欠和加增稅額，免徵關稅溢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