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葵
人們常說，時間是最公正最權威的評判者，它總是無情地淘盡那些污泥而留下金砂。
張潔同志的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發表已有十六七年了。作品榮獲了我國文學最高獎——茅盾文學獎，並先後被德、英、法、俄、美、巴西、西班牙和北歐的荷蘭等十多個國家翻譯出版，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關於這本書的評價，早已有了定論，可是今天的讀者大概很難體會光年同志《序言》開頭的喟嘆「改革難，寫改革也難」的真正含意了，更不了解他所說的，小說「發表後立即引起爭論，成為首都文壇上（還不只是文壇上）一個惹人注目的事件」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一時勝負在於力，千古勝負在於理。當年責難、批判小說的某些人，有的已經引退，有的已經作古，似乎舊案可以不必再提。考慮到這畢竟涉及當年某些領導，好像有點犯忌，恐怕現在也未必就是公開談論的恰當時候。但即使現在仍然不說，日後也會引起一些讀者的猜測和考證，總會有再提起的時候。這裡就算為當代文學史提供一點資料，而且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人們應該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我不是當事人，不能說清這「惹人注目的事件」的全部。張潔有一次曾感嘆說，要詳細說它，恐怕又能寫出一部《沉重的翅膀》那樣的小說來。我只能就自己接觸到的事，提供一些當年文壇的舊事。
一
先說點創作的背景資料。張潔是一九七八年發表第一個短篇小說《從森林裡來的孩子》的。小說一發表，就受到大家一致的好評，她也從此開始了專業創作的道路。這篇小說與隨後發表的《誰生活得更美好》和《條件尚未成熟》，接連三次榮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開創了「三連冠」的紀錄。她那時的短篇《愛，是不能忘記的》和散文《挖薺菜》《撿麥穗》等，都是被傳誦一時的作品。有位評論家說：「她具有真正藝術家的氣質，彷彿一出世就成熟了」， 我很贊成這個說法。張潔早期創作的基本主題，是對感情世界和倫理道德的探索。那種對純情的渴望和執著，對美好遭到毀滅的憤慨以及在表達時所伴隨的溫馨中的悲涼和明麗下的憂鬱，構成了她作品特有的細膩委婉、典雅精緻和出穎脫俗的藝術風采。另外，當時評論界也有對她創作提出更高要求的意見，如「深刻細緻，但也要寬闊」， 希望她的作品更多反映社會矛盾和時代呼聲。似乎作為回應，張潔一九八○年創作了揭露黨內不正之風的短篇小說《場》，顯示了她創作新的開拓和轉折。接著張潔以豐富的社會經濟知識，並調動了自己長期的生活積累，滿懷激情，用四個月時間，於一九八一年春寫出了這部挾風帶火反映改革的力作《沉重的翅膀》。
大家知道，一九七八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時候，國民經濟積重難返，仍然存在著嚴重比例失調的情況。中央決定用三年時間執行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方針（「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直到一九八一年起形勢才有根本好轉，改革開放也才邁開步伐。
當時文學創作基本上還停留在「傷痕」和「反思」的階段，反映改革題材的作品剛剛開始出現，多半只是短篇小說。例如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短篇，1979）和《開拓者》（中篇，1980），柯雲路的《三千萬》（短篇，1980），何士光的《鄉場上》（短篇，1980）等。文氣浩蕩、全面反映改革的長篇《沉重的翅膀》的出現，給文壇以極大的欣喜。它不僅是張潔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我國文學反映經濟改革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而且我認為，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部改革文學在思想深度和藝術成就上明顯地超過了它。在它以後陸續有一些改革題材的長篇小說問世，如一九八二年有張鍥的《改革者》和程樹臻的《春天的呼喚》，一九八三年有李國文的《花園街五號》，張賢亮的《男人的風格》，焦祖堯的《跋涉者》和魯彥周的《彩虹坪》等，形成了我國改革文學的第一個高潮。
二
缺乏優秀作品的文壇是寂寞的，有了優秀作品卻不知呵護更令人惋惜。像《沉重的翅膀》，連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都以《中國第一部政治小說——支持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路線，批判極左分子和保守派》為標題肯定和評介該書，可是在我們國內，它反而受到當時某些領導的批評，叫人難以理解。
當然，廣大讀者群眾還是熱情歡迎這部優秀作品的誕生。當年在北京為這部書召開的研討會就有好幾次。這大概是新時期最早的一批作品討論會了，而且全沒有後來那種新聞發布或商業氣息。這些研討會我全都參加了，就我的印象，絕大多數意見都是讚揚這部小說的，例如光年同志在《序言》中提到的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文藝報》的討論會上，許多評論家都十分讚賞和肯定它呼喚改革的激情。
隨後，北京市文聯和《十月》雜誌也召開了讀者面相當廣泛的座談會，除文學工作者外，還有中央音樂學院和國際關係學院的幾位師生以及一些解放軍戰士參加。大家也從許多方面肯定了小說的成就，氣氛十分熱烈。可是大約一周以後，北京市文聯又通知說還要開第二次會，記得那幾天正好下雪，我們單位參加上次會的人都不再去了，我因在第一次會上發了言，就想再去聽聽。不料情況發生了變化，會議氣氛和上次完全不同，個個正襟危坐，莊嚴肅穆，發言者手拿發言稿，一邊倒的批判言詞，顯然是經過布置的，顯然與當時已經傳開的領導批評有關。上次會上有位音樂學院教師在我之後發言贊同我對小說的肯定，他自己並沒有更多發揮，這次會也未再來，可是會上還有人發言點名批評那位教師。這雖然給我留了面子，卻有點冤枉別人。會議結束時主持人完全肯定這次批判會，還說我們一些黨員評論家不從黨的原則高度幫助小說作者，這對於張潔這個預備黨員沒有什麼好處。我覺得這話已超出一般的作品評論，所以印象深刻。我也是那時才知道張潔當時是預備黨員，內心反而更欽佩她的政治熱情和社會責任感。這是我在新時期所參加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大批判性質的會議。
到了一九八四年年中小說修改本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開座談會，我仍然認為初版本犀利而感傷，震撼力強，修改本則有磨平了的感覺。那時風波漸平，小說得獎似乎已不成問題（順便說說，我曾參加一九八二年三月到四月舉辦的首屆茅盾文學獎讀書班，初評推薦書目中《沉重的翅膀》就名列前茅，最終未能通過；第二屆讀書班於一九八五年四月初評時又被一致推薦，後經評委投票獲獎）。上面說到北京市那次批判會的主持人，也參加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座談會，他的發言與北京市第二次座談會的結束語完全不同。他還講了市裡有關部門如何幫張潔「過五關」（入黨、出國、住房……另兩關記不清了）。我相信這是真實的，所以雖然不滿意他前後態度不一致，但內心還是體諒他的。
三
本來對一部作品有不同意見和爭論是正常的，奇怪的是對有爭議的作品卻很少見到公開批評的文字。《沉重的翅膀》至今未見一篇批評文章，知道的只是當時個別負責人的嚴厲的口頭批評，說作品有「明顯的政治性錯誤」，是「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後的一個重要情況」，作者「太放肆了」等等。其實他們所根據的，只是一些從小說中摘錄出來的被認為「有些比較片面和偏激，有些是很錯誤的，會造成壞影響」的文字。從要求作者修改的意見中我們知道，必須修改的有七條意見。現在就來具體看看這些文字：
小說第十五章主人公鄭子云有一段內心獨白：「三十年來經濟建設的經驗，說句官話，叫有成功，也有失敗。說句真話：基本上是失敗的教訓。」這句話是不妥當。但我們緊接著看到的話是：「幹了三十年，才敢於正視和承認這一點。正是三中全會以後，才開始著手解決，但是，困難重重，阻力很大。」 把前後兩句話聯起來看，這裡的重點是對三中全會的肯定，是對經濟建設艱巨性的強調，本意還是積極的，並不就是為了否定三十年成就。而且作為文藝小說人物內心活動的思維語言，怎能要求它和政治文件公布的結論一樣呢？
另一條是小說第九章書中人物陳詠明的內心思考，被指責是「涉及到對馬列主義態度」的，其實是掐頭去尾、斷章取義的摘錄：「如果馬克思還活著，他將有責任，對忠實信仰他的學說的人們，就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重新作出回答和解釋。原有的理論，已經不夠用來解釋和回答社會主義國家當前所共同面臨的新問題了。」猛一看似乎成了籠統指責馬克思，好像是說馬克思列寧主義過時了。原來小說是具體有所指的，在這段話的前面，作品援引了一大段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中的原話（為節省篇幅，這裡就不引了），大意是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工人貧困是因為他們所得到的，僅僅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後代」的「最低工資」。 小說描寫陳詠明面對工人住房和生活的困難時想到，今天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