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髮的確燙得不錯,很合夏竹筠的心意。波浪似的推向一個方向,很有一種雍容華貴的氣派。她上了年紀,不能再像年輕的婦女那樣弄得滿頭小卷。再說那也很俗氣,她又不是那些小市民階層的婦女,好不容易燙次頭髮,不弄得滿頭是死死的小花,頂好一年不用再燙,就像虧了本似的。

她對著前後的鏡子,從從容容地打量了額前、腦後、兩側的頭髮,滿意地微笑著,向站在她身後、舉著另一面鏡子的劉玉英點點頭。

她想:這理髮員的手藝不錯,難怪人家向自己推薦。只是她的眼神為什麼顯得那麼愁苦?年紀不大嘛,怎麼這麼一副消沉的樣子。讓人看了心裡挺沉悶的。

夏竹筠輕輕地舒了一口氣,等著理髮員去拿她存放的提包和大衣。

銀嵌的、深灰色的大衣很厚,但分量很輕,是用上好的毛料縫製的。提包的式樣也很少見,扁扁的,很寬,面上有壓制出來的花紋。那是鄭子云去年到英國考察給她帶回來的禮物。

這是老規矩,不管老頭子上哪兒出差,總得帶些禮物給她。逢到這時,她的臉上就會浮起皇后接受藩邦進貢時的那種微笑。可是,要是她知道老頭子在杭州給她買龍井茶葉的時候,帶著怎樣一種揶揄的口氣,學得保定府的口音對人說:「送給我『耐』(愛)人的。」她一定不會這麼笑了。

劉玉英站在一旁,看著夏竹筠慢慢地穿上大衣,輕輕地蒙上頭巾——小心不要壓壞了剛才做好的髮式——又慢慢地打開包。這種緩慢,絕不是有意做出來的。這是那種有個有地位的丈夫,又長年地過著優裕的生活,受慣了人們的逢迎的女人才有的緩慢。她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哪怕是掉了一張化妝品的使用說明,也會讓人把急著要辦的事情扔在一邊,耐著性兒,畢恭畢敬地守候在她的身邊,隨時聽候著她的派遣。

夏竹筠從提包里拿出一個精緻的羊皮錢夾,淺黃的皮革上,燙著咖啡色的花紋,配著兩個金黃色的金屬按鈕。

皮夾里至少有五六張十元錢一張的鈔票,那幾乎是劉玉英一個月的工資,也許還要多。劉玉英只有發工資的那一天,身上才會帶著這麼多錢。平時,能拿出來的,不會超過一元。

夏竹筠從錢夾里抽出一張鈔票,食指和拇指用力地捻了一下,好像這麼一捻,還能捻出來一張,然後遞給了劉玉英。

在櫃檯前交賬的時候,小古覺得劉玉英的面容,因為愁苦顯得更加疲倦了。她一面數著零錢,一面匆匆地看了看牆上的掛鐘,對劉玉英說:「五點半,你該下班了。」

劉玉英朝小古笑了笑,沒有說話,心裡想,下班又怎樣呢?還不是一大堆煩心的事在等著她。

錢很臟,揉得皺皺巴巴,特別是那些角票。夏竹筠嫌惡地用手指頭尖兒輕輕地捏著,不過在裝進錢夾之前,並沒有忘記清點一下應當找回的數目,然後合上錢夾。錢夾上,那兩個金屬按鈕,清脆地「咔嗒」一響。

夏竹筠再次向鏡子里瞥了一眼,然後向理髮店門口走去。劉玉英在她身後,輕聲地說了句:「再見!」夏竹筠趕緊回過頭去補了一句:「再見!」想不到一個理髮員,還挺懂得規矩,倒顯得她好沒教養。她心裡有些不快。這理髮員,服務態度是不是有些好得過了勁兒?

走出理髮店大門,夏竹筠朝手腕上的小金錶看了一眼。嗯,四個多小時又打發過去了。夏竹筠並不在乎時間,她愁的是如何打發時間。洗衣服、收拾房間、做飯有阿姨管著。跟前剩下的這個女兒也大了,已經參加了工作。工作很理想,是個攝影記者。唯一操心的是,得給她找一個稱心如意、門當戶對的丈夫。

心裡高興的時候,夏竹筠也上上班。不想上班的時候,就在家休息一段日子。她也不能老是躺著睡覺哇。織毛衣吧,幾年也織不好一件。老頭子笑著說:「等你這件毛衣織好了,我的鬍子都該綠了。」

管他,反正那是一種消遣。

當然,她還可以看書、看報。鄭子云給她訂了許多雜誌、報紙,每天幾乎有一大半時間在看書,看雜誌,看報紙。她和有些高幹夫人可不一樣,她上過大學,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她並不能理解或是記住書上、雜誌上、報紙上的文字。

到了晚上,老頭子在部里開會,女兒在外面有活動,會客室幾張大沙發上就她一個人,守著一台二十英寸的彩色電視機。說她在看,又分明眯著眼睛,似睡非睡;說她沒看,又明明對著電視機坐著。真到了床上她又睡不著了。於是,便會找點事情來想。她用不著吝惜晚上的睡眠,反正第二天早上願意睡到幾點就睡到幾點,不必急著起床。她常想的是二女兒的婚事:王副司令員的老二還沒有對象,不過那孩子弔兒郎當,沒什麼正經的本事;又想起俞大使的兒子,可那孩子身體不好,別中途夭折害了自己的女兒;又想起田守誠的老三,長相不錯,人也聰明,是個翻譯,不知有沒有對象了……

鄭子云堅決反對,說:「這叫什麼?你想搞政治聯姻?我看不慣這一套。假如一個部,或一個單位的黨、政領導,都照你這種辦法搭上親家,還怎麼工作呢?能分得清公事或私事嗎?要是大家坐在一起開會,誰能說清那是研究工作,還是在走親家。別忘了,咱們還是共產黨員。搞什麼名堂!」

夏竹筠撇嘴。共產黨員怎麼啦,黨章上也沒寫著幹部子女不能通婚。現在和外國人還能通婚呢,中國人和中國人結婚倒成了問題。真是豈有此理。

當然,在她這樣的年齡,花這樣多的時間去裝扮自己,已不是為了討什麼人的歡喜,而是她這個身份的習慣使然。她那位忙著上班、忙著開會、忙著深入基層、忙著打電話的鄭子云,從來沒有時間欣賞她的衣著和髮式。他的電話那麼多,惹得她經常埋怨:「整天給你接電話。」他卻說:「誰讓你那麼愛接呢。」不讓她接電話,那可不行。那是顯示女主人的權力以及監督丈夫的重要一環。

一九五六年,她死命拉著鄭子云去北京飯店參加了一次舞會,第二天,她問:「你覺得昨天晚上我穿的那件衣服合適嗎?」

鄭子云認真地想了想,說:「不錯,淺黃色很配你的皮膚。」

聽了他那經過認真思索的回答,夏竹筠目瞪口呆了好一陣。然後,她氣得大叫:「天哪,我想你該不會突然患了色盲症吧?我昨天穿的是一件紫紅色的縐綢旗袍啊。」

他聽了之後,卻哈哈大笑:「那麼,你再做一件淺黃色的就是。」

等到她真做了一件淺黃色的綢襯衣穿給他看的時候,他早已忘記了自己說過淺黃色很配她膚色的這件事,卻說:「淺黃色?你穿起來好像不怎麼合適。」

除此之外,他沒有什麼可挑剔的。年輕的時候,他人很漂亮,也很有風度,和他一起走在街上,許多女人羨慕得眼紅。而且他很忠實,對任何女人都沒有興趣,就連她,也好像是他房間里一件可有可無的擺設。他們早就不住在一個房間里了。她曾暗自揣度,他是不是懊悔當初不該弄個老婆來麻煩自己?或許他們結婚的時候,他錯把青年人的衝動當成了愛情?他是不是從來沒有愛過她,以致他把自己沒有實現的熱情全部獻給了工作?有時她埋怨他:總是工作,工作,工作,好像這個家不是他的。要不是她出面張羅,小女兒能到那麼一個理想的單位去工作?攝影記者,這工作又體面又輕鬆,接近的是上層人物,見識的是大場面。當然,還得張羅一套好房子,老頭子恢複工作的時候,部里的房子一時緊張——怪事,部里年年蓋房子,偏偏想不到給部長級的幹部蓋一些——只好在這套房子里住下了,這哪裡像個副部長的房子?五個房間,還是四層樓。瞧瞧別的副部長,有誰住這樣的房子?又不是讓部里專門給蓋一套,換一套合適的,還是合情合理的吧?這事靠鄭子云算是白靠,還得由她出面。

顧客一走,好像把劉玉英撐著的那點勁兒也帶走了,她覺得全身像散了架。昨天晚上,整整一夜沒有合眼,早上連飯也沒吃就出來了,中飯也沒咽下去幾口,一口氣堵在嗓子眼裡,使她難以下咽。想起來她就傷心,可是她不願意坐下來歇著。她必須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然眼淚立刻會流出來。她拿起掃帚,打掃散落在地上的頭髮。

長這麼大,不論爹,不論娘,別說碰自己一手指頭,就連一聲申斥也沒有過。昨天,她卻挨了一個嘴巴子。打她的,就是她恨不得連命都舍給他的丈夫。為什麼?不過是因為小壯打碎了一個暖水瓶。吳國棟也不問問孩子是不是燙著了,伸手就是一巴掌,她只是說了一句:「不就是一個瓶膽嘛,一元來錢的事兒,幹嗎打孩子。」

聽聽吳國棟說的是什麼喲:「聽你說這話,好像你是個部長太太!一元來錢,你有幾個一元來錢?」

一元來錢倒是有的,可要是到了月底,就是花一元來錢,也要顛過來、倒過去地盤算好幾遍呢。誰要是沒過過那種日子,誰就體會不到一元來錢是怎樣牽動著一個家庭主婦的心。

自從吳國棟得了肝炎,病休半年以後,每個月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資,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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