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媽的「譫妄」越鬧越嚴重，大夫表示這是腦手術的正常反應，沒有什麼解決辦法，只能任她一鬧到底才不會再鬧。我也就沒有堅持為媽尋求一個解脫的辦法，而是想，挺吧，挺到一定時候就好了。從沒想過這種挺法，對媽的體力會造成多大的消耗，特別在媽的身體日漸衰竭的時候。我現在想，「譫妄」可能和夢遊一樣，是非常傷人的。我那時要是堅持尋找，辦法可能還有，好比說針灸、鎮靜劑什麼的。那不但會免除我的許多勞頓，媽也能很好地休養生息；
在媽「譫妄」的時候，我又想當然地認為她如此神志不清，不論我說什麼、做什麼，她反正都不會聽，乾脆假裝熟睡、不理不睬地任她去鬧；
媽不讓我在病床兩旁安放欄杆，只要一安欄杆，她就雙手抓住欄杆不放，力大無比地和我拽來拽去，搶得像是拚命，說是安上欄杆就像坐監獄一樣。那肯定是身陷沉痾人的憋悶、煩躁。我不但不體貼她，還自以為保護她不致墜床道理堂皇，狠狠搶過她手裡的欄杆，與她作對般地安在病床的兩旁。我為什麼不能好好地和她講道理呢？
那時我要是知道媽已來日無多，雖然不能救她的命，至少也能做些讓她順心的事，讓她帶著一份她所摯愛的人對她的深愛離去。
可是，難道非要等到這個地步，我才能喪盡天良地給媽那份深愛嗎？
奇怪的是，媽「譫妄」的時候老叫奶奶和小慧。我從未聽她對我說過小慧是誰。
還有一次媽半夜從床上跳起來，對小阿姨說：「小月快走，這是鬼住的地方。你這孩子真不聽話，怎麼不走？我是為你好。」
說著就去開通向陽台的門，急於逃走。小阿姨趕緊把陽台上的門鎖了，她開不開門就拚命搖，把門搖得哐哐響。見陽台上的門搖不開，又去開病房的門。小阿姨把病房的門也鎖了。她大吵大叫著非要出去不可，一直鬧到在護士站值班的護士長都聽見了。護士長到病房來看她鬧什麼，媽卻認不出是護士長，害怕地說：「巡邏的來了，巡邏的來了。」這才不敢鬧著要跑了。
可是媽又對小阿姨鬧著說：「你給我找張潔去，你給我找張潔去。」
護士長安慰她說：「我這就去給她打電話。」聽到護士長說去給我打電話，媽才漸漸安靜下來。
護士長走後，媽對小阿姨說：「我給你張阿姨闖禍了。我鬧得太厲害，巡邏隊都知道了。」
後來我猜想，小慧一定是媽幼年時代的朋友，一個沉落在記憶深處，也許早就故去的人。不，不是也許，而是一定。不知道為什麼，我敢肯定：媽那時呼喚的肯定是兩個早已死去的人。
那麼，媽說她那間病房是鬼住的地方又是怎麼回事？
總之那時我和媽一到晚上就像中了邪，我不是摯愛媽的女兒，媽也不是摯愛我的媽了。
可是一到白天，我們又都為對方竭盡自己最後的一點力氣。
我也曾分析媽為什麼老「鬧」，誤以為是她身邊有我照料的緣故。如果沒有我的照料，她也就無所依賴，無所依賴還能向誰「鬧」呢？也許早就可以自立了。
所以我對媽說：「您比我強，您老了跟前還有我，我老了跟前還有誰呢？只要您能恢複健康，我寧肯死了都行。」
或許媽辨出了話中的埋怨，即便地老天荒何嘗會有因她而無我的荒謬？又憂慮萬一我果然落到那種境地，還要考慮為我的埋怨留下倫理道德上的餘地，媽含蓄地辯駁道：「你可以到唐棣那兒去。」
我卻斬釘截鐵地說：「我才不去呢。」
我為什麼這樣說？
是生怕媽不明白我的埋怨，非要把為我留下餘地、躲在含蓄後面的媽推到前面不可？
是批評媽對我的依賴？
是以我晚年的獨立，來表白自己對媽老有所養的功績？
是以我孤獨的晚境，來襯托媽老有所養的優越？
一到白天媽就清醒了。她一清醒過來，就為自己晚上睡著就「鬧」的事情著急。她不知怎麼想的，認為這是睡得不沉的緣故。所以白天更不睡了，到了晚上也盡量延遲睡覺的時間。以為熬得越晚，睡得越沉，睡得越沉就越不容易發作。
病房裡有一個看護植物人的謝阿姨，我給她一些錢，委託她在小阿姨替我值班的時候幫著照看一下媽。畢竟她看護腦病病人多年，這方面的經驗比較多，萬一有什麼情況，知道怎麼處理。所以每天晚上，植物人那邊的事情做完了，謝阿姨就到媽的病房來坐。
媽就緊緊抓住謝阿姨不放。讓謝阿姨給她唱歌，陪她說話、熬夜，不讓謝阿姨走。還耍點小狡猾，對謝阿姨說：「我最喜歡聽你唱歌。」
謝阿姨能唱出什麼好聽的歌？媽不過是在想方設法拖住人家，陪她一起熬夜就是了。
後來植物人感冒了，接著媽也感冒了。想必謝阿姨是個傳染的媒介，我就不讓謝阿姨來照顧媽了。不過那時已是十月十七八號，我們也快出院了。
也許還是我的辦法有效果。
我對媽說：「恰恰相反，您晚上鬧不是因為睡得不沉，而是睡得太沉的緣故。您現在白天不睡，晚上也不睡，一旦睡著就會睡得很沉，睡得越沉越不容易清醒，鬧得也就越凶。從現在起，您白天一定要多睡，晚上也要早睡，吃過晚飯就睡。睡眠一充分人就容易清醒，越容易清醒也就越容易從『譫妄』中醒來。如果覺得在床上躺的時間太長，不舒服，可以先靠在沙發上睡。睡過一覺，再到床上去睡。這樣做試一試，看看效果怎麼樣？」
不知道是我的辦法靈，還是手術的反應已經過去，媽此後果真不鬧了。
當然可能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我狠狠地嚇唬了她。事情是這樣的——
十月十二號下午，我對媽說，十三號中午我有一個不好推掉的外事活動。有位義大利訪華代表團的朋友，是我在義大利訪問時的「全陪」，對我很是關照，又是我作品的譯者。現在來到中國，身在異國他鄉又和團長發生了磨擦，心情非常不好，無論如何我應該去看望她。我對媽說，只參加一個午宴，吃完飯立刻就到醫院來。
十三號一早，就在我家附近的幾個商店跑來跑去，為的是給媽那個合同醫院的兩位大夫購買禮物。
一位是及時通知我們去做核磁共振的大夫。那時周東大夫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能夠幫助我們儘快做核磁共振的關係，可是周東大夫又不知道我的電話，只好轉請一位能夠和我取得聯繫的大夫通知我。要不是她的及時通知，我們就會失去這次機會，那就不知還要等多久。
另一位是神經外科的主任。有人建議我在他那裡疏通一下，請他批准同意媽轉往天壇醫院手術治療，這樣我們也許能夠報銷在天壇醫院的費用。那筆醫藥費畢竟數字不小，若爭取一下能夠報銷何樂不為？
我不敢跑得太遠，怕誤了來接我去赴宴的汽車，只好在附近兩三家商店之間跑來跑去地比較。太貴的負擔不起，太差的又怕對不起人家。最後買了七百多塊錢的禮物，心裡還覺得不夠分量。
神經外科主任收下了禮物。可我卻是在媽去世很久以後，才去找他談轉院治療的事。他拒絕簽字同意母親轉往天壇醫院手術治療。
我認為這很正常。試想，他一再對我強調他做過四百多例垂體瘤的切除手術，而我還是自費到天壇醫院做了這個手術，做完之後卻又來找他想辦法報銷，這不是太過分、太讓他下不來台，甚至是對他的侮辱嗎？我竟然找他去談這種事，不是太不應該了嗎？
他還暗示，如果由他來做這個手術，媽也許不會亡故。我沒有向他解釋，媽去世並不是因為手術。
他拒絕簽字倒成全了我為媽盡的最後這點心意。
不過，就是媽再活一次、再做一次手術，我還是不會找他、不會在媽的合同醫院做這個手術。
媽的病，不正是合同醫院誤診的嗎？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在眼睛已漸失明而白翳始終沒有遮住眼球的情況下，眼科主任還堅持是「白內障」，而沒有考慮到可能是腦子裡長了壓迫視神經的瘤子。
然後我又趁有車之便到韓美林家去取別人帶給我的東西。
最後才到午宴上去。
這個安排媽是知道的，但她突然急迫地想要知道我在哪裡，我是否安全，非讓小阿姨馬上給我打電話不可。
也許就在那一天，我已身染大病。愛我比愛自己生命更甚的媽一定感應到了，否則她不會突生這樣的奇想。
小阿姨的電話往哪兒打？她們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家旅館吃飯。就是知道我在哪家旅館吃飯，那麼大的旅館，我到底在哪一層、哪家字型大小？
為了安撫媽，小阿姨也往家裡打了電話，家裡當然沒人接。媽又讓她往我機關打，說機關一定知道我在什麼旅館吃飯。可是小阿姨不知道機關的電話。媽知道，但媽也沒有隨身帶著我機關的電話號碼，她就叫護士幫助查找。護士的服務態度不錯，在電話號碼簿上給媽查到了。小阿姨拿著機關的電話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