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拉著媽的手向醫生辦公室走去。
剛走到醫生辦公室門口，正巧甲大夫出來，我們便站在走廊里談話。
媽的手在我的手裡劇烈地抖動著，在這抖動的顛簸中我慌亂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亂地牽著她的手，像牽著一根系在我和媽或是媽和這個世界之間的，不論怎樣小心翼翼也難保不會隨時飄揚而去的遊絲。
身材矮小的媽仰著頭對甲大夫說：「我不願意那樣活著，我堅決要求手術。」她的聲音不大，但頭腦清楚、咬字清晰。她從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結果。就在那一瞬間，我心慌意亂地看了媽一眼。
看上去，媽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淺、自尊自愛的老婦人。我什麼時候才能像她那樣面對人間的萬千風景？
媽穿著唐棣在美國給她買的開身黑毛衣，這件毛衣媽去世後唐棣又要了回去，時常穿著禦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樣，需要尋找一種仍然和姥姥相親相近的感覺。貼身是一套我們從美國回來後新買的睡衣。要不是因為住在醫院，我從家裡給她拿什麼她只好穿什麼的話，這些衣服她還捨不得穿呢。她老是存著、攢著，準備再到美國去看唐棣的時候穿。不過自從她住進醫院以後，就再也沒有表示過任何意願。有了一種萬事皆空的超脫。
走廊里的燈光如此昏沉，一種離我雖已渺遠卻永遠不會忘懷的、關於燈光的記憶在我心裡涌動起來。
我們的苦情為什麼老和這種燈光連在一起？現在，它又來了，像過去一樣地擠壓著我們。在它的擠壓下，媽顯得更加矮小、蒼老，也更顯得孤獨無援。想必我也亦然。
甲大夫說：「我們會考慮本人的意願。」
媽聽了以後，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說：「謝謝了。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親人了。」
媽為什麼對甲大夫說「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親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託付給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亂的我表達對大夫的信任？還是說從此以後，她的命運就緊緊地和甲大夫連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動情地說：「你也是我的親人了。」
跟媽一起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常以為媽是膽小怕事的人。從記事起，就老是聽見她說：「小聲點兒，小聲點兒，別讓人家聽見。」到了生死關頭，卻見到了媽那不為人知，甚至也不為我知的大勇。
媽去世後，小阿姨對我說，手術前她問過媽：「姥姥，做手術您怕不怕？」
媽無所謂地說：「不怕，一點兒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這真是個太不懂人情世故的提問。她怎麼能這樣問媽！
我從來不敢、不忍問媽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撫慰媽一句話。我怕那會給媽增加更多的壓力。懵懂中我還覺得，這樣避而不談似乎就可以躲過這場大禍，可我還是沒能躲過。
其實媽對疾病還是相當恐懼的。記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總以為得的是食道癌。在等待進一步檢查確診的時候，每天晚上等大家睡下後，就悄悄地坐起來拿塊饅頭一口口地嚼咽，以試驗她的食道是否已經堵塞。她永遠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著自己的嗚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饅頭的。
媽對疾病的恐懼倒不是因為貪生怕死，更不是留戀人間的榮華富貴。我們的生活何曾榮華富貴？一九四九年以後算是有飯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會主義的鹹菜，直到我有了稿費收入，生活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經心滿意足。特別在搬到西壩河以後，暖氣燒得很熱，不像在二里溝，一到冬天，房間里冷得連毛衣、毛褲、棉襖、棉褲、大衣、圍巾、口罩都得穿齊戴好，那還凍得媽渾身直抖。她不止一次拉著胡容參觀西壩河的房子，說：「你看多好啊，比起過去的生活，真是天上地下了。」
媽只是不放心把我一個人丟下。她老說：「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麼辦呢？」
媽深知我在各方面對她的依傍，沒有了她，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可依靠的呢？在我漫長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論誰給我的支撐，都不能像她那樣的窮其所有，都不能像她那樣無時無刻不在我的左右。
媽是為了我才分外愛惜生命，恐懼疾病的呀。
當時我僅僅以為媽是怕我為難，以她老邁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擔了自己手術的責任。
其實媽堅決要求手術還有無法衡量的大愛在裡面——一旦她覺得再不能呵護我，不但不能呵護，反過來還可能成為我的累贅的時候，就寧肯冒著下不了手術台的危險，也不願那樣活著連累我。
回到病房以後，我趴在媽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來。她一動不動地坐著，好像沒有聽見一樣，似乎又進入了精神麻木的狀態。我還暗暗地想，幸虧她的精神已漸麻木，否則這生離死別的痛苦給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術後的一天媽突然對我說：「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裡好難受啊。」
原來媽心裡什麼都明白，她不過是強忍著自己的悲傷，免得再增加我的悲傷就是了。
我這一生也算碰到過不少難事，但都沒有像讓媽接受手術還是不接受手術讓我這麼作難，這麼下不了決心。
為此我將心比心地問過甲大夫和王集生大夫：「如果是你們自己的母親，這種情況下你們是同意還是不同意手術？」
他們的回答都是「不同意」。這更增加了我的猶豫。
天壇醫院的老專家陳炳煌教授正好也住在綜合二病房，準備做換胯關節的手術。見我急得團團亂轉，既無臨陣的經驗，又無人可以商量，更沒人可以幫著拿個主意，很是同情。他看了媽的片子、了解了媽的病情後主動對我說：「實話對你說，醫生既然肯做手術，就有相當大的把握，否則他是不會同意手術的。哪個大夫願意病人死在自己的手術台上？當然他要把醜話說到前頭，萬一將來出了問題，免得病人家屬糾纏不休。我的意見你還是簽字吧，再不手術你會後悔的。這是你母親最後一個機會了，現在她的身體條件還好，大夫對她的病情也比較熟悉，羅世祺主任是國內這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要不是看你這樣孝順母親、愛母親，以至讓我感動的話，我作為這個醫院的大夫，是不該給你出這個主意的。」
我實在並不孝順，我只是非常愛媽而已。
愛和孝順是兩回事。孝順除了犧牲、奉獻，還有很多技術環節上的問題。
那幾天我不斷去找陳教授諮詢。
「羅主任說，我母親的腦子已經軟得像豆腐了，手術時難免要把腦子托起來，這一托可能就會把腦子托出兩個窟窿。」
陳教授說：「一般說腦軟化，並不是腦子軟了，而恰恰是腦子硬化的意思。怎麼能托出兩個窟窿呢？再說額頁托起的時候，是用墊了很多棉條的板子往起托，而不是用兩個手指去托。」
「聽說額頁托起後會損傷大腦，手術後可能會變成什麼意識都沒有的植物人？」
陳教授回答說：「兩個額頁同時托起也許有這種可能，你母親的手術只需托起一側額頁，而且又是右側的額頁，更不會有那樣的危險。」
「要是不手術呢？」
「不手術，最後瘤子會破裂、出血，除了失明還會造成卒中，從而影響生命中樞。那時再到醫院急診為時已晚，碰上一個對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辦了。她現在的這些病狀，實際上就是垂體瘤壓迫植物神經造成的後果。」
而羅主任說就是手術成功，也只能解決失明的問題，對解決媽現有的病狀毫無意義。她合同醫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說，手術只會加重腦萎縮的癥狀。
我想他們的意思是，對一個年過八旬的老人來說，好死不如賴活著，何必冒這個風險？醫生們又何必為一個已經沒有多少時日的老人大動干戈？如果手術失敗，甚至還得搭上自己的聲譽。
難得陳教授如此直言。
這期間，什麼時候聽到、想到手術中可能遇到的意外，我隨時都去找陳教授諮詢。在陳教授的啟發、開導、幫助下，直到我這個腦子再想不出什麼疑問，才對甲大夫說，我考慮手術。
事實上，對於命運，人如何能考慮周全？人，更不要說我，要是能考慮周全，媽就不會沒命了。
決定手術以後，我又開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許這就是我和媽最後相聚的時日了。媽入院後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廁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難以入睡，各種各樣的煩憂立刻又會在我的腦子裡頻率極快地跳進跳出，所以體力消耗很大，有些晚上不得不讓小阿姨來頂替我。
九月十七號，星期二。
吃過晚飯，將近七點鐘的樣子，媽突然對我說：「咱們倆坐一會兒。」
和媽相依為命五十多年，不論情況多麼險惡，媽從沒有對我這樣說過：「咱們倆坐一會兒。」
我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把沙發拉到媽坐著的太師椅前，靠著她的膝頭坐下，握著她的手，先聲奪人地說些使她開心的話題。
「唐棣說她明年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