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媽出門之前總是先上廁所，倒不是生理需要，而是有備無患的意思。這次要上廁所可能是為了準備做那長時間的檢查。
本以為上午就可以順利做完檢查，可是中途停電，不能做了。醫生讓我們下午再來。
幸虧有先生的司機幫忙，否則那樣偏遠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光出租汽車費就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回到家裡已近中午，我趕緊做了一頓簡單的午飯草草吃下。吃完午飯，時間也就到了。還是媽先到廚房來叫我，那時我剛剛收拾完廚房。想來媽根本就沒有休息。她怎能靜下心來休息！見我每日里活動得如此緊迫，她大概也猜到事情不妙。
到了醫院還是等。檢查進行得很慢，每個病人的檢查，差不多都需要一個多小時。天氣又熱，鐵道兵總指揮部醫院簡直沒有什麼樹蔭可以在下面停車。我不過意讓先生的司機久等，就請他先回家休息，等媽做完檢查再打電話給他。
下午五點鐘左右才輪到我們，我攙著媽進了檢查室。檢查床並不很高，但我知道媽是上不去的。我用盡全力托著她，她還是邁不上檢查床。幸好下面等做檢查的一位男士和他妻子幫忙，一起把媽抬上了檢查床。連我一共三個人，還覺得相當吃力。媽自己也納悶兒：「我怎麼這麼沉呢？」
我假裝沒有聽見她的話，躲避著她的話茬兒，也躲避著這句話的晦氣，不然我又如何回答她？這是一種閉著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時也是欺騙媽。我們都知道，按照民間的說法，病人身體發沉是不吉利的表徵。
我留在檢查室里照看媽，她好像睡著了。有時她的手一顫一顫地想動，我趕緊提醒她：「媽，別動。」她聽見了我的叮嚀，果然就不動。這又說明她沒有睡著。
做完檢查差不多六點半了，總算中途沒有停電讓我們再來一次。
之後我給先生的司機打了電話。回家的路上，他繞過公主墳的燈光噴泉，我振作精神，好像什麼讓人心焦的事情也沒有，一再鼓動媽去欣賞她沒有見過的景觀，可是媽沒有顯出什麼興緻。到了這種時候，我還能指望媽對這個紛繁的，也許和她已經無關的世界有什麼興緻嗎？
可能就是從這一天起，我和媽都英勇地打起精神，準備扮演一個明知凶多吉少，卻要顯出對前途充滿樂觀精神的角色。
回到家裡，已是暮色蒼茫，八點多鐘了。下車以後，媽沒有讓我攙扶，她說：「你去開門吧，我自己上樓。」我噔噔地跑上樓去，開了門後又下來接她。那時，她剛上了二樓的大陽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著，看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沒有什麼兩樣。但她的腳步里藏著勉強和虛浮，我覺得哪怕來一陣小風，她一歪就會躺下。也許因為天色已晚，她的臉色看上去灰暗暗的。
八月二十五號，八月里最後的一個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們通話的日子。過去每到這個日子，媽總是早早地就守在電話機旁，但是這一次，她卻身不由己地睡著了。
電話鈴響起來的時候，我在另一個電話機里聽見她同昏睡的掙扎。
雖然媽什麼也聽不見了，但能聽見唐棣的聲音。這對她也是莫大的安慰，特別是在她就要住進醫院的前夕。
還沒聽唐棣說上兩句話，媽就要上廁所。我趁這個空當兒，趕快把媽的病情對唐棣說了說。那時還沒到要動手術的最後時刻，慘痛的打擊還只是一團不明的氤氳之氣，沒有形成具體的形狀，更沒有進入心的深處。我雖然十分焦慮，卻知道不能嚇著唐棣，免得她因為遠在他鄉、鞭長莫及而干著急。再者，就是我對她說得一清二楚，對事情又有什麼幫助？她還太嫩，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雖然我們都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可我畢竟是母親，我不也心疼她嗎？！
這一次通話，媽真是什麼也聽不見了。她急得高聲說道：「書包，你大聲叫一聲姥姥。」
唐棣大叫了一聲：「姥姥！」
媽朗朗地應了一聲：「哎！」
想不到，這就是媽和她最愛的人，最後一次、最後一句對話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絕對有人為媽和唐棣安排了這個最後的機會。不論他是人、是鬼、是神，都會為媽對我們的愛所感動。
八月二十六號，星期一。我到鐵道兵總指揮部醫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檢查結果，然後再到天壇醫院去找趙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檢查結果，意見是儘快手術。
我不知道最後是否按他的意見辦事，但我知道應該先住進醫院。
我不曾考慮過在媽的合同醫院手術，儘管合同醫院的外科主任說他們能做這種手術，而且有四百多例手術經驗，我還是不放心由他來做。
他對媽腦萎縮的前景推斷更嚇得我滿頭虛汗，兩腿發軟。他說，就他所見到過的幾個病例，發展到後期病人不但六親不認，甚至吃自己的糞便，有一個還專門撿食垃圾等等。而垂體瘤的切除手術，據他說還會加劇腦萎縮的進程。
多虧宋汎同志幫忙，通過北京市委出面疏通天壇醫院的關係，不然像這樣人滿為患的專科醫院，還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進去。
八月三十號，星期五。一大早，諶容陪我到了天壇醫院，在醫院黨委書記帶領下到了綜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幹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討論了媽的病情，定好九月二號入院。
之後，又和諶容回到北京作協，暫借一萬元人民幣作為入院押金。唐棣的錢即使馬上匯來也不能提取，美金匯款一定要在銀行里壓三個月才能兌現。
北京作協這樣一個窮單位，上哪兒去撥一萬元現款？幸好基建處當時有一部分為安裝新宿舍樓電話準備的現款，經徐天立同志特批暫借給我。
媽去世後，我聽對門鄰居俞大姐說，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號這一天，媽給她打過一個電話，說：「我想見見你，跟你告告別。明天就要住院了，這一去不知道還能不能再見。」想不到後來果真一語成讖。
俞大姐放下電話趕緊過來看媽。媽倒沒有什麼悲戚之情，俞大姐勸慰媽：「您別這麼說，很快就會好的。」
媽自己也說：「我這是小手術。」
俞大姐又問起我們要搬去的新房子，媽說：「挺好的。」
俞大姐問：「您去看過了嗎？」
媽說：「沒有，等我手術完了就直接搬進去了。」
那時我剛剛換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裝修完畢，再帶媽去看房子。這樣會與舊房子有個強烈的對比，可以給她一個驚喜。後來我一直後悔沒有帶媽看過新房子，雖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會想，要是她的靈魂想回家看看，不認識路怎麼辦？
奇怪的是，自媽去世後很難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號，媽八十一歲生日那天早晨七點多鐘的時候打了個小盹兒，夢見我牽著媽的手，進了新家的大門，然後就給她脫下住在二里溝的時候她常穿的那件藍色皮猴，掛到二門外的衣架上去。剛要拉著她走進二門，我就醒了。我想，媽到底還是回到新家來了。不過我又想，她沒進二門我就醒了，到底來了還是沒來呢？
媽像了卻最後的心事，周到地對俞大姐表示感謝：「張潔太累，太苦了。我盡量不麻煩她，有什麼事凈找你們幫忙了。」
這話千真萬確。
不到山窮水盡的時候，媽從不願意求人什麼、欠人什麼。可是為了疼我，她也只好硬著頭皮干她不願意乾的事了。
這些年我常常不在國內，即使在國內，也經常是忙著照顧我的先生，常常苦於沒有分身之術。特別在我們從美國回來以後，我對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盡瘁。總覺得我和媽在美國盡享天倫之樂，先生卻孤守北京，似乎很對不起他，便想加倍償還這份心債。更何況我還欠著先生的大情，媽能如願以償地去美國和唐棣團聚，全仗先生辦理一切手續。如果沒有先生的幫助，媽很難如願以償。
如此，每當我不在身邊，又發生了小阿姨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的時候，媽總是求靠鄰居。幸虧我老是碰見好鄰居。
媽無法回報人家的情義，往往在我出國或去外地時開列清單一張，要求我按清單攜帶禮品，以答謝大家的幫助。
我也同樣欠著一屁股的人情債。自我再婚以後，媽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務，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為一家之主？就是樣樣都得操心，樣樣都得操練。開門要是真的只有油、鹽、柴、米之類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說也罷。先生又是動過心臟手術的人，怎能讓他勞頓？而那樁樁件件，總有我也無能為力的時候。我照樣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過下去，所以我也有一個單子。這就使我在回程的時候像個馱禮品的驢子。我就向媽抱怨，甚至嫌媽事多，擺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煩的嘴臉。也不想想，那些原該是我乾的事，我卻沒幹，媽只好求人。求了別人，回過頭來還得求我。媽好難！
俞大姐說：「沒事，有什麼事您儘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