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再也找不到比這個結尾更加沒有意思的結尾了。
你覺得你已經準備停當，萬無一失，事到臨頭，仍會缺鹽少醋。
莫利小姐從那一刻起，已經變成一個把裡面暖人的佳釀，忽地一下倒進陰溝的空酒瓶子，偏偏又在秋雨落黃昏的時節，並且著一點小風，就會呼呼作響。就像有人對著那隻瓶子口吹氣似的。
他們真的可以這樣說，這怨得了誰呢？即使用牽強附會的辦法，也沾不上任何人，或任何事的邊。
一個他們現在誠心誠意地覺得朝氣蓬勃、幹勁十足、任勞任怨的人，沒有一點先兆地，說沒就沒了。好像他有意做得乾淨利落，就是死，也不能打破保持了一生的，不給任何人增添麻煩的紀錄。
但是他們全都覺得，他們對司馬南江的死，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這兩天，他們好像做了什麼虧心事，不大敢眼對眼地坦然相視。
不過再往深里想想這個人，似乎又想不具體。若不是這次作為同一個代表團出訪，如果有人向他們提起司馬南江的名字，也許他們都會說：「誰？哪個所的？」即使有人詳敘其貌，詳盡其狀，他們最後可能還會一面若有所思地點著頭，一面想得起來又想不起來地說：「啊！啊？啊……」
現在副團長特別感到司馬南江這一去所留下的、不可彌補的空白。
「您再好好想一想，護照肯定是留在洗臉間的檯子上了？」莫利小姐問。她眯著眼睛，仰著脖子，下巴真像一把齊頭的鏟子。
「真抱歉，我想是……」也許是在箱子里？副團長不敢十分肯定。他現在特別感到了沒有司馬南江的不便。當他鞍前馬後地照應他們的時候，他們似乎並不感到他的存在。好像一個人的價值，種種的好處、優點，只有在死後才凸現出來，讓人們叨念不已。死亡好似火，只有用它來烤一烤，才能把用糯米水寫在紙上的暗語，顯現出來。
真是出師不利。誰能想到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他覺得團長差不多是不懷好意地看著他。耷拉著下嘴唇（他突然發現團長的下嘴唇很厚），兩隻手插在褲袋裡，冷冷地看著他。
秘書則抱著骨灰盒子，獃獃地守著他們尚未託運的行李。現在，馱重的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在了他的身上。這一項任務，足以讓他名正言順地少關心其他，甚至不關心其他。
好像他們剛剛經過十萬八千里的長途跋涉，累得喪失了七情六慾；好像司馬南江的死亡和他找不著護照有很大的關係；好像他們彼此看一眼，也成了自己的累贅；這個人為什麼站在這兒？還要落進自己的視野？
他又何嘗不想找個借口、渠道，轉移或發泄一下他心裡那股和他們一樣的，說不明白的怨氣？
偏偏攤上了他。在這個時候找不著了護照。
出來以前，外交部門三令五申地強調丟失護照的嚴重後果，外交部要照會凡是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云云。
是防止有人利用他的護照，冒名頂替地去那些國家招搖撞騙，竊取情報？還是防止有人利用他的護照，冒名頂替地到中國招搖撞騙，竊取情報？不過這種可行性相對來說比較小，因為這個人必須是亞洲人種。
到別的國家去招搖撞騙、竊取情報，他這份護照有無使用價值他不敢說。
反正現在哪怕是最高層的會議，一個月之後，香港雜誌上都會全文照發，那會上誰誰怎麼說，誰誰又怎麼說，一概明明了了。好像那些雜誌，全列席了那些會議；好像那些紅頭文件的發放範圍，在發至縣團級的後面，又加了一句：及發至香港×、××、×××雜誌。
反正你很難說這是否是因為有人丟失了護照的結果。
他很懷疑限制那些雜誌進口的原因，可能不是為了防止什麼、什麼，而是因為大部分老百姓的級別，還不夠縣團級，以及香港××、××、×××雜誌。這恐怕不是平白無故的猜想，因為這些雜誌經有關部門批准，還是可以少量進口，供有關單位、領導內部參閱。他雖然不是有關單位和領導，他的老上級卻是。由白金眼鏡框子化名撰寫的，有關大陸來此開拓的那位歌唱家，如何喪失國格人格的敗行劣跡，引起愛國僑胞強烈不滿的文章，就是在那位老上級家裡看到的。老上級說：「這個人如果不回來就算了，如果還想回來，必須讓她對自己的言行作出解釋。一個在黨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的文藝工作者，思想覺悟卻不如整天泡在資本主義染缸里的僑胞！真是太不像話了。」
「好在我預先留出了相當富裕的時間。」莫利小姐明明這麼說，他卻感到她是在說「我早知道你們會出這樣的事」。對。是「你們」，而不是「你」。他看看團長和秘書，不知他們是否也有同感。他們的臉，仍像壓在排泄管道上的又厚又重的鑄鐵蓋。「請你稍候。」莫利小姐說完，就邁著她那昂首闊步的步子，轉身去了。
這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難。
副團長想念在國內那不說八面威風，至少也是威風凜凜的日子。但在這個團里，他覺得心情很不舒暢。上頭有團長壓著，後頭有司馬南江頂著。現在司馬南江一死，他不但降了級（不但行政級別，包括接待級別），簡直連什麼都不算了。
她的腳步有些重，示威似的。鞋底就在機場營業廳的地板上敲得很響。也許應該先打個電話給旅館，問問他們在清理房間的時候，是不是發現了護照。
莫利小姐很失望。
這是不是有點像一場鬧劇？
當全體與會代表，聽到會議執行主席宣布那一噩耗，自動起立致哀一分鐘的時候，一種十分荒謬的感覺，把她推向另外的極端，她差點抑制不住地在那肅穆的會議廳里大叫起來。
人們本已生活在一個足夠勞苦的環境里，中國人卻好像還嫌不夠，偏偏還要給自己製造一些困難，所以他們活得比西方人還要艱難。每每和他們有過一段較長時間的接觸以後，她總有一種被傳染上什麼病的感覺，讓她禁不住地想要歇斯底里大發作。
也許她應該親自到旅館去一次？還是親自去旅館一趟為好。她喜歡竭盡所能，不給自己留下後悔與遺憾。這樣決定之後，便又向停車場走去。
司馬南江先生的論文，是一位西方同行代念的。那位先生的聲音很好聽，簡直是太好聽了，所以聽上去很像牧師在佈道。她和代表團里其他三位垂頭喪氣的先生坐在大廳里，聽一個已然不在這個世界上的人的思想，在大廳拱形的屋頂下回蕩。她覺得好像他也趴在拱頂上聽似的。笑眯眯的，好像很為自己開的這個不大不小的玩笑而得意。他是她所接觸的中國人當中，最讓她感到不好理解的一個。
護照最後是在副團長的一隻襪套里找到的。
「哼！」團長哼出盡在不言中的一哼，便兩手叉腰地轉過身去。好像他很為找到護照而氣憤。
秘書仍舊一副找不到也獃獃，找到也獃獃的勁頭。
莫利小姐認為，這隻能用他過分愛護、珍重的理由來解釋。「一切人們以為是荒謬的行為，往往是出於正常得最純粹的理由。」她說。
這是什麼邏輯？團長想。他看了看莫利小姐，一點沒有胡言亂語的樣子。
副團長根據這幾天對西方人的觀察，認為他們不管聽到、碰到什麼不幸的事，根本別指望他們會像中國人那樣，發出種類繁多的，表示不同程度、不同性質的感嘆詞，更不要說那像歌唱一樣的慟哭。他們差不多總是一面緩緩地點著頭，一面像是論證什麼地說：「這真是非常的不幸。」連臉上的筋都不會動一動。
刨去官員不算，西方人在表現歡樂的時候，才會像中國人表示哀痛那樣淋漓盡致。好像他們在這兩方面分了工。
莫利小姐的話，自然不會出於惻隱之心。
莫利小姐幫他們填好行李簽，又把這些行李簽一一拴在箱子上，在清點確無遺漏之後，才和秘書一齊往磅秤上挪動他們的行李。除了司馬南江那兩個箱子，其他的箱子，全比來時重了許多，滿載而歸地鼓脹著。莫利小姐瘦得十分乾巴，卻有男人的力氣。箱子在她手裡上上下下，毫無拖泥帶水之意，一副先鋒婦女的派頭。
由於只有三張機票，他們的行李，遠遠超過了航空公司所規定的免費託運的重量。
莫利小姐垂手而立，沒有打算支付這筆運費的跡象。
團長便吩咐秘書：「好吧，咱們把這筆運費付了吧。」好在這筆外匯回去之後肯定可以報銷。不過他覺得莫利小姐這樣慳吝不太像話，不知這是接待單位的意思，還是她自作主張，無論如何，他們還退回一張回程的機票呢。
登機的時間快要到了。「你們應該過關了。」莫利小姐從她的小皮包里拿出一張紙和一支筆來，「請看，你們的登機口是二十五號。過了關檢之後請往右拐，下樓梯，再上樓梯，然後向左拐，你們就會看見第十八號登機口，請順著第十八號登機口往前數，很快就能找到二十五號登機口。請放心，沿途都有指示前進的箭頭。」她一面在紙上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