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九四七年，博勒才相信戰爭已經結束，那之前他常常說：「那僅僅是宣傳，只是用來欺騙黑人的謊言。」
一九四七年，美國人開始拆除喬治五世公園裡的兵營，為此許多人感到失落。
一個周日，我去找博勒，他一邊給我剪髮，一邊說：「聽說戰爭結束了。」
我說：「我也聽說了，可還是有些懷疑。」
博勒說：「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些人是宣傳的行家，但我是這樣看待的，如果他們要繼續打仗，就會保留這些兵營的。」
「可他們拆除了兵營。」我說。
博勒說：「確實。二加二等於幾？告訴我，等於幾？」
我說：「四。」
他若有所思地為我剪了會兒頭髮。
然後說：「好，我很高興戰爭結束了。」
理完髮，我一邊付錢一邊說：「你認為我們現在要做什麼？你覺得我們要去慶祝一下嗎？」
他說：「別著急，夥計。別著急。這是件大事，我還得好好想想。」
於是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還記得那個晚上，當停戰的消息傳到西班牙港，人們瘋狂不已，街上就像在過狂歡節。一首新的卡里普索小調不脛而走，街上的每個人都隨歌而舞：
日日夜夜，瑪麗·安小姐
伴著男友漫步河邊。
博勒看著舞蹈的人們，說：「愚蠢！愚蠢！黑人怎麼這麼愚蠢？」
我說：「可你沒聽見嗎，博勒先生？戰爭結束了。」
他吐了口唾沫說：「你知道什麼？你去打仗了？」
「可收音機已經播了，我也在報紙上看到了。」
博勒大笑。他說：「任何人都會把你當孩子看。你自以為長大了，但你居然還相信報紙上的一切？」
這話以前我也聽過。博勒活了六十歲了，他發現的唯一真理就是：不能相信報紙上的任何東西。
這是他全部的哲學，但這並沒有使他高興。他成為這條街上最悲傷的人。
我認為博勒生性就是悲傷的。十一年來，我每周至少見他一次，但確信從沒見他笑過，除了冷笑。他個子高挑，不胖不瘦，卻面帶苦相，嘴角下撇，眉毛下掛，兩眼大而無神。
令我吃驚的是，博勒不做理髮師後還能維持生活。我猜他是一個登記在冊的搬運工，他的手推車是我見過的最小的。
那不過是兩個輪子上架了一個小盒子，他獨自推著。那高大的身軀，帶著一副聽天由命、無所謂的架勢，讓你覺著他這麼做是何苦呢。小車上只裝了兩三包麵粉或糖。
每逢周日，博勒又變回理髮師。如果他有什麼值得驕傲的事，那就是會理髮。
博勒經常對我說：「你知道塞繆爾嗎？」
塞繆爾是我們這兒最成功的理髮師。他很富有，每年都會花一周時間去度假，而且喜歡讓每個人都知道這事。
我說：「是呀，我知道塞繆爾。可我一點兒也不喜歡他碰我的頭髮。他根本不會理髮，只會在我頭上亂抓一氣。」
博勒說：「你知道是誰教會塞繆爾理髮的嗎？知道嗎？」
我搖了搖頭。
「我，是我教塞繆爾的。他剛開始學理髮時，連自己的鬍子還不會刮呢。他哭著求我說，『博勒先生，博勒先生，教我怎麼給人理髮吧，我求你了。』好，我教了他，瞧他現在怎樣了，嗯？塞繆爾是越來越發了，但我仍舊住在這間破爛的老房子里。塞繆爾有一間專門理髮的屋子，而我還得在那棵芒果樹下露天理髮。」
我說：「可是在外邊挺好的呀，比在悶熱的屋子裡坐著好。可是你為什麼平常不給人理髮呢，博勒先生？」
「哈，孩子，這是個大問題。事實是，我就是信不過自己。」
「不對。你理髮理得非常好，比塞繆爾強。」
「我倒不是這個意思，孩子。當一個人坐在你面前的椅子上，你呢又不喜歡這個人，手裡還捏著一把剃刀，這個時候什麼怪事都可能發生。這些天，我只在喜歡一個人的時候給他理髮，我可不願意隨隨便便給誰理髮。」
儘管在一九四五年時，博勒並不相信戰爭已經結束。但在一九三九年，他是最大驚小怪的人之一。當時西班牙港僅有的三份報紙，《特立尼達衛報》、《西班牙港新聞報》和《晚報》，他每期都買。戰爭爆發後，《晚報》開始發行特刊，他也買。
那些日子裡，博勒老說：「有許多人自以為可以擺布別人的生活，他們以為我們窮，我們就無知。可我偏不信這個邪，你們聽著，我會每天坐下來讀報紙，天天這麼做。」
博勒對《特立尼達衛報》特別感興趣，有段時間，他每天都要買下二十多份。
《衛報》正舉行一種叫「失蹤的球」的有獎遊戲。他們在報上印出足球比賽的圖片，但不標出球的位置。你只要用「X」標出球的位置，就有機會贏一大筆錢。
標註這個失蹤的球便成了博勒最大的樂趣之一。
起初每一周，博勒都很高興地給《衛報》寄上一份標有「X」的報紙。
對我們大家來說，這是一周中最激動人心的事。
哈特常說：「博勒，我打賭，你一旦贏錢了，就會忘了我們大家。你會離開米格爾街，在聖克萊爾大道買棟大房子，夥計，是吧？」
博勒說：「不，我不會留在特立尼達，我想走，去美國。」
博勒開始標兩份X圖了。然後三份、四份、六份。他沒有贏到一分錢，人卻變得越來越暴躁。
他總是說：「你們聽著，這是一個巨大的惡作劇，那些辦報紙的傢伙早就陰謀好了，他們已經定下了誰會拿這個獎，他們只想把所有黑人的錢騙到手。」
哈特說：「你不要灰心，再認真地試一次就行。」
博勒買了一沓坐標紙，放在印著「失蹤的球」圖片的報紙上面，然後在每條線的交叉處，他都標上一個X。為了做好這事，博勒不得不每周買一百到一百五十幾份的《衛報》。
有時博勒會叫博伊、埃羅爾和我過去，說：「現在，孩子們，你們認為那個失蹤的球在哪兒？瞧，我要你們閉上眼睛，用這支鉛筆標出它的位置。」
有時博勒會問我們：「這星期你們夢到過什麼沒？」
如果你說你什麼都沒有夢到，博勒就會非常失望。我常常會編幾個說說，博勒就會來解夢，把它們和失蹤的球聯繫上。
大伙兒開始叫博勒「失蹤的球」。
哈特常說：「瞧那丟了球的傢伙。」
有一天，博勒走進了《衛報》辦公室，在警察趕到之前，狠狠揍了一個助理編輯一頓。
在法庭上，博勒說：「你們聽著，那個球根本就沒有失蹤，因為它從來就不在那兒。」
博勒被罰款二十五元。
《新聞報》登出一則消息：
「失蹤的球」一案
行兇者被罰
儘管博勒花了將近三百元試圖標中失蹤的球，但是連個安慰獎都沒得到。
在法院結案後不久，博勒就停止了日常的理髮，也不再看《衛報》。
我記不得博勒為什麼不再看《晚報》了，但我知道他為什麼不再看《新聞報》。
戰爭期間，西班牙港有一陣子出現了非常嚴重的住房緊缺。一九四二年，一名聲稱能救濟無房戶的慈善家出現了，他說他預備啟動一個建房互助計畫，願意參加這項事業的人，只要存入兩百元作為基金，一年後他們就可不花一分錢得到一棟嶄新的房子。一些重要人物都支持這個新計畫，還舉行了許多的宴會，為這個項目打下一個美好的開端。
這個項目投入了大量的廣告，據說有五六棟樓盤已經建成，並交付給了一些參加過宴會的人。報上刊登出多張人們手拿鑰匙開門並遷入新居的照片。
博勒看了《新聞報》上的這些照片和廣告後，掏了兩百元。
一九四三年，建房互助會的負責人失蹤了，和他一起消失的還有兩三千棟夢想中的住宅。
博勒從此終止讀《新聞報》。
那年十一月的一個周日，博勒向我們這幫坐在芒果樹下等著他理髮的人宣布了一個聲明。
他說：「現在我告訴大家一些事情。請上帝為我作證，如果我違背了我的誓言，那就讓我的兩隻眼睛瞎掉。聽著，從今天起，我不會再看報，哪怕我學會了中文，我也絕不看中文報紙，你們聽清了嗎？你們不要相信報紙上的任何東西。」
當時他正在給哈特理髮，哈特聽完後立刻站起身離開了。
後來哈特說：「你們知道我在想什麼嗎，我想我們再也不能讓博勒理髮了。你們明白，這傢伙真的把我嚇著了。」
我們不必好好琢磨哈特的決定，因為幾天後，博勒就來告訴我們說：「我會一個一個地拜訪你們這幫傢伙，因為那將是你們最後一次看到我。」
他看起來十分沮喪，我想他就要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