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別聲張，一九四一年的秋季，金盞花沒有發芽。當時，我們以為金盞花沒有發芽是因為佩科拉懷了她父親的孩子。多幾分觀察少幾分感情用事，我們就會發現不僅我們的種子沒有發芽，別人家的種子同樣也沒有發芽。那年連湖邊那些花園裡的金盞花也沒有盛開。可是我們對佩科拉的健康和她孩子的安全降生太過關切，腦中盤旋的只有我們自己的魔法：假如我們在撒下花種後說上幾句好聽的話，種子就會發芽開花，一切都會沒事的。
很久以後，我和姐姐才承認我們的種子不會長出綠芽了。與這點認識相繼到來的是打架和互相指責，只有這樣才能緩解我們的內疚。多年來我始終認為姐姐的話是對的：是我的過錯，我把種子埋得太深。我們倆誰都沒有意識到可能是土壤本身太貧瘠。我們把種子撒在自家的小塊黑土地里，就像佩科拉的父親把他的種子撒在他自己的黑土地里。我們的天真、信念跟他的獸慾或稱絕望一樣，顆粒無收。事情已經很清楚了，所有那些希望、恐懼、情慾、愛和悲傷都沒有留存下來，除了佩科拉和那片貧瘠的土地。喬利·布里德洛夫死了，我們的純真也死了。種子枯死了，她的孩子也死了。
其實已經沒有更多可說的了——除了問個為什麼。然而，這個為什麼太難理清，只好暫且藉助敘述事情經過來擺脫困境了。
希臘旅館的大堂里，嬤嬤們走了過去，猶如內心的慾火般悄無聲息，那些喝醉了酒、眼睛仍然清醒的男人們在唱歌。我們隔壁的朋友，住在她父親咖啡店樓上的羅斯瑪麗·弗拉努奇，坐在那輛一九三九年產的別克牌小汽車裡吃著黃油麵包。她搖下車窗對我和姐姐弗里達說我們不能上車。我們盯著她，對她的麵包垂涎不已，但更想戳破她眼睛裡的那股傲氣，打碎她蠕動嘴巴時流露出來的那種擁有財富的自豪感。等她從車裡出來，我們要把她打得屁滾尿流，在她那潔白的皮膚上留下道道紅印。她會放聲大哭，問我們會不會讓她脫掉褲子。我們會說不要。如果她脫了，我們還真不知道如何是好。然而，無論她什麼時候這樣問，我們都知道她在向我們奉上某種珍貴的東西，而我們的驕傲會通過拒絕得以宣揚。
開學了，我和弗里達拿到了新的棕色長筒襪和魚肝油。大人們談論著錫克煤炭公司，聲音中充滿了疲憊和不安。晚上，他們把我們帶到鐵路沿線，撿拾散落在地上的小煤塊，裝滿麻袋。然後，我們一邊往家走，一邊不停地回頭張望那些巨大的貨車，裡面的煤渣被倒進鋼鐵廠四周的深坑裡，紅通通的，冒著煙霧。即將熄滅的火焰射出一道暗橘色的光芒，照亮了天空。我和弗里達故意在後面磨蹭，望著那團被黑暗包圍的絢麗色塊。當我們雙腳離開鐵道的石子路，踏進田野里的枯草時，難免會感到一陣戰慄。
我們的房子又舊又冷，是綠色的。晚上只有一盞煤油燈給大屋照明，其他房間深陷在黑暗中，到處是蟑螂和老鼠。大人從不跟我們談話——只讓我們去做這做那。他們總是發號施令，卻從不加以解釋。如果我們摔跤跌倒了，他們就瞪眼看著我們；如果我們割破自己或者摔傷了，他們就說你們簡直瘋了。如果我們感冒了，他們就厭惡地搖頭擺腦，覺得我們太不懂事。他們會質問，如果你們都病了，我們能指望誰來幹活？我們無話可說。我們生病了，處方就是輕蔑的態度、散發著惡臭的黑藥水，以及讓我們腦袋發鈍的蓖麻籽油。
一天，出去撿完煤渣回來，我響亮地咳嗽了一聲，氣管里塞滿了痰液，母親皺起了眉頭。「天哪，趕緊躺在那張床上吧，我都不知道跟你說過多少次，要把頭包上。你簡直是鎮上最大的傻瓜。弗里達呢？去找幾塊舊布來把那扇窗戶堵上。」
弗里達重新堵上了窗戶。我拖著身子上了床，心裡滿是內疚和自憐。我穿著內衣躺下，儘管黑色吊襪帶的金屬鉤硌得我雙腿生疼，可我還是不想把它們脫掉，不穿長筒襪躺著實在太冷了。過了很長時間，床上挨著身子的那塊地方才熱乎起來。一旦焐熱了那剪影般的一小片，我就不敢動了，因為身子半英寸之外任何一個方向都是涼的。沒人跟我說話，也沒人問我感覺怎麼樣。大約一兩個小時後，母親進來了。她的手又大又糙，當她在我胸口上塗抹魏克斯藥膏時，我疼得渾身僵硬。她一次摳滿兩手指的藥膏，不斷按摩我的胸口，直到我奄奄一息才住手。正當我覺得快要尖叫出來時，她就用食指摳出一小塊藥膏塞進我嘴裡，讓我吞下去。她在我的脖子和胸口那兒捂上一塊暖烘烘的絨布毯子，又在我身上蓋了好幾層沉甸甸的被子，說要讓我發汗，而我真的出汗了——很快。
後來我吐了。母親說：「你幹嗎吐在床單上啊？你就不知道把腦袋伸到床沿外面嗎？瞧你乾的事。你以為我無事可做，有的是工夫洗你吐的東西嗎？」
嘔吐物從枕頭緩緩地流到床單上——灰綠色，還夾雜斑斑點點的橘黃色。這團東西像生雞蛋一樣流動著，頑固地黏成一團，拒絕破碎，難以清除。我納悶，這東西怎麼會既乾乾淨淨又髒兮兮的呢？
母親的聲音在嗡嗡地響著。她不是在對我說話。她是在對嘔吐物說話。可她卻用我的名字來稱呼那團嘔吐物：克勞迪婭。她竭盡全力把那團髒東西擦洗乾淨，又在一大片濕了的地方鋪了塊扎人的毛巾。我再次躺下。那幾塊破布從窗戶縫中掉了下來，空氣又冷了。我不敢叫母親回來，也不想離開熱乎乎的被窩。母親的怒氣令我羞愧難當；她的話讓我臉頰發熱，而我只會一個勁兒地哭泣。我不知道她其實不是沖我發火，而是為我的疾病懊惱。我相信她瞧不起我的軟弱——居然任由疾病「拿住」了。我會漸漸地不再生病；我要拒絕生病。可是這會兒我卻哭個不停。我知道自己流了不少鼻涕，可我就是打不住。
姐姐進來了。她眼裡充滿了悲傷。她唱歌給我聽：「當深深的紫色降臨在昏昏欲睡的花園圍牆上，有個人兒在想念著我……」我打著盹兒，可心裡卻還惦念著紫紅色、圍牆，和「那個人兒」。
可往事果真如此嗎？像我記憶中那樣痛楚嗎？只有一丁點兒吧。或許，更像某種豐饒而富有成果的痛楚。愛，像楓樹的汁液般稠密黝黑，慢慢湧入那扇裂了縫的窗戶。我能聞到它，嘗到它的滋味——甜美，陳腐，深處帶點冬青的味道——在那幢房子里，愛無處不在。愛，連同我的舌頭，粘在結霜的窗戶上。愛，連同藥膏，糊在我的胸口。當我在熟睡中踢掉毯子，冷冽刺骨的風的輪廓讓我的喉頭清晰地感覺到愛的存在。深夜，當我的咳嗽變得乾燥又劇烈，就會有腳步踏進房間，就會有大手重新把毯子蓋好，把被子掖好，然後在我的額頭上停留片刻。因此，每當想起秋季，我想到的都是某個人和她的雙手，這個人不想讓我死去。
同樣是在秋季，亨利先生來了。我們的房客。我們的房客。這幾個字像氣球般從唇間吹出，在我們的頭頂飄蕩——無聲無息，各自飄零，有種令人愉悅的神秘感。我母親在談論他的到來時感到無比放心和滿足。
「你們認識他，」她對自己的朋友們說，「亨利·華盛頓。他一直跟德拉·瓊斯小姐住在第十三街。可是如今，德拉小姐已經老糊塗了，連自個兒都顧不過來。所以，亨利先生想另外找個住處。」
「哦，沒錯，」她的朋友們毫不掩飾好奇，「我一直在琢磨他會在德拉小姐那裡住多久。大伙兒都說她已經老得不成樣了，多半時間都搞不清亨利先生是誰，更不用說其他人了。」
「哦，她嫁的那個又瘋又老的黑鬼可沒給她的腦子帶來半點好處。」
「你知道那男人離開她時都對別人說了些什麼嗎？」
「不知道。說了什麼？」
「他跟伊利里亞的那個小騷貨佩吉私奔了，你知道的。」
「老邋遢貝西的一個女兒？」
「正是。有人問他幹嗎要為了那隻小母牛離開德拉這樣一個善良的女教徒。你知道，德拉總是把房子收拾得漂漂亮亮的。他說他敢向上帝發誓，真正的原因是他再也無法忍受德拉常常使用的紫羅蘭水。他說他喜歡聞起來女人味十足的女人。他說他覺得德拉太愛乾淨。」
「這老狗。太噁心了！」
「你說得沒錯。這是哪門子的道理啊？」
「哪門子都挨不上。有些男人就是狗。」
「她就是因為這個才得上中風的吧？」
「肯定有影響。可你知道，他們家那些女孩沒有一個頭腦清楚的。還記得老是咧嘴笑的哈蒂嗎？她腦子從來沒有正常過。還有她們的姨媽朱麗婭，經常在第十六街來回晃悠，自言自語。」
「不是把她弄走了嗎？」
「沒呢。縣裡不想收她。說她不會傷害任何人。」
「可她在傷害我。你要是想嘗嘗被嚇得魂飛魄散的滋味，可以像我那樣早晨五點半起床，去看看那丑老婆子戴著圓邊帽從身邊飄過的情景。上帝保佑！」
她們大笑起來。
我和弗里達正在洗瓦罐。我們聽不清她們說什麼，但我們喜歡豎起耳朵聽大人們談話，密切關注他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