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比·薩格斯注意到誰還有氣、誰沒氣了，便徑直走向躺在塵土裡的男孩們。老頭走向那個女人，盯著她，說道：「塞絲，抱著我懷裡這個，把你的那個給我。」
她轉過頭，瞟了一眼他懷裡的嬰兒，喉嚨里低叫了一聲，就像她出了個錯，麵包里忘了放鹽什麼的。
「我出去叫輛大車。」警官說著，終於走進了陽光。
可是無論斯坦普·沛德，還是貝比·薩格斯，都不能讓塞絲把她那「都會爬了？」的女孩放下。她走出棚屋，走進房子，一直抱著她不放。貝比·薩格斯已經把男孩們帶了進來，正在給他們洗頭、搓手、扒開眼皮，自始至終嘀咕著：「請原諒，請你們原諒。」她包紮好他們的傷口，讓他們吸過樟腦，然後才開始對付塞絲。她從斯坦普·沛德手裡接過哭鬧的嬰兒，在肩膀上扛了足足兩分鐘，然後站到孩子的母親面前。
「該喂你的小寶貝了。」她說。
塞絲接過嬰兒，還是沒撒開那個死的。
貝比·薩格斯搖了搖頭。「一次一個。」她說著用活的換了死的，把死的抱進起居室。她回來時，塞絲正要將一個血淋淋的奶頭塞進嬰兒的嘴裡。貝比·薩格斯一拳砸在桌上，大叫道：「洗乾淨！你先洗乾淨！」
於是她們廝打起來。彷彿在爭奪一顆愛心，她們廝打起來。都在搶那個等著吃奶的嬰兒。貝比·薩格斯一腳滑倒在血泊之中，輸掉了。於是丹芙就著姐姐的血喝了媽媽的奶。她們就那樣待著，直到警官徵用了一輛鄰居的運貨馬車回來，命令斯坦普來趕車。
這時，外面的一大群黑臉孔停止了嘀嘀咕咕。塞絲抱著那個活著的孩子，在他們和她自己的靜默中走過他們面前。她爬進車廂，刀鋒般光潔的側影映入歡快的藍天。那側影的明晰使他們震驚。她的頭是否昂得有點太高了？她的背是否挺得有點太直了？也許。否則，在她從房子門口出現的那一刻，藍石路上的歌聲就會馬上響起來了。某種聲音的披肩就會迅速地裹上她，像手臂一樣一路攙扶她、穩住她。然而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一直等到貨車朝西掉頭、向城裡開去，才唱起來。然後也沒有歌詞。哼唱著。一句歌詞也沒有。
貝比·薩格斯本來想跑，跳下門廊的台階去追運貨馬車，尖叫著：不。不。別讓她把那個最小的也帶走。她本來要這樣做，也已經開始了，可是當她從地上站起來，走進院子，運貨馬車已經沒影了，而一輛大車隆隆而至。一個紅髮男孩和一個金髮女孩跳下車，穿過人群向她跑來。男孩一手拿著吃了一半的甜椒，一手提著一雙鞋。
「媽媽說星期三。」他提著鞋舌頭，「她說你得在星期三之前修好。」
貝比·薩格斯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大路上拽著韁繩的女人。
「她說星期三，你聽見了嗎？貝比？貝比？」
她從他手裡接過鞋——高幫的，沾著泥——說道：「請原諒。主啊，我求你原諒。我真的求你了。」
視線之外，運貨馬車吱吱呀呀地駛下藍石路。裡面沒有人開口。大車已經把嬰兒搖晃得睡著了。炎熱的太陽晒乾了塞絲的裙子，硬挺挺的，彷彿屍僵。
那不是她的嘴。
素不相識的人，或者也許只從餐館的門洞里瞥見過她一眼的人，可能會認為那是她的嘴，但是這事保羅·D更明白。噢，的確，前額上還籠罩著那麼一點東西——一種安詳——能使你想起她來。可是你單憑這個就說那是她的嘴，那可不行，於是他就這樣講了。告訴了正在審視他的斯坦普·沛德。
「我不知道，大叔。反正我看著不像。我認識塞絲的嘴，可不是這樣的。」他用手指撫平那張剪報，凝視著，絲毫不為所動。從斯坦普打開報紙的莊嚴氣氛中，從老人用手指按平摺痕，先是在他的膝蓋上、然後在樹樁劈裂的頂端將它攤平的慎重中，保羅·D知道，它該攪得他不得安寧了。無論那上面寫的是什麼，都會震動他。
豬在滑運道里嘶叫著。保羅·D、斯坦普·沛德和另外二十多人一整天都在把它們催來趕去，從運河到岸上到滑運道再到屠宰場。儘管由於糧農遷往西部，聖路易斯和芝加哥現在吞併了許多企業，但辛辛那提在俄亥俄人的印象里仍舊是豬的港口。它的主要職責是接收、屠宰和向上游運去北方人離不開的肉豬。冬天裡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所有流浪漢都有活兒干，只要他們能忍受死牲口的惡臭，一連站上十二個小時。這些事，保羅·D都令人驚嘆地訓練有素。
他沖洗乾淨身上所有夠得著的地方，還剩一點豬屎粘在他的靴子上；他站在那裡，意識到這一點，一絲鄙夷的微笑捲起了他的嘴唇。他通常是把靴子留在棚屋裡，回家之前在角落裡換上便鞋和便衣。一條路正好把他帶進一片天空一樣古老的墓地中央，路上充斥著死去的邁阿密 人騷動的亡靈，他們已不再滿足於在墳堆下面安眠了。他們的頭頂上走動著一個陌生的人種；他們的土地枕頭被公路切開；水井和房屋將他們從永恆的憩息中撼醒。與其說是由於安寧受到攪擾，不如說是他們對土地之神聖的愚蠢信仰令他們惱羞成怒，於是他們在黎津河畔怒吼，在凱瑟琳大街的樹上嘆息，並乘風駛過宰豬場的上空。保羅·D聽見了他們的聲音，但仍舊留了下來，因為無論如何那是個不賴的工作，尤其是在辛辛那提作為屠宰與河運之都的地位得到確立的冬天。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座城市裡，對豬肉的渴望正在演化成一種癲狂。倘若豬農們能養足夠的豬，再把它們賣得越來越遠，他們是會賺大錢的。在南俄亥俄泛濫的德國人帶來了豬肉烹調術，並把它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運肉豬的船隻阻塞了俄亥俄河；在水上，船長們彼此的吆喝聲蓋過了牲口的哼叫聲，這就像鴨群飛過頭頂一樣尋常。綿羊、奶牛和家禽也在河上往來輾轉，而一個黑人只須露個面，就會有活兒干：捅、殺、割肉、剝皮、裝箱，以及儲存下腳料。
距離號叫的豬群一百碼遠，兩個男人站在西線公司的一間棚屋後面。現在清楚了，為什麼這一個星期的工作中斯坦普一直盯著保羅·D看；為什麼輪到上夜班時他就停下來，好讓保羅·D的動作趕上他的。他已經打定主意要向他出示這張紙——報紙——上面有一個女人的肖像，酷似塞絲，只不過那不是她的嘴。一點也不像。
保羅·D從斯坦普的手掌下抽出那張剪報。上面的鉛字他一個也不認得，所以他根本就沒瞥上一眼。他只是看了看那張臉，搖頭說不是。不是。嘴那兒，你看。不管那些黑道道寫的是什麼，也不管斯坦普·沛德想讓他知道些什麼，反正不是。因為即便在地獄裡，一張黑臉也不可能上報紙，哪怕那個故事有人想聽。你在報上剛看見一張黑人的臉，恐懼的鞭笞就會掠過你的心房，因為那張臉上報，不可能是由於那個人生了個健康的嬰兒，或是逃脫了一群暴徒。也不會因為那個人被殺害、被打殘、被抓獲、被燒死、被拘禁、被鞭打、被驅趕、被蹂躪、被姦汙、被欺騙，那些作為新聞報道根本不夠資格。它必須是件離奇的事情——白人會感興趣的事情，確實非同凡響，值得他們回味幾分鐘，起碼夠倒吸一口涼氣的。而找到一則值得辛辛那提的白人公民屏息咋舌的有關黑人的新聞，肯定非常困難。
那麼這個嘴不像塞絲、但眼睛幾乎同樣平靜的女人是誰呢？她的頭以一種令他如此迷戀的姿態從脖子上扭開，看得他熱淚盈眶。
而他還是這句話。「這不是她的嘴。我認識她的嘴，可不是這樣子。」斯坦普·沛德沒來得及開口他就這樣說，甚至在斯坦普原原本本娓娓道來的時候，保羅·D又說了一遍。噢，老人的話他全聽見了，可聽得越多，畫像上的嘴就越陌生。
斯坦普先從宴會講起，貝比·薩格斯舉辦的那個，又停下來，倒回去一點，講起了黑莓——它們在哪兒，以及是土裡的什麼東西讓它們長成那樣。
「它們生長的地方朝陽，可是鳥又吃不著，因為鳥知道底下有蛇，所以它們只管長——又肥又甜——除了我沒人去打擾它們，因為除了我誰也不下那灘水，再說也沒有什麼人願意滑下懸崖去摘它們。我也不願意。可是那天我願意。不知怎麼回事，就是願意。它們可把我抽了一頓，我跟你說。把我划了個稀巴爛。可是我還是裝了滿滿兩桶，把它們帶到貝比·薩格斯家。就是從那會兒開始的。你再也見不到那種場面了。我們把上帝賜給這地方的所有東西都又烤又炸又燉。大伙兒全來了。每個人都撐著了。那頓飯做得太多了，沒給第二天剩下一根柴。是我自告奮勇去劈柴的。第二天早晨我就過來了，我答應過的，來幹活兒。」
「可這不是她的嘴，」保羅·D說，「這根本不是。」
斯坦普·沛德看著他。他要告訴他那天早晨貝比·薩格斯是怎樣地坐立不安，她是怎樣地側耳傾聽；她是怎樣地透過玉米凝望小溪，搞得他也忍不住去看。每掄一下斧子，他就望一眼貝比·薩格斯所眺望的地方。所以他們倆都錯過了它——他們看錯了方向——向著溪水——而同時它卻從大路上趕來。四個人。並排騎著馬，像是一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