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當然不是,但他還是這樣做了。偷偷摸摸,密謀策劃,在那姑娘要求的每個晚上都出去。他們去了墨西哥、露天市場和那些每個星期都換名字的夜總會——而且他不是獨自一人。他成了一個星期四男人,而星期四男人都是心滿意足的。我從他們那副樣子就能看出一樁出牆越軌的桃色事件即將發生,或者已經得到了滿足。周末和其他工作日也有可能,可星期四是肯定跑不掉的。我曾經以為,這是因為那些家庭傭工星期四休息,早上能躺在床上,周末則不可能,那時候她們不是要睡在工作的那個人家,就是要一大早起來去幹活,根本沒時間吃早飯或玩樂。可我注意到,這個法則在另一些妻子不是傭人和日間工人,而是星期天和星期一休息的酒吧女招待和餐館廚子的男人身上也很靈驗;學校老師、咖啡廳歌女、辦公室打字員和在集市上擺攤的女人則都盼著星期六休息。大都會考慮著安排好自己的周末:發工資的前一天,發工資的第二天,安息日前夜的活動,關門的店鋪和安靜的學校禮堂,上了柵欄的銀行保險庫和黑暗中上了鎖的辦公室。

那麼,為什麼男人們在星期四看起來心滿意足呢?大概是由於人造節奏的周期吧——大概七天循環制有什麼東西太虛假了,以致人的身體對它不屑一顧,更喜歡三天制、兩天制、四天制,什麼都行,就是七天制不行,一定要把它分成有人性的部分,而這分割的時機就在星期四到來。不可抗拒。那些難以忍受的期待和周末的硬性要求都在星期四失效。人們巴望著周末去交際、修補關係和分手,儘管很多這類活動伴隨著受傷,甚至要出一點血,因為興奮度在星期五和星期六提高了。

可說到純粹、深厚的滿足,說到樂趣和舒適之間的平衡,哪一天也比不上星期四——這能很清楚地從男人們臉上得意揚揚的表情和他們在街上凱旋般的大踏步里看出來。他們好像在那一天取得了某種成就,使得他們腳步平穩,顯得優雅起來,儘管實際上並非如此。他們佔據了人行道的中心,在黑燈瞎火的門洞里輕聲吹著口哨。

這當然堅持不了多久,二十四小時過後他們就又害怕起來,枉然地在夠得著的範圍內找回自己。所以,註定要令人失望的周末又會吱兒哇亂叫,愁眉苦臉,身上帶傷,濺滿了血點子。叫人後悔的事、粗暴尖酸的言論、在心中沸騰的話語——都不會在星期四齣現。我猜想被用星期四命名的男人一定很討厭它,可實際上,他的這一天在大都會是個愛情的日子,是心滿意足的男人們的同謀。他們使得女人們微笑。從完好的牙齒間吹出的調子令她們難忘,不久就被她們撿起來,在廚房的爐灶邊重複。在門邊的鏡子前面,她們中的一個會扭過頭來看自己左搖右擺,被自己的腰身和屁股的形狀深深迷住。

在那裡,在大都會的那個部分——就是他們來這裡找的那個部分——在一個門口吹起來或者從一張唱片的凹槽里升起來的調子,能夠改變天氣。從冰冷到酷熱再到涼爽。

就像七月里的那一天,幾乎是九年以前了,那時候美麗的男人們是冰冷的。一種典型的夏日天氣,愛麗絲·曼弗雷德渾身黏糊糊、亮閃閃,她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三個小時,驚異地望著那些冰冷的黑面孔,聽著那些鼓聲道出優雅的女人和遊行的男人說不出的東西。能說的已經印在一面旗子上,重複了《獨立宣言》上的幾句保證,正在擎旗者的頭頂飄揚。然而真正的東西來自那鼓聲。那是一九一七年的七月,那些美麗的面孔冰冷而安靜,緩緩走進那鼓聲正在為他們建起的空間。

在遊行過程中,愛麗絲覺得好像一天過去了,一夜也過去了,而她還站在那兒,拉著那小女孩的手,盯著每一張走過去的冰冷的面孔。鼓聲和冰冷的面孔傷害了她,可傷害總比恐懼要好,愛麗絲已經害怕了很久了——她先是在伊利諾伊受到驚嚇,然後是在馬薩諸塞州的斯普林菲爾德,然後是在十一大道、第三大道、公園大道。最近她開始覺得從110街往南就沒有安全的地帶,而第五大道是她最怕的地方了。在那裡,白人們從小汽車裡探出頭來,手裡隱約露出疊好的鈔票。在那裡,推銷員們摸她,就好像她是商品的一部分,由他們來屈尊出售似的;商店的經理要是夠大方,讓你試件襯衫(帽子是不行的),那就需要紙巾了。在那裡,她這樣一個經濟獨立的五十歲女人沒有姓氏。在那裡,講英語的女人會說,「別坐在那兒,親愛的,你可拿不準別人有些什麼。」而根本不懂英語、也從來沒有過一雙長統絲襪的女人會從她身邊逃開,要是她在電車上坐到了她們旁邊的話。

現在,從第五大道馬路的這一邊到那一邊,涌過來冰冷的黑面孔的浪潮,不說話,也不眨眼睛,因為他們本來想說、卻又不相信自己能說出的,鼓聲已經替他們說了。他們親眼看見的和通過別人的眼睛看到的,被鼓聲精確地描述了。這傷害刺痛著她,可恐懼終於消失了。第五大道現在成了焦點,保護那個剛剛變成孤兒、由她負責撫養的女孩也成了當務之急。

從那時起,她就把那女孩的頭髮編成辮子塞進下面藏起來,以免讓白人看見她頭髮披散在肩頭,再把纏著鈔票的手指頭伸向她。她教她裝聾充瞎——告訴她身處說英語和不說英語的白種女人中間時這是多麼有用和必要,在她們的孩子面前也一樣。教她怎樣順著大樓的牆邊走,消失在門洞里,在交通擁堵時抄近路——怎樣千方百計地避開超過了十一歲的白人男孩。其中很大一部分她可以用穿著來施加影響,然而隨著女孩越長越大,更細緻的規定就成了當務之急。腳背上有優美鞋帶的高跟鞋,帶著時髦翻邊、扣到腦袋上襯出臉形的妖里妖氣的帽子,任何一種化妝品——所有那些在愛麗絲·曼弗雷德家裡都遭到禁止。尤其是那種後背開口低、沒有扣子像件浴衣或是浴巾一樣貼在身上的外套,搞得女人一穿上,就好像剛剛從澡盆里邁出來,已經準備上床睡覺了。

私下裡,愛麗絲是挺欣賞那些外套和穿外套的女人們的。想幹活的時候,她就給這些外套縫裡子;當「快樂的東北人」和「都市美女」走在第七大道上的時候,她忍不住要一步三回頭,她們可真靚啊。但是愛麗絲把這種又忌妒、又慌張的快樂藏在心底,從來不讓女孩看出她有多麼欣賞那些「在街上就準備上床」的衣服。她還把她的感覺告訴了米勒姊妹,她們為白天工作在外的母親們帶小孩。她們不需要說服,盼望「末日審判」已經盼了十二年了,現在時刻都在等待那甜蜜的解脫。她們掌握所有出售酒類的飯館、餐廳和夜總會的名單,而且不以向警察舉報老闆和顧客為恥,直到發現這樣的消息在緝私隊不僅討嫌,簡直就是多餘。

愛麗絲·曼弗雷德做得一手好針線,白天會應人家的請求去做活,晚上再到米勒姊妹那兒接小女孩回家。這時候,三個女人在廚房裡坐下,一邊喝著「潑斯吞

愛麗絲以為那種下作的音樂(它在伊利諾伊比在這兒更糟)跟那些在第五大道上遊行示威的沉默的黑女人、黑男人有關,他們對聖路易斯東區的二百人死亡表示憤怒,其中有兩個是她的姐姐和姐夫,在暴亂中被打死了。這麼多白人被殺,報紙都不願報出數字。

有人說暴徒是曾在全膚色部隊

然而,愛麗絲相信自己比誰都更知道真相。她的姐夫不是退伍兵,而且在大戰以前就住在聖路易斯東區。他也不需要一份白人提供的工作——他擁有一個撞球廳。實際上,他甚至沒有參與暴亂;他沒有武器,沒在大街上跟人狹路相逢。他被人從一輛有軌電車上拖下來活活跺死了。愛麗絲的姐姐聽到了這個消息,就回到家裡盡量忘掉他內髒的顏色,這時,她的房子被點燃,她在火焰中被燒焦了。她唯一的孩子,一個叫多卡絲的小女孩,在馬路對面的好朋友家睡覺,沒有聽見消防車從街上呼嘯而過,因為人們呼救的時候它沒有來。可是她肯定看到了火焰,肯定看到了,因為整條街都在叫喊。她從來沒說過,沒說過任何關於這件事的話。她在五天之內參加了兩次葬禮,從沒說過一句話。

愛麗絲心想:不對。不是世界大戰和心懷不滿的退伍兵;不是聚集起來要工資、擠滿了大街的成群結隊的黑人。是音樂。骯髒、下作的音樂,女人們唱著,男人們彈奏著,男男女女都隨之起舞,要麼無恥地緊貼著,要麼就發了瘋似的分開跳。愛麗絲深信這一點,米勒姊妹在廚房裡喝著杯子里的「潑斯吞」時也這樣想。那音樂凈教人干不理智、不規矩的事。光是聽見那音樂就跟犯法沒有兩樣。

第五大道的遊行中一點那個東西也沒有。只有鼓聲,還有黑人童子軍在向戴草帽的白人散發說明傳單,這些人需要知道冰冷的面孔已經知道了的事情。愛麗絲撿起一張飄向人行道的傳單,讀了上面的話,在路邊石上換了換支撐腳。她讀一遍傳單,看一看多卡絲;看一看多卡絲,再讀一遍傳單。她讀的那些話好像很瘋狂,不著調。有個什麼巨大的裂口直插在字和孩子中間。她瞥過來看過去,費力地找著某種聯繫,找著能縮短默默凝視的孩子與含混瘋狂的文字之間距離的東西。這時,突然間,彷彿一根救命的繩索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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