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寫員——這就是科林西安絲自己挑的詞，而既然這個詞從十九世紀起就已明白無誤，她母親也就點了頭，並且在同她那些女客們講起自己女兒從州里的詩人羅瑞埃特那裡弄到一個什麼職務時，對別人投來的不解目光心中暗自得意。「她是麥克爾-瑪麗·格拉漢姆的聽寫員。」這樣一個費解的拉丁詞語使她女兒的職業（何況，她根本不需要工作）聽起來難懂，讓人覺得一定要求很高，而且與她所受的教育完全一致。在場的婦女都不敢再追問細節，而是盡量記住這個詞的聲音，可是在詞典里仍然查不到，不過，麥克爾-瑪麗·格拉漢姆這個名字給她們的印象恰到好處。當然，這是一句謊話，即使用「秘書」這個更簡單的詞也還是瞎說，但是露絲還是堅信不移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對人這樣說，因為她相信這是真的。她當時並不曉得而且後來始終沒有發現，科林西安絲是格拉漢姆小姐的使女。
由於科林西安絲除去做做紅絨玫瑰花之外無所事事，她在謀求適合自己身份的職業上頗傷腦筋。她上過三年大學，三年級時還在法國待了一年，再加上她是生前德高望重的福斯特醫生的外孫女，本來可以指望弄到一份比掛在格拉漢姆小姐地下室門上的兩件工作服更體面的工作。她的這一切優越條件居然不能起什麼作用，這一點依然使她難以置信。本來，人們也猜測過，她和姐姐，叫作莉娜的瑪格達琳能夠攀上一門好親——而且科林西安絲的希望更大，因為她上過大學。她所受的教育教會了她如何成為賢妻良母，怎樣對自己的居民區的文明——或者就她的情況而論，在開化啟蒙方面——作出貢獻。如果婚事不成，她還有多種選擇：當教師、做圖書館職員，或者……嗯，反正都是需要智力來為公眾服務的。可是隨便哪一種命運都沒有馬上來輕扣她的前額，於是她只有等待。憑著自己門第高貴、膚色亮黃，她完全相信母親的觀點：她只能是對一個有專長的黑種男人攀龍附鳳的褒獎。後來在她家這個城市有過一些招待會和茶會，其他城市也有過假日和周末活動，在這種場合都出現過這樣的人選。四十年代她剛從大學畢業時，在遷居該城的黑人醫生當中，第一位有一個比她小五歲的兒子。第二位是個牙科醫生，有兩個小女嬰；第三位是一個年紀很大的內科醫生（謠傳他是個酒徒），他的兩個兒子都已經成家。接著是一些教師，兩名律師，一個承辦喪葬的人——但其中很少有適當的人選，而科林西安絲也不中他們的意。她長相不錯，也相當活潑，父親又有錢，只要他們需要，大可仰仗這筆財產，可惜她缺乏那種追求精神。這些男人理想的妻子是能操持、善經營的女人，不應該對中產階級的生活習以為常，因為他們自己對這種生活尚不敢高攀，還沒有非分妄想，也沒有全力以赴地去追求。他們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夠患難與共，步步青雲，而一旦爬到某一地位，就要胼手胝足來保住這個地位。他們希望妻子能夠犧牲自己並能讚賞丈夫的艱苦奮鬥和犧牲精神。科林西安絲有點太高貴了。一九四○年在勃利恩·莫爾大學畢業，一九三九年還到過法國。可太了不起啦。費斯克、霍華德、塔列狄加、圖加魯 ——這才是她們追求目標的領域。一個能講法語、坐過「瑪麗王后」號漂洋過海的女人不一定對未來醫生的病人、未來律師的當事人以禮相待，而如果那男人是個教師，也不願身邊有一個比他受教育程度高的女人作妻室。有一陣子，甚至還考慮過郵局職員可以做莉娜和科林西安絲的恰當夫婿，但那時她們早已過了三十五歲的芳齡，而且露絲也只好在嚴峻的現實面前讓步，宣布了她的女兒們不會嫁給醫生。這對母女三人打擊不輕，但她們總算挺過來了，靠的就是不承認更完全的真理：她們可能不會同任何人結婚。
叫作莉娜的瑪格達琳似乎已經對生活低了頭，可是有一天，科林西安絲早晨一睜眼，發現自己已經四十二歲，還在一天到晚做做玫瑰花瓣，簡直沮喪到了極點，最後終於打定主意逃出這個家。於是她開始熱切地謀求職業——結果卻體會到了第二次打擊。她從大學畢業已經二十一年了，再也找不到一個教書的職務。學校的董事會現在要求的「新」課程，她一概沒學過。她打算去州立教師學院進修需要的課程，甚至還到學院的行政大樓去登記了。可是，那毛茸茸的藍色緊身衣下突出的魚雷般的乳房，那一張張毫不掩飾的大膽的年輕人的面孔，把她嚇得就像雷雨冰雹中的一片樹葉，逃出了大樓，跑出了學院。事情太糟糕了，因為她並無一技之長。勃利恩·莫爾大學只不過完成了一種四年制自由教育所應該做到的一切，而對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有用工作都無效。首先，訓練她怎樣在家閑居，於百無聊賴之中自尋樂趣。其次，又明顯地暗示，她對付這一套實在是遊刃有餘的。畢業之後，她又會回到一個工作的天地，在這個天地里，黑人姑娘們不管背景如何，只能找到一種而且是唯一的一種工作。而到一九六三年，科林西安絲主要關心的只不過是她家並不知道她已幹了這種工作足足兩年了。
她躲避著街上的其他使女，也躲避著公共汽車上經常遇到的人，她們大概以為她比她們有著較高的家庭職務，因為她總是穿著高跟鞋上班，而只有不必整天站著幹活的人才能經得起高跟的壓力長途搭車回家。科林西安絲很小心，手裡絕不提著裝有便鞋、圍裙或工作服的購物提包。相反，她手裡總拿著一本書，小巧玲瓏的灰色封面上印著燙金的法文字：《都德小說集》。而一來到格拉漢姆小姐家中，她就換上工作服（顏色當然是適合干臟活的藍色，而不是顯得漂亮的白色），穿上平底便鞋，然後跪下去在肥皂水桶邊幹活。
格拉漢姆小姐很欣賞科林西安絲的衣著打扮和稍帶矜持的態度。這給她的住所增添了她所喜愛的異國風味，因為她是全城文學界的核心，地道的心臟搏動。麥克爾-瑪麗·格拉漢姆挺體貼科林西安絲。她舉辦大型晚餐會的時候，總要另雇一名瑞典廚師，而重活都由她和古德維爾工業公司合雇的一個上年紀的白人酒鬼來干。麥克爾-瑪麗對科林西安絲那手並不出色的日常烹調技術也沒失去耐心，因為她只吃幾頓平常飯菜，而且吃得不多。有這樣一個能夠讀書識字而且似乎還熟悉一些文學大師的使女在身邊，不但是一種愉快，而且也讓人輕鬆。逢到聖誕節，給使女一本《瓦爾登湖》做禮品來取代那種死氣沉沉的信封 ，並就此對朋友津津樂道一番，還是挺不壞的。在麥克-瑪麗·格拉漢姆生活的天地中，她的溫和的自由主義，她青年時代那种放盪不羈的生活的餘光，以及她那傷感的女詩人氣質，都被視為無政府主義。
科林西安絲還很幼稚，不過她可不完全是傻瓜。她絕不讓她的女主人知道她上過大學、到過歐洲，還認識格拉漢姆小姐沒教過她的一個法文單詞（比如說吧，「請進」）。實際上，科林西安絲乾的活兒對她是有好處的。在女主人的家裡，她身上具備了在自己家中從沒有過的東西：責任感。在某種意義上說，她有點活躍起來了，並且把身上的傲慢偶爾還變成了信心。穿著一件哪怕是藍色的工作服所感到的羞辱，還有為了掩飾來欺騙別人，都為真正的升遷感所錘鍊，因為她現在自己掙錢而不是像小孩子那樣領點零花。她還驚奇地發現，每逢星期六中午麥克爾-瑪麗交到她手裡的那份整整齊齊包好的工資，只比真正的秘書每周拿到的純工資少兩塊錢。
除去揩抹廚房瓷磚和保持木質地板鋥光瓦亮之外，格拉漢姆小姐家的活兒並不重。女詩人索然獨居，把自己的時間和活動安排得井井有條，以適應藝術家繁重的職業要求。作為一位詩人，她當然不能顧及其他。婚姻、子女——這一切都讓位給了偉大的苦吟，而她的家也成了獻給她斟詞酌句的事業（以及她先父慷慨的遺囑）的貢品。房間中的色彩、傢具和規定，全是根據靈感的價值來作出選擇的。她不贊成某件擺設時，就喜歡說：「有那玩意兒在這屋裡，我可一行詩也寫不出來。」那玩意兒可能是一隻花瓶、管道工新拖進來的一個盥洗室的新臉盆、一株新的栽培植物，甚至是聖約翰學校三年級學生為了感謝她在節日集會上為他們做的感人朗誦而送來的聖誕節花環。每天上午十點到十二點，下午三點到四點一刻，是她的寫作時間。晚上則經常用來同當地的詩人、畫家、音樂家和小說家聚會與討論。在這種場合，他們對其他藝術家進行褒貶，對市場則既輕視又好奇。在這夥人中間，麥克爾-瑪麗·格拉漢姆儼然是一位女王，因為早在一九三八年她就出版了第一部詩集，叫作《我的靈魂的四季》，之後在一九四一年又出了第二部，叫作《遠岸》。不僅如此，她的詩作還在至少二十家小型文學雜誌、兩家紙張精美的通俗雜誌、六家大學學報和數不清的報紙周日副刊上刊載過。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八年之間，她還曾九次獲得年度詩人獎，並最終以眾所垂涎的桂冠詩人榮譽登頂。在頒獎儀式上，聖約翰高中的集體朗誦社團演出了她最有名的作品《警句》。然而，這一切都沒有鼓勵她的出版人出版她的那部暫定名為《遠岸》的詩文全集。不過，她自己並不懷疑這些出版人總有一天會找上門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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