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村離莫納克街十萬八千里。自從一戰以後，擁擠雜亂的房屋便逐漸佔據了山坡和山谷。誰也用不著這個地名，包括郵局和人口普查局。警察倒是很熟悉那個地方，以前在救濟辦工作的幾個人也聽說過那裡，不過縣福利處的新員工都沒聽過。十區的老師班上偶爾會有那裡來的學生，但他們也不用安居村這個名字。那些古怪的沒法教的學生被稱為「鄉下人」。儘管這讓從正經農村家庭出來的學生很生氣，但老師得挑一個社會上能接受的詞來稱呼那些孩子，還不能惹火他們的父母，他們遲早會有所耳聞的。「鄉下人」的稱呼似乎還過得去，儘管從來沒有安居村的哪家父母來要求、批准、評論、詢問或是抱怨。通知單或者表格交到這些孩子髒兮兮的手裡就再也不會返回，也沒有任何答覆。鄉下人在教室里坐上幾個月，跟別人合看課本，向別人借紙借筆，但是故意一言不發，彷彿他們來不是學習知識的而是檢查教學的，不是回答問題的而是旁觀他人的。他們在班上不說話，只和自己人來往，一方面是他們自己的選擇，另一方面別人也小心地躲著他們。鄉下人會忽然打起架來，出了名的心狠手辣。大家都知道，五十年代末有個校長設法找到了一個叫奧蒂斯·里克的鄉下人的家，進行了一次家訪。奧蒂斯差點把一個同學的眼睛打瞎，而且既不明白也不遵守貼在他衣服口袋上的開除通知。他每天照常來學校，袖子上還沾著受害者幹了的血跡。這趟家訪本是想正式通知奧蒂斯已被開除，具體過程大家不甚清楚，只聽說了一個生動的細節。校長離開里克家時是跑出山谷的，因為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機會回到他的車裡去。那輛迪索托最後被警察拖了回來，因為車主寧死也不願再回去取車了。
年輕時經歷過大蕭條的老人們現在仍然把那裡叫作安居村。如果有人問起，他們就會描述一下那裡居民的歷史。不過既然很少有人問及，安居村村民就由著外人隨心所欲地將他們描畫為一群未開化的人，被辱罵，但也被容忍，被忽略，被恐懼。那裡基本保持著一九一二年的樣子。那時候制麻廠被廢棄，能走的人都走了，不能走的人（黑人是因為失去希望，白人是因為沒有前途）就留了下來，找個村裡人結婚——就算是結婚吧，想辦法一天天活下來。他們用別人家的廢料蓋房子，或者改造一下制麻廠留下的工棚，給在山坡上搖晃或在谷底盤踞的兩室一廚的小破房這邊加個棚子，那邊蓋座屋子。他們接雨水泉水，喝牛奶或者家釀的酒，吃打來的獵物、吃雞蛋、吃家裡種的菜。如果出去打工，給別人種田或者做飯，掙來的錢就買糖、買鹽、買油、買汽水、買玉米片、買麵粉、買干豆子，還買米。如果掙不到錢，他們就偷。
安居村這個名字聽上去很安寧，實際上這裡卻充斥著忠誠與放縱，唯一的罪惡就是離開。曾有一個腳趾並在一起的女孩背叛了這裡，她叫朱妮爾。她的母親薇薇安本想在孩子落地時就給她起好名字。但她的生產很艱難，三天後才能清醒得稍久一點。那三天內，新生兒的父親已經給她起名叫「朱妮爾」，要麼是源於他自己的名字——他叫小伊坦·潘恩 ，要麼是出於他的希望，因為薇薇安雖然已經生了四個兒子，卻沒有一個是伊坦的。後來薇薇安終於給嬰兒另起了名字，伊坦搬回父親家之後她也還用過一兩次。但「朱妮爾」這個名字保留了下來。小時候有這麼個名字就夠了，可後來孩子去十區上學，得有個姓。「朱妮爾·薇薇安」，她嘀咕著。老師捂著嘴笑了起來。她撓著胳膊，才想到她可以只說「朱」的。
安居村的人不鼓勵女孩上學，不過朱妮爾那幾個舅舅、表兄弟還有同母異父的哥哥都在十區待過。朱妮爾和他們不同，她很少逃學。待在家裡要麼沒有人管，要麼隨便找個人管，她覺得自己和安居村的狗差不多。這裡有五十多隻狗，有時被短鏈子拴著，有時沒拴，四處遊盪。不打架也不吃東西的時候，它們就被綁在樹上，或者蜷在門口睡大覺。它們隨意交配，獵犬會和牧羊犬交配，柯利犬會和拉布拉多犬交配。到了一九七五年，朱妮爾出生的時候，它們已經發展成了一種古怪而漂亮的新品種，一眼就能看出是安居村的狗，它們會熟練地趕走生人，但最擅長的還是打獵。
一年又一年，朱妮爾渴望見到父親，她不停地請求媽媽帶自己去看他。
「別吵了行嗎？」薇薇安總是這麼說。直到有一天，她答道：「他去當兵了。我聽人家說的。」
「他什麼時候回來？」
「唉，他算什麼啊，寶貝。什麼都不是。走，快去玩吧。」
她走了，但她一直在尋找那個高大、英俊的男人，他用自己的名字給她命名，為了讓她知道他有多在乎她。她必須等他。
整天和狗還有母親待在一起終於讓朱妮爾感到無聊了。她比哥哥們更機靈也更狡黠，她怕舅舅們，又不喜歡舅母們，因此很願意去十區上學。起初她只是想遠離安居村，後來她喜歡上了學校。她是第一個在課堂上發言和交作業的鄉下人。班上的女生離她遠遠的，有幾個想要對她拋出橄欖枝，但馬上就被迫做出選擇，要麼和這個髒兮兮的只有一件衣服的鄉下人做朋友，要麼像其他女孩一樣捉弄她。每一次輸的都是朱妮爾，但看她的樣子，彷彿對她的拒絕倒是她的勝利，見到那個和她維持了一段課間友情的女生回到原來的圈子裡，朱妮爾會露出微笑。最後成功地和她做了朋友的是一個男生。老師們覺得那是因為午飯時他把自己餐盒裡的奶油蛋糕卷和核桃雪球餅給她吃，而朱妮爾的午餐常常只是塞在她那過大的毛衣口袋裡的一個蘋果或者一塊蛋黃醬三明治。其他學生則覺得是因為他放學後在溝里和她干見不得人的事——他們當面這樣告訴他。但他是個驕傲的男孩，是灌裝廠經理的兒子，他老爸可以炒他們爸媽的魷魚——他這樣回敬他們。
他叫彼得·保羅·弗塔斯，十一年來一直被叫作尿尿 ，這讓他養成了對公眾的看法傲慢而不屈的態度。彼得·保羅和朱妮爾對彼此的身體並不感興趣。朱妮爾想知道整缸的可樂原料和裝瓶蓋的機器是什麼樣的。彼得·保羅想知道山上是不是真有棕熊，引來蛇的是小牛還是牛奶的味道。他們交換著信息，就像出售賽馬情報的販子，省略基本情況，直接跳到關鍵部分。不過有一次他問她是不是「有色人種」，朱妮爾說她不知道，可以問一下再告訴他。他說不用了，反正他也不能請外邦人去他家。他不想傷害她的感情。她點了點頭，很高興他用這個正式而美麗的詞稱呼她。
他從家裡偷東西送給她，一支圓珠筆芯、一雙襪子，還有一個黃色的髮夾，可以夾在她用手梳的頭髮上。到了聖誕節，她送給他一條蜷在瓶子里的小水蝮蛇，他送給她一大盒蠟筆。很難說誰比誰更開心。
但是水蝮蛇畢竟是條蛇。這蛇把他們害慘了。
朱妮爾有幾個舅舅是遊手好閒的十幾歲少年，被荒涼無望的生活損害了腦子，時而殘酷，時而麻木。他們問她：「拿那個玩意兒幹嗎啊，丫頭？」他們不相信那條裝在瓶子里的蛇像朱妮爾所說，是學校布置的作業。就算她說的是真的，這種行為也深深地冒犯了他們。屬於安居村的東西被弄到了他們經歷過失敗的地方，這失敗太徹底，以至於他們不把它視作失敗，而視作自然之光對教育之暗的勝利。也許因為捉負鼠的季節過了，或者前一晚有人把啤酒獨吞了，反正聖誕節後的早晨，這幾個舅舅清醒得很，開始找起了樂子。
朱妮爾還在睡覺。她的頭枕在一個寫著「耶穌拯救世人」的髒兮兮的枕頭上，身上裹著的毯子同時也做床墊用。那枕頭是一個舅母從以前僱主家的垃圾桶里撿的，給她做聖誕禮物。睡在上面，朱妮爾常常好夢連連。她把蠟筆抱在胸前，讓夢更美了。夢境實在五彩繽紛，一個舅舅用靴子踢了她屁股好多下她才醒來。他們又盤問起蛇的事情。蠟筆色的夢漸漸消散。朱妮爾試著弄明白他們想幹什麼。根本用不著想他們做任何事情的原因。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不拆掉車座而要放火燒掉它，或者為什麼一條蛇對他們那麼重要。他們想讓水蝮蛇回到原來的地方。
他們變著法兒威脅她，如果她不把蛇拿回來，他們就「把你漂亮的小屁股打得稀巴爛」，還要「把你送給沃什」。第二句話她以前聽過很多遍，當她覺得自己真的會被送給那個住在山谷里、喜歡抓著私處走來走去、邊走邊唱讚美詩的老頭時，便立刻從地上跳起來，甩開伸過來抓她的手，衝出門去。舅舅們追著她跑，但她跑得很快。被拴著的狗咆哮著，沒被拴住的則跟她一起跑。半路上她看見薇薇安從茅廁回來。
「媽！」她喊道。
「放了她，你們這些混賬東西！」薇薇安尖叫著。她跑了幾步就累得跑不動了，只好向弟弟們背後徒勞地扔著石頭。「放了她啊！回來！你們這些混蛋！聽到沒有！」
這些話或許不算樂觀，但急切而真誠，給了奔跑的女孩一點安慰。朱妮爾赤著腳，手裡抓著一大盒蠟筆，這裡躲躲，那裡藏藏，成功地甩開了號叫著的舅舅們。她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讓伐木工垂涎的樹林里。二十年代之後就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