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書結束前，讓我們很快地回顧一下美國特種部隊的發展簡史。
1987年4月13日，里根總統批准成立特種作戰司令部，4月16日國防部宣布成立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並提名詹姆斯·J·林賽將軍為第一任司令。參議院一致通過對他的任命。
1987年1月1日，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舉行成立大會。到會發表演說的有國防部副部長威廉·H·塔夫特四世和威廉·J·克羅海軍上將。他倆都曾經反對過納恩-科恩修正案。克羅上將在演說中告誡林賽將軍說，新成立的司令部要融入軍隊的主流：「首先，要拆除特種部隊和軍隊其他部分之間多多少少存在的那一堵牆。有人還想把那堵牆修得更高一些。第二，對軍隊的其他人進行教育——讓更多的人認可並理解你在做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做，以及這樣做的重要性。第三，把你們的努力融入軍隊的戰鬥力。」林賽將軍知道，把這項建議付諸行動會遇到許多挑戰（他把它稱之為「運動式的」過程），因為國防部對建立特種作戰司令部曾表示過反對態度。
參謀長聯席會議下達給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的任務是：「訓練特種部隊，使之完成所分配的使命，在得到總統和國防部長的指令的前提下，規劃和指導特種作戰。」其使命責任包括：
● 制定特種作戰部隊的條令條例、戰術、技術和程序
● 為所有特種作戰部隊設置專門的訓練課程
● 對接受任務的部隊進行訓練，確保裝備和部隊協調運作
● 監督歸其他統一指揮部指揮的特種部隊的戰備情況
● 監督所有特種部隊人員的晉陞、分配、保留、訓練及專業培訓
● 鞏固並遞交主要部隊計畫-11（MFP-11）的方案與預算提案
● 研製與獲取特種作戰專用的裝備、材料、用品與服務
最後兩項任務，即執行主要部隊計畫-11的方案與預算提案以及研製與獲取特種作戰專用的裝備、材料、用品與服務，使美國特種作戰司令部成為統一指揮中與眾不同的司令部。這些責任——被稱為「服務型的」——從此就完全由各兵種自己負責。國會給了特種作戰司令部不尋常的權利，使之管理部隊自身的機構、裝備和資源。
特種作戰司令部的任務是隨著地緣政治環境的不斷變化而變化的。蘇聯的解體以及地區性不穩定因素的增加，對美國特種部隊的作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隊出動的頻率（節奏）增加，並在更大程度上被用於維和行動和人道主義行動。特種作戰司令部的主要任務單上又增加了反擴散和信息戰指揮控制戰，並把反對恐怖主義的任務擴大到包括防禦性的手段方面（反恐）。
1987年以來，特種作戰司令部換過6任司令：詹姆斯·J·林賽將軍（1987年4月16日—1990年6月27日）、卡爾·W·斯廷納（1990年6月27日—1993年5月20日）、韋恩·A·唐寧（1993年5月20日—1996年2月29日）、亨利·H·謝爾頓（1996年2月29日—1997年9月25日）、彼得·J·斯庫梅克（1997年11月5日—2000年10月27日）、查理·R·霍蘭德（2000年10月至今）。在對重大的軍事變革作出反應時，每一任司令都在特種部隊的建設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由於蘇聯的解體、美國軍隊的裁減、新侵略者國家的出現、地區不穩定性的增加、具有高度組織性的國際恐怖主義活動，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都使得美國常規部隊指揮官、駐外大使以及政府其他部門越來越多地動用特種部隊。
林賽將軍的最大挑戰是，使他的指揮部成為推動國會授權重振特種部隊的動力，而又不得罪常規部隊的領導人。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在軍界圈子裡，不少人反對特種作戰司令部的存在。作為這個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為了使它正常運轉，林賽將軍提出了幾項要優先完成的工作。他們要組建司令部，選調參謀人員，進行人員培訓，添置裝備；建立必要的運作系統，包括信息、後勤供應及情報工作；建立履行自己職責和使命的必要關係；拿出「主要部隊計畫-11方案」，以確保特種部隊掌控自己的財權；建立與下屬部隊、主管特種作戰和低強度衝突的助理國防部長，以及配屬給戰地司令官的特種作戰指揮部之間的指揮控制關係；確定世界範圍內特種作戰部隊的需求狀況；規劃特種作戰司令部的未來。林賽將軍還面臨著2個重大的作戰行動的考驗——他為此提供了訓練有素並隨時準備參戰的部隊——在波斯灣的「堅定意志行動」／「主要機會一號行動」，以及在巴拿馬的「正義事業行動」／「促進自由行動」。在林賽將軍的任期內，戰地司令官對特種部隊的使用次數大大增加。
「主要部隊計畫-11方案」的建立不僅給國會，而且也給林賽將軍一種特殊的、獨一無二的優先權。特種作戰司令部也像其他兵種一樣，將擁有自己的預算並有權確定自身的資金需要，包括研究和發展資金，以及裝備和訓練各兵種特種部隊所需的資金。
雖然納恩-科恩修正案設立了「主要部隊計畫-11方案」，以改革特種部隊的資金來源，這項法案的措辭卻可以進行多種解釋。國防部有些官員爭論說，這個新成立的司令部不應當提交自身的規劃目標備忘錄。這個備忘錄對提高戰備能力所需的方案和努力進行了界定，提出了理由，包括在一段時間內資金的分配（因此備忘錄是制定預算的基礎）。各軍種都想控制自己的特種兵預算，以便把錢挪用到非特種兵建設上，而且他們長期以來一直就是這樣做的。
這樣的爭論一直持續到1988年9月。納恩和科恩兩位參議員說明了國會的傾向性意見，說議員們「完全同意由特種作戰司令部全面負責備忘錄的準備工作」。國會當月就通過了第100-456號公共法案，指示特種作戰司令部直接向國防部長提交一份備忘錄。
4個月之後，也就是1989年1月24日，助理國防部長威廉·H·塔夫特四世簽署了一項備忘錄，把「主要部隊計畫-11方案」預算權下放給特種作戰司令部。此後不久，國防部長辦公室於1990年10月1日下放了經過選擇的「主要部隊計畫-11方案」的控制權，並於1991年10月把全部權力下放給特種作戰司令部。
根據法律規定，部隊的訓練、裝備和部隊現代化歸各軍種負責。司令長官不負責。他們接受交給他們的部隊，並錄用他們。長期以來，各軍種一直把原先撥給特種作戰部隊的資金挪作他用。把財權交給特種部隊是納恩-科恩修正案的重要基礎。
納恩-科恩修正案使特種作戰司令部第一次有了預算權和提交計畫目標備忘錄的權力。
建立一個新的統一指揮部是一個非常複雜、政治上非常敏感的過程。到卡爾·斯廷納擔任特種作戰司令的時候，他推動指揮部去完成納恩-科恩修正案的條款，監督研製與獲取「特種作戰部隊的專用」裝備、器材、用品和服務，監督司令部根據特種部隊使命要求上報充分合理的預算。
在「沙漠風暴行動」後，斯廷納花了大量時間喚起軍內外人士注意特種部隊的作戰能力及其所取得的成功。支持戰場司令官保持特種部隊的戰備狀態，也是他優先考慮的事。最後，他說服了國防部長，在特種作戰部隊中建立了心理戰部隊和民事部隊。這樣，無論是在戰時還是在平時，特種作戰司令部都能指揮和控制這些部隊，從而大大加強了指揮部的資金、訓練、裝備及組織能力。
在他的任期內，特種作戰部隊的出動頻率增加了35%。特種作戰司令部支持了在世界範圍內的一系列作戰行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沙漠盾牌/沙漠風暴行動」、「提供慰藉行動」（向庫爾德難民提供援助）、「提供救濟行動」、「恢複希望行動」（索馬利亞救援行動）。
唐寧將軍任期內的主要挑戰是：繼續恢複特種部隊的生機，使之成為一支21世紀的作戰部隊。為達此目的，唐寧將軍為特種部隊購置專用裝備鋪平了道路。在國防部減少預算的情況下，重新規划了特種部隊的預算。他對資源分配的變更導致了更加有效的戰略計畫程序。
在他的任期內，特種作戰部隊的出動頻率再次增加。特種部隊參加了「尤里森二號行動」（索馬利亞）、「支持與維護民主行動」（海地）以及「聯合努力行動」（波黑），此外還有許多小規模的緊急行動和緊急部署。
亨利·H·謝爾頓將軍在任期間，適逢資源極為緊張，而在世界範圍內對特種部隊的需求卻大大增加。特種部隊的活動頻率增加了51%，人員部署增長了127%。僅1966年，特種部隊就被部署到世界上142個國家，進行了120次反毒品行動、12次排雷訓練任務，與其他國家進行了204次聯合訓練演習。謝爾頓將軍任期內最大的特種作戰行動是「聯合努力／聯合警衛行動」。這是在波斯尼亞的維和行動。特種部隊幫助把非戰鬥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