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阿希爾勞羅」號:攻擊行動 斯戈尼拉

那架埃航客機沿主跑道緩緩駛入另一端的滑道,並按要求停下之後,留在斯戈尼拉的海豹突擊隊乘著皮卡衝過去,在飛機四周建起環形防線。

此後不久,我的2架C-141無燈火降落,停在埃及客機剛剛駛離的跑道上。隨後,我們把C-141上的人加入到已把埃航2843班機圍起來的海豹突擊隊中。

在去斯戈尼拉的路上,鮑勃上校和我一直保持著聯繫,計畫並協調他的海豹突擊隊將要執行的任務,以便確保埃及客機的安全,並制服恐怖分子。

「博」中尉是2名小分隊指揮官之一。他將在737客機後面的停機坪把他的攻擊部隊集合起來,做好準備,在必要的時候,一聲令下就對飛機實施攻擊。

「蘭迪」中尉將在飛機周圍建立環形安全防線,不過是在我們留在斯戈尼拉的部隊已建起的防線之外。

鮑勃還把狙擊手安排在可以看見飛機艙內情況的射擊位置。

到10月11日(星期五)凌晨2時左右,鮑勃和我已經在飛機的尾翼下方建起了我們的指揮所。我可以看見裡面亮著燈,有2個人在來回走動。

鮑勃和我走到737飛機機首,插上機內通話系統的插頭。我亮明了身份,並對飛機駕駛員進行詢問。他沒有回答。

「如果你不合作的話,我們會採取其他辦法,」我告訴他。

這句話使飛行員有了回應。「機上有我的機組成員和一名『大使』,」飛行員說道。至於機上是否還有其他人,他不置可否。

「那你就從飛機上下來,」我告訴他。「帶上那位大使。」

在他們開門之前,鮑勃告訴我,說他的狙擊手報告發現裡面有穿軍裝的武裝人員。「沒問題,頭兒,」他對我說。「他們已經在瞄準鏡中了。」

門開了。飛行員走下舷梯,後面跟著「大使」。他們都很緊張,尤其是那位「大使」。當他們看見身著全黑作戰服,全副武裝的海豹突擊隊的射手時,他們的神情更緊張了。

我對那位「大使」非常懷疑。儘管他穿著西裝,但我估計他是一名將軍軍官,也許是埃及政府的情報官員,是被派來確保在突尼西亞萬無一失的。

但我們見面時,那位「大使」拿出了一份逼真的外交護照和一封信,上面稱其是埃及政府正式任命的代表。

「我的命令是把飛機上的恐怖分子帶走,用飛機把他們送回到美國就殺害利昂·克林霍弗一事受審,」我告訴他。

他一聽似乎顯得更加緊張,問誰有阿司匹林。

「我們這裡有,」我說道。

在來斯戈尼拉的飛行途中,我覺得有點頭疼。那時已是10月11日,自10月7日以來,我們每天的睡眠都沒有超過2小時。我讓隨隊軍醫達雷爾給我兩片阿司匹林,我感覺他似乎往我的口袋裡塞了一把。

我把阿司匹林分了近一半給這位大使,他一口吞下了好幾片。然後他又向我要一支香煙。我的無線電話報務員滿足了他的要求。他想打一個緊急電話。我告訴他我們會把他護送到那邊的基地指揮所去(比爾·斯皮爾曼的作戰中心),並讓他打電話。

當他被護送前往作戰中心的時候,我派了我的一名情報軍官和另外兩個人一起去給電話裝上竊聽器。如果需要的話,他們將和他一直待在一起,讓我知道他們所聽到的東西。

原來他急於想與埃及外長阿卜杜勒·馬吉德通話。他對此刻的糟糕局面做了彙報,並詢問該怎麼辦。

他得到的答覆是:「你要盡你所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他那一天大部分時間都在打電話,與埃及國內各種各樣的人聯繫——他十分擔心目前困境的不確定性。但他更加擔心飛機上那些重要乘客可能會引起的後果(這些人的身份此時還不清楚,但他顯然談的不是恐怖分子)。

我的人把從他電話中獲得的這些情報告訴了我。後來事實證明這些信息十分有用。

讓飛行員和大使下了飛機後,我就決定在海豹突擊隊中尉指揮官帕特的陪同下親自登機,看看機上都有誰。

這架飛機的機艙是按貴賓座的形式設計的,有三張「辦公桌」。機艙遠處的一張桌子邊坐著那4個恐怖分子,沒有武器,一眼就能認出來。其中3個人看起來有20多歲,另一個要年輕一點。他們旁邊的另外一張桌子邊坐著8到10名埃及反恐部隊成員(777部隊),他們都穿著軍裝,配有自動手槍。右邊的另一張桌子邊坐著2個身著便裝的人——很明顯都是大人物。一個看上去像阿拉伯人,長相兇狠。另一個年輕一點,滿頭紅髮,一臉雀斑,不像我所熟悉的這一地區的任何種族的人。此外還有副駕駛員、導航員和另外4名機組成員。

儘管777部隊的人全副武裝,我並沒有把他們當成一種威脅。碰巧幾年前我曾訓練過777部隊,但我知道他們並沒有保持他們的專業水準。此時他們發現自己面對的是曾經訓練過他們的人——世界上最好的反恐部隊。他們知道這一點。

帕特和我四下里看了看,然後下了飛機。

我回到尾翼下的指揮所時,遇到了弗蘭克上校和幾名作戰參謀,他們將用他們的智慧和經驗來協助我。鮑勃也把他的執行軍官湯姆隊長安排給弗蘭克。這兩個人什麼情況都能處理。

鮑勃負責這裡的安全。我讓弗蘭克看好那個艙門,注意那些仍在飛機里的人。

在我們降落並控制那架飛機15分鐘後,義大利各式各樣的部隊開始出現,並在我們陣地外布防——陸軍、警察,甚至還有拿著二戰時期武器的新兵(這些人最近在比爾·斯皮爾曼的停車場附近打過鳥)。整個場面有一點滑稽。他們乘坐五花八門的運載工具來到這裡——皮卡、摩托、轎車,甚至還有建築用的三輪鏟斗車,有五六個人就是坐在鏟斗裡面來的。

安尼奇阿里奇上校非常吃驚,因為美國武裝部隊突然出現並佔領了他的部分基地。他決定要有所表示,於是他下令自己的部隊迅速行動起來。

幾乎在同一時間,兩名義大利官員出現在現場。他們想登機看看上面有誰,但弗蘭克和湯姆沒有讓他們上去。

10月11日(星期五)午夜過後不久的局勢是這樣的:

我們約有80到90名全副武裝的射手和狙擊手把飛機圍了兩圈,而且佔據了有利位置。但我們外圍警戒線此刻正直接對著義大利人——雙方相持不下。儘管我估計他們的人數是我們3倍左右,但如果他們要和我們較量的話,我並不擔心。他們更明白這一點。但是我擔心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說車輛的回火,可能會讓那些年輕的士兵緊張,打起槍來。如果這樣,就會有人喪命,而且主要是義大利人。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比爾·斯皮爾曼和安尼奇阿里奇上校一起上了飛機。後面緊跟著那位即將主持指揮權移交儀式的義大利陸軍三星中將(他的名字我記不起來了)。後來我們很快發現這位三星中將在場是非常幸運的。他很友好,也很明智,並盡其所能給雙方提供幫助——他方和我方——小心翼翼地處理這個難題。在此後24小時里,我們兩個人密切協作,共同處理了這個複雜情況。

我們相互介紹之後,我向他說明了我的任務以及我所知道的義大利政府的立場——他們已同意把這些恐怖分子交給我們。

「如果這讓我來決定,我馬上就把他們交給你,」他回答道,「但是我沒有收到這樣的命令。你要理解我現在的處境。」

「也許命令還沒有傳達到你這裡,」我告訴他。「你去問問你的上司,我再和駐羅馬的大使核實一下,你看怎麼樣?」

他同意了。

我和我的聯絡軍官取得聯繫,叫他給我接通拉布大使的電話。過了5分鐘,拉布大使的電話接通後,我告訴他我們已經讓埃及客機迫降在斯戈尼拉,機上有4名恐怖分子。我的任務是逮捕這些恐怖分子,用飛機將他們送回美國受審,我認為義大利政府已經同意將他們移交給我們。

「你們做了什麼?」他大吃一驚,脫口而出。從他的反應我可以感覺到,他對此也一無所知。但他說他會去核實一下。

15分鐘後,那位義大利中將回來了。「我一直問到了國防部,」他說道。「誰都不知道有這樣一個協議。

「你必須知道,」他又補充說道,「遭到劫持的是一艘義大利的船。這是在義大利的國土上,有義大利的司法程序。我們不能把他們交給你們。」

「讓我向華盛頓核實一下,看看這裡面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就站在飛機旁邊,在這位義大利三星中將的身旁,我又給五角大樓打了一個電話。我不記得是誰接的電話,像是海軍中將莫羅,但我知道所有的頭頭們都在聽。

「我想向你們彙報最新的情況,並重新核對我的任務。這裡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們已經控制了飛機。我已經核查過機上確實有那4名恐怖分子,同時還有8到10名對我們來說構不成什麼威脅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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