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當時已是准將的卡爾·斯廷納將軍擔任了布拉格堡第82空降師負責作戰的副師長。8月中旬某一天下午4時，他正在野外現場視察第82空降師一年一度的預備役軍官培訓團的夏令營訓練時，接到一個無線電話，讓他立即返回總部。
卡爾·斯廷納繼續講述他的這段經歷：
我原以為那個電話可能與我管轄的旅所執行的任務有關。那個任務是阻止幾千名「和平示威者」衝破紐約州的塞尼卡陸軍倉庫（他們想阻止向歐洲運送核武器）。該旅受過良好的防暴訓練，在民事當局努力平息事態的同時，該旅也處於待命狀態。
回到師部後，我得知是五角大樓打來電話，讓我在第二天上午9時前向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維西將軍報到，把行李收拾好，做好出行準備。如果是去塞尼卡，我可能就在布拉格堡和那個旅一起出發了，所以我猜測很可能會派我到宏都拉斯之類的地方去，因為最近尼加拉瓜人在那個森林瓶頸地帶加強了活動。
第二天早上，我與第18空降軍軍長傑克·麥克馬爾中將一起乘車去華盛頓。在五角大樓，維西將軍的手下人讓我在當天剩下的時間裡在大樓里轉轉，儘可能多地了解美國在黎巴嫩的計畫，因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我當天晚上就要出發去那裡。維西將軍將在那裡停留3天，而我將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及國防部長的代表留在那裡。
在那天剩下的時間裡，我從參謀長聯席會議辦公室和國防部的主要參謀軍官那裡聽取情況介紹，並知道了派我去的詳細原因：在從貝魯特到維西將軍、溫伯格部長之間現有的指揮鏈上，命令和情報的傳送時間太長，而且經過指揮鏈上的不同環節過濾之後，他們所得到的情報能否完全反映黎巴嫩政府、黎巴嫩軍隊、以色列軍隊以及駐紮在機場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所面臨的實際，都是值得懷疑的。
在現有的指揮鏈上，對黎巴嫩的指令先要依次從華盛頓傳到在比利時蒙斯的北約總部、斯圖加特的歐洲司令部、那不勒斯的美駐歐洲海軍司令、倫敦的美國駐歐洲海軍副司令、義大利加埃塔的第五艦隊司令、黎巴嫩近海的兩棲部隊司令、黎巴嫩近海的登陸部隊司令、最後到貝魯特機場的海軍陸戰隊兩棲部隊司令。這一指揮鏈是冷戰時期的常規安排，用於處理歐洲責任區內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情，但對於應付黎巴嫩這種突發的複雜局勢卻作用不大。
那天晚上7時，維西將軍和我一起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出發前往貝魯特。在路上，我們談起黎巴嫩的局勢，談到所牽涉的各種人物、美國的援助計畫、佔領國的影響力、正在展開的外交努力等等，一直談到午夜。在快到貝魯特之前，我們才稍稍睡了一會兒，等一到之後便要開始排滿日程的艱難談判，談關於美國軍事援助計畫的問題。如果有什麼不足之處，就需要把它們找出來。
我們上午到達貝魯特後，就直接到黎巴嫩國防部，與武裝部隊總參謀長易卜拉欣·塔努斯將軍會面。塔努斯生於軍人世家，因其在與敘利亞作戰中的勇敢表現（他在戰鬥中失去一隻眼睛）而受到黎巴嫩軍人的尊敬。儘管當時黎巴嫩的陸軍勉強算得上是一支能打仗的軍隊，但他還是竭盡全力對它進行了重建，使它有足夠的能力在敘利亞和以色列佔領軍撤離後承擔起保衛整個黎巴嫩安全的責任。塔努斯對美國的軍事援助，尤其是湯姆·芬特爾上校所提供的訓練和裝備非常滿意。裝甲部隊軍官芬特爾是軍事合作辦公室主任。使黎巴嫩軍隊重整旗鼓的大多數訓練都是由美國特種部隊實施的。
塔努斯將軍組建了一個各種族平衡的參謀機構，此機構運轉良好。他的副總長哈基姆少將是德魯茲派；人事部長是遜尼派穆斯林；情報部長西蒙·格西斯上校是基督教馬龍派；作戰部長阿巴斯·哈姆丹准將是什葉派穆斯林；後勤部長是遜尼派穆斯林。
經過八年各種形式的激烈內戰，黎巴嫩軍隊已經衰弱到除了儘力維持秩序，其他幾乎無所作為的地步。現在塔努斯試圖使軍隊的結構反映當前的種族組成（基督教派、遜尼派穆斯林、什葉派穆斯林和德魯茲派），而不是1932年人口普查時的人口結構。他的努力開始奏效。輔以美國的幫助，黎巴嫩軍隊很快變成一支有凝聚力和戰鬥力的軍隊。
有3個旅已經組建並裝備，第四個旅的訓練正在進行之中。塔努斯計畫在以色列軍隊撤出後，把一個大約2400人的旅部署到黎巴嫩南部，以維持該地區的穩定以及與以色列北部接壤的邊境安全。他還計畫把兩個旅部署在貝魯特以維護內部安定。黎巴嫩軍隊有望在1年半的時間裡壯大至7個旅，並且有能力負責整個黎巴嫩的安全。
在此後的3天里，維西和我先後會見了雷金納德·巴塞洛繆大使、阿明·傑馬耶勒總統、摩西·利維將軍、以色列部隊的指揮官、法國和義大利部隊的指揮官、第六艦隊司令海軍准將傑里·塔特爾、海軍陸戰隊第24兩棲部隊司令蒂姆·傑拉蒂上校以及湯姆·芬特爾上校。我們還參觀了訓練營地，觀看了特種部隊兩棲分隊的訓練。他們住在西貝魯特的卡德摩斯飯店，訓練地點則在東貝魯特。
那段時間成績顯著。對當時的複雜局勢，所有的主要領導人——除敘利亞7個派系的領導人外——都提出了第一手見解（敘利亞及各派系領導人的缺席事關重大，儘管當時我們還不了解派系形勢會很快發展到多麼複雜和困難的地步）。多國部隊給我們的印象尤為深刻；他們的存在有利於局勢的穩定，幾個月來，貝魯特第一次真正平靜下來。機場、銀行和飯店重新營業。傍晚人們又去海濱大道悠閑地散步了。
給我們留下特別深刻印象的，是塔努斯的領導能力以及他建立一支反映種族結構的軍隊的計畫。我們相信，如果有足夠時間和機會讓黎巴嫩軍隊有條不紊地從以色列軍隊手中接防，塔努斯和他的軍隊就有可能為黎巴嫩政府重新控制這個國家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隨著時間的推移，塔努斯將軍和我成了工作上的親密朋友。我們彼此配合默契。
在乘車去機場的路上，維西將軍說了他要我在黎巴嫩所乾的工作：「很明顯，我們在實施援助計畫的時候，黎巴嫩軍隊是惟一可以作為援助對象的現行政府機構。也就是說，我要你和塔努斯將軍密切合作，協調以色列軍隊撤出和塔努斯部隊部署的時間，以便使黎巴嫩軍能夠與以軍順利交接。我們應該消除引起各派系新一輪戰鬥的可能性。
「我要你每天通過衛星電話以及我即將留給你的傳真機向我報告。你還要向美國駐歐洲司令部通報情況。
「還有一件事：你將成為總統的黎巴嫩特使［此時是羅伯特·麥克法蘭］的軍事顧問，每隔兩三個月，你要返回華盛頓向參謀長聯席會議彙報情況。」
我和麥克法蘭很快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我主要起到他與塔努斯、在黎巴嫩的以色列部隊之間的橋樑作用。這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好處：塔努斯本人認識敘利亞內閣及武裝部隊的多數領導人——他們的背景、動機以及其「學識」。這一點至關重要。
麥克法蘭訪問其他阿拉伯國家時，我是他的隨行人員。這樣，我就能向他提供一些關於當前軍事需要和美國軍事援助方面的信息，特別是，我會告訴他每個國家會向我們索要什麼，以及國防部將怎樣看待這一要求。
此後的2個星期里，我跟特種部隊受訓人員一樣，也住在卡德摩斯飯店。每天早上，我要到西貝魯特的英國大使館或者在貝魯特近郊雅茲的英國大使官邸去，因為那裡也是處理使館公務的地方。1983年的炸彈襲擊後，英國人同意美國人使用他們的大使館，但是由於激烈的戰鬥和恐怖分子的威脅，巴塞洛繆大使在途中很不安全，我們不得不從他的住處一出發就對他實施保護。
無論我是在大使館還是在大使官邸，我都要閱讀中情局站長威廉·巴克利收到的最新情報簡報。（巴克利非常勝任他的工作。他成功地重建了在大使館遭炸彈襲擊時失去的特工網路。我們之間相處得很融洽，但是，他並不太願意與他辦公室以外的任何人分享這些情報——這是可想而知的。）從那兒，我就去黎巴嫩國防部聽取塔努斯將軍關於安全形勢的簡要彙報。有時候，我也去見巴塞洛繆大使（一個各方面都很出色的人——我們彼此開誠布公），讓他了解最新情況，並聽取他的指示。每天晚上我都要向維西將軍發一份詳細的傳真（同時發一份給美國駐歐洲司令部參謀——通常發給值班軍官、作戰部參謀查理·威廉中校）。
我還經常與以色列情報軍官見面，每星期至少見1次，多數情況下要見2次。然後我就去機場的海軍陸戰隊那裡，向蒂姆·傑拉蒂上校和他的參謀人員通報關於這些會面的簡要情況以及我從塔努斯那裡得到的消息。海軍陸戰隊總是十分急切地想知道有關貝魯特的情報和交戰信息，但經常抱怨說他們所處的位置極易受到攻擊。這一情況由於缺乏駐地周圍環境的準確情報而變得更加糟糕。
見過海軍陸戰隊之後，我通常搭乘一架海軍陸戰隊直升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