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肯尼迪關於非常規戰爭的思想，真實地反映了他對20世紀50和60年代一些事情的擔心——「共產主義帝國」的擴展似乎到了瘋狂與危險的地步，殖民主義突然土崩瓦解。
殖民主義——由西方大國統治第三世界人民，進行經濟剝削——已經持續了好幾百年。殖民主義的滅亡（除了蘇聯的模式）經歷了大約2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20年。
遺憾的是，老殖民主義者的離去並沒有給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帶來多少好處。他們並沒在當地人中留下多少有能力的領導者，也沒有給他們留下多少可用的東西。他們從來就沒有作出「白人負擔」的承諾。大多數新近擺脫殖民主義的第三世界國家，都缺乏維持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基礎設施——交通運輸、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銀行和投資，尤其缺乏的是能保護他們的、可執行的法律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在大多數情況下，新興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所感興趣的，是他們個人勢力和財富的擴張，而不是建設和發展國家所需要的長期艱苦的奮鬥。
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人民也希望得到其他人想得到的東西——使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女能過上更好的生活。「我們把欺壓我們的人打倒了，」他們說得很有道理（而且往往是在經歷了長期艱苦的鬥爭、痛苦和犧牲之後）。「現在我們應當看到我們的勝利果實。」
但勝利果實沒有立即出現——而且實際上他們是倒退了，他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充滿腐敗、更加骯髒和腐朽的前景。他們的沮喪是可想而知的。看到他們的情緒很快變壞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種潛在的爆炸性局勢，自然就變成了共產黨國家和西方國家之間的主要鬥爭舞台。這不僅涉及到對世界上巨大自然資源的控制，而且涉及到對世界大多數人口的支配和影響。
在這個較量的初期，受意識形態驅動的共產黨人具有不少優勢：他們與舊時代聲名狼藉的殖民主義大國沒有聯繫，他們承諾要在地球上建立起人間天堂……而且會很快。他們（尤其是中國人）還拿出了一些有效的辦法，把那些對已經失敗或者正在失敗的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的失望、不滿和憤怒轉變成嚴重威脅這些政府的種種機制。
西方大國（尤其是作為其領袖的美國）開始反擊時，處於嚴重的不利局面：共產主義代表的是光明、燦爛的未來。民主政體和資本主義代表的是聲名狼藉的過去。民主國家在進行心理戰方面尤其缺乏手段。不同的國家為了適應其自身文化要求和傳統所採取的民主資本主義以及法制，仍然是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強烈願望。西方國家沒有能夠做好宣傳這一真理的工作。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中國的勝利為其他人指明了道路：失望和不滿可以轉化為不同意見和不同政見。不同政見可能轉化為顛覆活動和恐怖活動。而顛覆和恐怖活動又能轉化為活躍的叛亂活動。叛亂活動可以轉變為游擊戰爭。到了一定的時候，游擊戰爭就會轉變為常規的軍事行動——但只有在游擊隊員完全相信最後結果將對他們有利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的每一個階段，他們所採取的行動都是巧妙地利用了統治階級制度上的弱點。其目的不是直接發生衝突，而是讓這個制度內部發生腐敗。他們派出人員去腐化或「轉變」那些政客們。另外還派出一部分人去接管工會、學生團體、農民團體。他們滲透到媒體、軍隊和警察之中——所有這些人都起著宣傳和顛覆的作用。
革命者並不指望經過一次或者幾次鬥爭就可以摧毀一個制度。然而經濟、政治、心理和物質方面的任何弱點都可能摧毀一個制度。實際上，一個制度最致命的弱點往往是心理上的——意志。瓦解敵人繼續鬥爭的意志，從來就是地下鬥爭的主要目的。這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幾年甚至幾十年，從事顛覆的領導人必須要有極大的耐心。
有一種說法很有道理：每一個階段都是建立在先前階段的基礎上的，即使出現新的階段，每個階段依然處於積極活動的狀態。與此同時，搞顛覆活動的地下組織具有複雜的細胞狀組織結構，它的各個成員和各個階段都能受到保護，不至於被發現。即使砍斷它一個手指，它的軀體依然存在，還會長出新的手指。
另外一點說得也很有道理：他們的所有成員都依靠近乎完美的情報工作，而從總體上說，他們都做到了。到處都有他們的耳目。人民知道的他們都知道。
最後一點也很有道理：那些比較活躍的階段幾乎完全取決於人民的支持——供應、情報、財源和兵源。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支持往往要冒極大的風險，花極大的代價。統治機構——例如在被佔領的法國，那些德國人的機構——會尋找還擊的機會，或者是尋找各種傳遞強硬信號的方法。他們發出的威脅越大，就越有可能激發起暴力——從心理上來說，這對革命有利。
當然，革命者要經受得起這樣的攻擊，就要有堅強的意志和充分的信心，並得到人民的鼓勵。
這就產生了毛澤東著名的魚水關係的說法。人民是大海；革命者是魚。大海不僅使魚得以生存，而且還保護他們免受傷害。革命者只有在自身安全不受威脅的情況下才會露面。否則他們便會回到大海、大山或者叢林之中。
當然，革命者幾乎都能得到一個或者另一個共產黨國家的支持。這是一種代理人的戰爭。
與此同時，第三世界的領導人願意為那些出價最高的或者在當時情況下最方便的人提供服務，這是屢見不鮮的。
這就是肯尼迪總統所說的新型戰爭。它變換過許多名稱：革命、人民戰爭、半地下戰爭、多維度戰爭、緩慢燃燒的戰爭、暗影中的戰爭。這些名稱都很有用，它們描述的是這種鬥爭的某一個重要方面。
然而，突出它的隱蔽性和複雜性，就說明了一個嚴酷而又基本的事實：過去的作戰方式幾乎已經行不通了。你不能就這樣把一支騎兵或者一支裝甲部隊派過去。你可以用轟炸的方式使一個國家的人回到石器時代，然而他們的孩子們將會從洞穴里走出來，投擲石塊，然後再回到洞里隱藏起來。
敵人在哪裡？我們實際上是在和什麼人作戰？我們佔領了一塊地方，是不是就得到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呢？
肯尼迪總統說得對：需要一支新型的作戰部隊。這支部隊應當徹頭徹尾地了解游擊隊——他們怎樣生活，怎樣作戰，怎樣在人民的海洋中游泳。班克-福爾克曼-麥克盧爾的特種部隊到那兒去不會有問題，可是僅僅具有在敵後從事破壞活動或者追擊游擊隊的能力還遠遠不夠。對早期的特種部隊而言，游擊隊員是我們可以期待的朋友。當游擊隊變成我們的敵人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做重新定向的工作。這並不是什麼難度很大的轉向，但是我們的態度要改變，我們要學習新的技能。
其一，你不可能一開始就剷除游擊隊，除非你了解孵化和支持他們的地下機制——從事顛覆、恐怖、支持和情報工作的那張巨大而無形的網——然後才能攻擊他們。但是，要做到這一點而同時又不完全清除美國想保留和提倡的自由，則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
到別人的家裡，替他們把房子里的東西擺放整齊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主權國家把內部顛覆看成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他們很少讓外國人觸及支持顛覆的那個機制。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那些國家的政府本身就已病入膏肓。革命者所提出的治療辦法很可能是錯誤的，可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這就是說，如果美國特種部隊想在反游擊戰中發揮好的作用，就必須走好一根又細又險的鋼絲。他們必須根據自己的指揮官和政府的指示，以謹慎、靈活的辦法應對當地的政府，同時應當與當地人民建立起比較深厚的關係。
比爾·亞伯勒清楚地認識到，由於這種非常敏感的心理和政治環境，特種部隊的標準遠非只是游擊戰專長和技能方面的要求。個人的人格變得極端重要——判斷力、成熟、自律以及與那些文化上完全不同於美國人的人協調工作的能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什麼樣的軍人才能有效地作戰？
首先——這種情況與1961年時完全一樣——他的思維方式應當不同於普通軍人的思維方式。特種部隊的軍人像所有其他軍人一樣，也是按一條指揮鏈行動的，所不同的是，他們不能隨時與他們的上級取得直接聯繫，甚至無法進行定期的聯繫。這就意味著，有時候他們必須單獨行動，也就是說他們難免要自己作出決定——雖然希望他們的決定是在對上級和國家的意圖有清晰的理解的基礎上作出的。他們不僅要極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會遇到死亡的威脅。他們也會影響到指揮鏈上的各級指揮員直至總統對政策的制定。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只有特種部隊才能解決的棘手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有很多是實際技能問題——特種部隊的軍人也許要學會接生、拔牙，或者要會設計橋樑並監督其施工的本領。還有一些問題則是心理問題——特種部隊的軍人需要進行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