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規戰爭是很難界定的，可是在過去這些年中，形成了一個可行的解釋。這種解釋並不完整，在許多細微的區別上很不明確，但它不失為一個好的開端：
非常規戰爭主要包括那些不同於運用常規火力和大規模的部隊、裝甲車輛、火炮和空中力量的軍事行動。在通常情況下，非常規戰爭是由小規模的、受過特種訓練的部隊進行的，它發生在普通軍事分界線的後方，所涉及的活動包括偵察、破壞、小規模突襲、大規模襲擊、暗殺，尤其是訓練和支持友好的游擊隊。這些都屬於直接行動的範疇。
直接行動的一個典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噴燈-暴力美/加聯合別動隊，即所謂第一特別勤務部隊（FSSF）。它被官方確定為今天的特種部隊的前身。組建那支特勤隊的目的，是對在挪威的德國重水生產廠、在羅馬尼亞的油田之類的目標發動閃電式的突然襲擊，但後來主要被用於攻佔在義大利的山區要塞（它蒙受了很大的損失）。
但是非常規——「特種」——戰爭也存在其他的方面，這是每個傑德堡小分隊都知道的：把敵人搞得暈頭轉向就是一個方面。幫助困境中的人民——提供醫療援助，提供組織建議和諮詢，建造橋樑和道路，取得乾淨的水——也是一個方面。「把敵人搞得暈頭轉向」被稱之為心理戰或者叫心戰（在阿倫·班克的年代被稱為心理戰爭）。
「幫助人民」通常屬於民政事務。在特種作戰的工具包里，這是一個和心戰具有同樣長歷史的工具。介入民政事務可以有不少理由，其中包括簡單的做好事，但它主要是軍事模式：對你友好並體驗到你的善意的人們，也許就不會對你的敵人有好感——不會幫助或者支持他們。
激烈爭論的焦點是，「特種」部隊最純正的模式是什麼——是像別動隊或者突擊隊那樣的、採取直接行動的規模比較大的部隊，還是像傑德堡小分隊和A級小分隊那樣的、更專門地從事訓練當地的武裝力量。
後來的結果表明，「最純正的」是一個死胡同，最好的答案是「與上述一切有關的」。
從歷史上來說，在常規戰爭和非常規戰爭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這兩者的歷史淵源都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早在耶穌生活的那個時代，自由戰士就與羅馬佔領者進行了長期、持久的游擊戰。一千年之後，北歐海盜從海上或者河上展開突擊隊式的襲擊。19世紀初，在拿破崙佔領西班牙期間，西班牙游擊隊使法國軍隊對自己的征服行動感到後悔（西班牙人把這種形式的戰爭稱為游擊戰，在西班牙語中的意思是「小規模戰爭」）。羅賓漢和他的人都是游擊戰士。T·E·勞倫斯是個半自由戰士式的特種部隊軍官，指導當地的阿拉伯人擺脫壓迫他們的佔領軍的鬥爭。
從傳統的意義上說，抵抗運動、武裝起義或者游擊活動都起源於用其他方式無法從外國佔領者手中獲得自由的人們，或者無法從他們自己的實施高壓或暴政的政府那裡得到自由的人們——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在他1832年出版的《戰爭論》中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戰爭只不過是政治的另一種形式而已。
雖然善於思索的軍事家們從來沒有忽視克勞塞維茨這句至理名言，運籌帷幄的軍事家在制定戰略和戰術的時候，卻往往沒有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政治方面。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無非是把平民百姓看成障礙，或者看成支持者，或者看成潛在的威脅（「把他媽的那些老百姓統統給我攆走！」）。
近年來這些態度已有所改變。這種改變反映在最近非常時髦的用語「最終狀態」中，例如：我們希望什麼樣的最終狀態？我們怎樣才能達到這樣的狀態？「最終狀態」反映的是衝突結束後理想的軍事和政治形勢。現在仍然是這種情況：大多數軍事領導人通常不會考慮到，他們的手下人怎麼可能影響到政治形勢，而政治形勢反過來又會怎樣影響戰爭的結局。
對於從事非常規戰爭的人來說，情況就不同了。特種部隊的軍人不僅要意識到他們的軍事行動的政治含義，而且要意識到他們的政治行動的軍事含義——實際上，他們必須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事和所說的話，都可能對他們受命去幫助與指導的人們產生影響。成功遠非只是達成軍事目的。
這就是為什麼心理戰和民政事務 歷來是特種戰爭工具箱里的重要工具之一。這也是為什麼靈活性、足智多謀和政治頭腦對於傑克·辛格勞布、阿倫·班克以及其他傑德堡小分隊的人來說是如此重要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政府終於發現，具有這些能力和相關能力的軍隊越來越有用處。他們是精確的工具，而坦克、大炮以及其他主戰武器相比之下要愚鈍得多——雖然它們的殺傷力強大得多。
換句話說：特種作戰所針對的是用其他方法無法攻擊的戰略和戰術目標。在一般情況下，戰略和戰術目標與敵人的重心有關（克勞塞維茨的另一個術語），而重心可以是物質的、心理的或者經濟的。如果常規武器無法對付它……特種戰爭則有可能。
如果一個國家發現其自身不斷需要這種力量，那麼它就會把這些力量組織成特種作戰部隊。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人知道他們絕對不可能與德國軍隊面對面地決一雌雄。他們的特種部隊目的在於給他們一個能與敵人打個平手的槓桿。
相比之下，德國人並沒有採取打特種戰爭的辦法。其原因至今仍是個謎。他們的軍隊被打敗之後，他們沒有組織游擊隊來抵抗盟軍對他們國家的佔領，這同樣也是個謎。雖然德國人在蘇聯、法國、南斯拉夫、希臘和其他地方有豐富的反游擊隊的經驗，而且親自體驗到游擊隊如何能使佔領者感到頭疼，但是他們並沒有選擇組織這樣的活動。
這一點特別令人費解，因為德軍指揮部對突擊隊的運用是最大膽、最有智謀的。例如，1940年，在比利時南方默茲河與阿爾伯特運河交匯處的埃本埃馬爾要塞是當時歐洲最強大的要塞——地面上有裝甲堅固的炮塔，被掏空的地底下是縱橫交叉的坑道，由1200名軍人把守。馬其諾防線上的任何要塞都無法與之相比。如果德國人希望向西進攻，攻打運河上的港口，或者向南逼進法國，他們就必須拿下埃本埃馬爾要塞。
一支由80名德國工兵組成的突擊隊在一名士官的指揮下，在模擬該要塞的場地上進行了6個月的滑翔機作戰訓練，然後乘9架滑翔機在埃本埃馬爾要塞的屋頂上降落，實施了一次經過周密計畫的攻擊行動——這次行動的一個閃光點就是在戰爭中首次運用了聚能裝葯技術——結果是，這個固若金湯的要塞只花了30小時就被攻克。聚能裝葯技術的重點是爆炸效果，其目的是穿透裝甲，現在這項技術在所有的反裝甲和深度穿透型武器中已經得到廣泛的運用。
但是在這次行動結束之後，這支工兵突擊隊又回到德國陸軍的戰爭機器中。德國人沒有看到反覆使用一支常備的特種作戰部隊的必要性。
1943年，盟軍入侵義大利之後，義大利人把墨索里尼趕下了台，並把他流放到一個位於山頂、戒備森嚴、與世隔絕的大飯店裡。據說沒有任何一支部隊能夠把他營救出去。進入那裡的惟一通道是一條索道纜車。9月13日，另一批敢死隊式的德國滑翔機突擊隊，在一位了不起的特種作戰指揮官奧斯特里安·奧托·斯科曾尼的率領下，在離該飯店僅100碼的地方著陸，擊敗了守衛部隊，並調來一架小型菲斯勒-施托希飛機，把這個惡魔送進飛機運走了。
這支突擊隊後來又回到了自己原來的部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