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得利的一個有利條件是，有很多在別處工作的人為他服務，他卻用不著付給他們報酬、提供住處，或是伙食。全部費用由不知情的納稅人負擔，實際上，這所謂的「費用」本身也不知究竟是些什麼東西。國際恐怖主義最近的發展促使美國兩大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較之以往合作得更為密切，兩個機構間交通並不方便，在順利通過華盛頓特區北部的情況下也要有一小時的車程——車在環形公路上行駛，就如同聖誕假期開車穿過大型購物中心的停車場一樣——他們聯絡起來大多是通過安全的微波中繼線，從國家安全局總部大樓屋頂到中央情報局的屋頂。沒有人注意到這一直線是經過亨得利協會的屋頂的。不管怎樣這也應該沒什麼大礙，因為微波中繼線是加過密的。這麼做也是迫不得已，因為各種各樣的技術原因都有可能使微波泄漏他們的秘密。物理原理可以被加以利用，但無法在必須的時刻作出相應的改變。
微波電路的帶寬是巨大的，因為採用的是與個人計算機網路相似的壓縮運演算法則。詹姆士一世欽定的《聖經》瞬間就可以從一幢建築傳輸到另一幢建築。中繼線始終處於運行狀態，許多時候交換的是些胡亂的、毫無意義的字元，為的是迷惑那些企圖破解密碼的人——其實系統採用的是「踢踏舞」式的加密方式，十分安全。國家安全局的行家就是這麼說的。這個系統依靠完全隨機變換的支持，除非你能找到辦法排除空中的射頻干擾，那樣的話它就完了。但每周，來自亨得利保安隊的一個人，就會在兩個同事的陪伴下——這些人都是從保安隊隨機挑選出來的——驅車前往米德堡，取回這周的密碼盤。這些碟片插進同密碼機相連的自動唱機，用完彈出後，在三名警衛的眼皮底下，被放進微波爐里銷毀，這些人都受過機構的長期訓練，不會多問什麼。
這道有些辛苦的程序使亨得利得以接觸到兩個部門的一舉一動，因為他們是政府部門，什麼都要寫下來，從隱藏很深的情報人員「搞到的東西」到自助食堂供應的神秘肉類的價格。
許多——甚至是大部分——信息對亨得利的人來說是沒有多大意思的，但幾乎都被儲存在高密度介質上，與一台大容量計算機主機上的內容相互參照，需要的話，這台計算機足可以管理整個國家。這就使得亨得利的人可以研究從情報部門出來的最新消息，會同各領域專家對其所做的高水平分析，再交叉研究，作出更進一步的分析。比起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的這方面工作正有所進步，亨得利自己的高級分析員是這麼認為的，但這麼多腦袋對付一個問題總是有效果的——直到分析報告變得越發錯綜複雜，無法指導行動，甚至讓情報機構也一籌莫展。隨著新成立的國土安全部——對於它的授權，亨得利認為自己是要投「否決」票的——的加入，中央情報局和國家安全局都成了聯邦調查局情報分析員的收容所。這不過徒增了一個新的機構系統，實際上，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對待原始情報的方法稍稍不同而已。他們假想是在陪審團面前處理一樁罪案，在你著手認真對待的時候，這倒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思維方式。聯邦調查局由警察組成，他們有自己的一套；而中央情報局奉行的是另一套，而且有權利——時不時地會行使一下——採取某些行動，雖然不太多；國家安全局只是搜集情報，進行分析，再把它交給別人，至於別人如何使用情報，就不是安全局所能知曉的了。
亨得利的首席情報分析員是傑羅姆·朗茲。朋友們管他叫傑里，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過心理學博士學位。搬到基德以前，他曾在國務院情報研究辦公室做過性質不同的情報分析工作，拿著豐厚的薪水，前參議員亨得利在紐約的一次午餐上親自相中了他。朗茲在交易所做內部分析員的時候就出了名，他發現，一旦孩子的教育有了充足的擔保，私人遊艇也付清了費用，那麼錢這東西就越來越不重要了。在華爾街的摸爬滾打使他足以勝任四年前亨得利發出的邀請。他的工作包括分析其他國際投機商的心思，這他在紐約就學過。工作上他和山姆·格蘭傑來往密切，後者既是反恐訓練營通貨交易的頭兒，也是行動部的部長。
當傑里·朗茲走進山姆的辦公室的時候，已經快到下班時間了。審查所有從國家安全部和中央情報局下載來的東西，是傑里和他三十個同事的工作。他們必須帶著敏銳的嗅覺速讀。朗茲就如同一條大獵犬。
「仔細看看這個。」他說著，將一張紙放在格蘭傑的桌上，坐了下來。
「摩薩德損失了一個——情報站負責人？嗯。怎麼回事？」
「當地警察認為是搶劫。用刀乾的，錢包不見了，沒有長時間搏鬥的跡象。顯然，當時他沒帶槍。」
「像羅馬這樣文明的地方，幹嗎要帶槍？」格蘭傑說。但他們會弄清楚，至少得過一會兒。「我們怎麼知道的？」
「當地報紙上登的，說是以色列使館內的一名官員撒尿時遭襲。中央情報局在當地的負責人認為他是一名特工。蘭利有些人白費力氣地在猜測這一切的真相，但在奧卡姆剃刀原則 面前多半會敗下陣來，接受當地警方的推斷。有人被殺，錢包失蹤，一場搶劫，竊賊卻沒搶走什麼。」
「你認為以色列會相信嗎？」格蘭傑想知道。
「差不多是使館開始招待烤乳豬大餐的時候。他被人用刀刺入了第一和第二脊椎骨之間。如果是街頭流氓的話很有可能是割喉嚨，但職業殺手知道那既麻煩動靜又大。義大利防暴警察正在調查這個案子——但聽上去好像他們沒有什麼頭緒，除非餐館裡有誰的記憶出奇的好。我可不會在那上面下太多的賭注。」
「那麼，這一切意味著什麼呢？」
朗茲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里。「最近有哪個機構的情報站頭目被暗殺嗎？」
「有一段時間了。中央情報局在希臘損失過一個人——當地的恐怖組織乾的。那個傢伙被某個無賴指認出……他們自己的人，一個叛徒，現在沒準正喝著伏特加，品嘗孤獨呢。英國人幾年前在葉門也損失過一個人……」他停頓了一下，「你說得對。殺死一個情報站頭目沒什麼用處。一旦知道了他的身份，就可以進行監視，找出他的聯繫人，他的隸屬分支機構。如果僅僅幹掉他，不會獲得什麼，反而是一種損失。所以，你認為是恐怖分子乾的，警告以色列人？」
「要麼可能是除掉他們的一個心腹之患。天哪，那可憐蛋是以色列人，對吧？使館官員。或許那便足夠了，但當一個間諜——特別是一個高級間諜——命喪黃泉，你不會推測那只是個意外，對吧？」
「摩薩德有可能來找我們幫忙嗎？」其實格蘭傑心裡更明白。摩薩德就像在沙箱里玩耍的小孩，從不願意與別人分享玩具。他們尋求幫助只有兩種可能，A. 當他們絕望的時候；B. 他們相信別人能夠給予他們永遠無法親自得到的東西。到了那時，他們才會重又變回那個大方的孩子。
「他們不會承認這個名叫格林高德的人屬於摩薩德，那也許對義大利警察會有所幫助，甚至可能讓他們的反間諜機構也牽扯進來。但是，談起這件事，沒有證據顯示蘭利知道內情。」
但是蘭利不會這樣認為，格蘭傑意識到這一點，傑里也意識到了。他可以從他的眼神里看出來。中央情報局不會這樣認為，因為情報這個行當已經發展到非常高級的階段，人們不會殺死對手的重要人物，因為那對情報工作很不利。接著對方可能會對你的重要人物下手，如果這成了國外城市的街頭游擊戰，真正的工作就泡湯了。真正的工作是為自己的政府獲取情報，不是拿著手槍去殺人。因此，義大利警察會認為這是一起街頭犯罪，因為在每一個國家，任何外交人員都是不可侵犯的，受到國際條約的保護，那是從波斯帝國的薛西斯一世就形成的一個傳統。
「好的，傑里，你有著訓練有素的眼光，」山姆說。「你在想什麼？」
「我在想，也許街上有個混賬東西。摩薩德這個人去的是羅馬上等餐館，吃頓午飯，喝一杯好酒。也許他去取情報——我查了地圖，這家餐館離大使館有一段路，對於平常出來吃一頓午飯來說有一點遠了，除非這傢伙是個慢跑愛好者，而那也不是慢跑的合適時候。因此，除非他是真的喜歡喬瓦尼飯店的廚師，甚至錢都可能是傳遞情報或見面的一種方式。如果是這樣，他早就被盯上了，不管他的對手是什麼人，已經把他的身份認出來了，認出他就是為了幹了他。對於當地警方，可能看上去像是一個搶劫案。在我看來，像是故意的謀殺，非常專業地謀殺。受害者當場斃命，一點反抗都沒有。那正是對付一個特工的手法——你永遠不知道特工自衛的能力有多強。如果我是阿拉伯人，我會認為摩薩德的人十分可怕。我不會用別的方法。不用手槍，這樣就不會留下物理證據，沒有子彈，沒有彈殼。他拿走了錢包，偽裝成搶劫，但他殺死的是摩薩德的一個駐外特工，也許他在傳遞一種信息：不是他不喜歡摩薩德，而是他可以輕而易舉殺死他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