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機關能迅速地把情報從甲地送往乙地、丙地和丁地，他們對此感到很自豪。他們尤其善於獲取特別敏感的情報或者只能用秘密手段獲取的情報資料。但是就那些全世界都能看得到的資料而言，他們一般總是落在新聞媒體的後面，所以美國情報界——也許還有許多其他人——都為泰德·特納的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工作效率所傾倒。
瑞安看到的有關麥德林以南發生爆炸的資料上就註明，資料來源是有線電視新聞網和其他新聞機構，對此他絲毫不覺得驚奇。在蒙斯，現在是早餐時間。他的辦公地點位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駐地的美國要人居住區，他們可以收看有線電視網的衛星轉播。他還沒有喝完第一杯咖啡，就打開了電視機。他看見一組鏡頭，顯然是從一架直升機上用微光電視設備拍下的鏡頭。下面的文字是：哥倫比亞，麥德林。
「天哪！」瑞安把杯子放下，低聲說道。直升機離目標還有一段距離，也許是害怕地面上四處跑動的人會向它射擊。不過這種鏡頭也不需要太清楚。一幢漂亮的房子現在成了一堆廢墟，旁邊的地上還有一個大洞，地上一片狼藉。現場記者的報道雖有弦外之音，但沒有說這是汽車炸彈，不過瑞安已經說出來了。瑞安肯定，這意味著中央情報局沒有插手。美國人是不搞汽車炸彈的。美國人相信的是經過瞄準後射出去的槍彈。精確火力是美國人的一大發明。
經過一番沉思之後，他的感覺改變了。首先，這時候中央情報局應該正在監視毒品卡特爾的領導人物，而監視則是中央情報局的拿手好戲。第二，如果正在監視，他現在應該從中央情報局的渠道聽到有關這次爆炸的情況，而不應該是一份抄錄的新聞稿。這裡有些解釋不通的地方。
巴茲爾勛爵是怎麼說的？我們的反應肯定是對頭的。那又意味著什麼呢？過去十年中，情報戰變得文明了。在五十年代，顛覆政府曾經是執行國策的標準做法。在廣泛使用外交力量的各種複雜方式的同時，暗殺只是偶爾使用的後備手段。由於豬灣 的失敗以及越南戰爭——那畢竟是一場戰爭，戰爭無非是暴力行為——新聞界對某些行動的不利報道，中央情報局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使用這一手段了。這雖然奇怪，但卻是真的。甚至連克格勃也很少捲入「濕活」了——這是蘇聯人從三十年代開始使用的名詞，意思是說血會沾濕人的手——相反，他們讓代理者去幹這種事，比如讓保加利亞人。更經常的做法是，讓恐怖組織去干。這些組織從事這些非法活動是為了換取蘇聯的武器援助或者幫助他們訓練。值得注意的是，這類事也在逐漸減少。奇怪的是，瑞安認為這類積極行動偶爾還是必要的——而且有可能變得更加必要，因為現在世人對公開的戰爭已經開始感到厭惡，從而轉向由國家支持的半隱蔽恐怖活動的較量和低強度衝突。對於使用常規部隊進行更有組織的、破壞性更大的暴力形式而言，「特種作戰」部隊是真正的半文明的替代手段。如果戰爭是以工業化規模進行的授權式的謀殺，那麼以更集中的方式、更有選擇地使用暴力不是更人道一些嗎？
這是一個倫理問題，不必在吃早餐的時候來考慮。
但到了這個程度，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呢？瑞安問自己。法律、倫理和宗教都認為士兵在戰爭中殺人不是犯罪。這完全是用沒有證明的假設來回答下列問題：什麼是戰爭？在一代人之前，這個問題很容易回答。民族國家集合起自己的陸軍和海軍，派他們為了解決某個討厭的問題而去打仗——事後往往會發現，本來可以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而在道義上是能夠接受的。不過戰爭本身也在改變，難道不是這樣嗎？誰來決定什麼是戰爭呢？是民族國家。那麼一個民族國家能不能確定它至關重要的利益是什麼，然後再根據這一點來採取行動呢？恐怖主義是怎麼進入這一方程式的？幾年前，瑞安自己就是別人暗殺的目標。當時他曾經認為恐怖主義可以被看成是現代形式的海盜行為；進行恐怖活動的那些人一直被看作是人類的公敵。所以從歷史角度看，有一種非完全戰爭狀態，出現這種情況，就可以直接動用軍隊。
那麼，國際毒品走私犯又屬於什麼呢？他們是民事犯，應當按民事犯來處理嗎？如果他們從自身的商業利益出發顛覆一個國家，那又該怎麼辦呢？那個國家會不會變成人類的公敵，就像過去巴巴裏海盜那樣？
「真該死！」瑞安說。不知道法律是怎樣規定的。他是個受過專業訓練的歷史學家，但是他的學位幫不了多少忙。過去歷史上惟一的一次毒品買賣就是由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進行的，它打了一場「真正的」戰爭，強行把鴉片賣給另一個民族國家，雖然該國政府堅決反對，但卻在這場戰爭中打輸了，因此也失去了保護其人民不受非法毒品之害的權利。
這是個令人不快的先例，對吧？
瑞安所受的教育迫使他要尋找正當的理由。他認為正確與錯誤的確是以獨立的、可以識別的價值而存在，但是法律條文上未必可以找到現成的答案，有時候他不得不從其他渠道尋找答案。身為人父的他討厭犯罪分子。誰能擔保自己的孩子有朝一日不會因經不起誘惑而吸毒呢？他不是有義務保護自己的孩子嗎？作為自己國家情報界的代表，他能不能把對自己孩子的保護義務擴大到全國的孩子呢？要是敵人直接向他的國家挑戰，那怎麼辦？那會不會改變各種規定？對恐怖主義，他已經找到了答案：如果你以那樣的方式向一個民族國家挑戰，那就得冒異常巨大的危險。民族國家，比如美國，具有人們無法理解的能力。他們有一批穿軍裝的人，這些人不幹別的，只是練習殺人的藝術。他們有能力使用從事這一藝術所需要的可怕的工具。他們可以把一發子彈從一千碼之外射入一個人的胸膛，他們也可以使一枚兩千磅的激光制導炸彈不偏不斜地穿過窗戶飛入一個人的卧室……
「真見鬼！」
有人敲門。瑞安開門一看，是巴茲爾勛爵的助手。那人把一封信交給他就走了。
你回國後，請務必告訴鮑勃，事情幹得很好。巴茲爾。
瑞安把便條摺疊起來裝進信封，然後把信封放進上衣口袋。他當然是對的。瑞安對此毫不懷疑。現在他必須自己確定那樣做對還是不對。他很快就認識到，要是這種正確和錯誤的問題已經由別人確定了，再讓他事後評論一番當然要容易得多。
他們必須轉移陣地。拉米雷斯給每個人都找了事情做。要做的事情越多，沒有想到的事情就越少。他們必須清除能看出他們到過這裡的一切痕迹。他們還得埋葬羅查。到時候，如果有這樣的機會，他的家人——假如他有家人——會收到一個秘密的金屬棺材，裡面裝著一百五十磅的填充物，就好像他的屍體在裡面一樣。查韋斯和維加的任務就是挖墓穴。他們按規定挖了一個六英尺深的墓穴，一想到要把自己的戰友留在這裡，他們心裡很不是滋味。他們希望以後能有人來把這位戰友運走，但是他們知道大概不會有人這樣做。雖然他們兩個人都是和平時期的士兵，但他們對死亡並不陌生。查韋斯想起他在韓國時的兩個年輕的士兵，還想到在訓練中發生的意外、直升飛機墜毀和其他事故中死亡的那些人。當兵本身就意味著危險，即使在不打仗的情況下也是如此。所以他們設法按照意外死亡來處理似乎顯得合情合理。可是羅查並非意外死亡。他是在履行職責的過程中犧牲的，他是響應國家號召自願來服役的，他為自己所穿的這身軍裝而自豪。他知道有什麼樣的危險，但是他能勇敢地面對自己的命運，現在他卻被埋葬在異國他鄉。
查韋斯知道，如果他認為這類事情永遠不會發生，那是荒謬的。使查韋斯感到驚訝的是：羅查也像小分隊的其他成員一樣，是真正的職業軍人，他機敏、堅強、精通自己的武器，在叢林中能保持安靜。他是個熱情而嚴肅的戰士，志願追蹤毒品犯罪分子——至於為什麼，他卻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奇怪的是，這倒是起了一些作用。羅查是在執行任務過程中犧牲的。查韋斯覺得，這一評價對任何人來說都是一篇相當好的墓志銘。墓穴挖好之後，他們小心翼翼地把遺體緩緩放下去。拉米雷斯上尉講了幾句話，墓穴也大部分填起來了。和往常一樣，奧利弗羅在上面撒了一些催淚粉末以防動物往下面刨，接著他們把草皮放在上面以消除痕迹。但是拉米雷斯特別記下了這個地點，為的是今後可能會有人來找他。很快他們就撤離了。
他們不停地向前走，天明時分到達備用巡邏基地，距離現在由羅查單獨守衛的地點有五英里。拉米雷斯打算讓士兵們休息一下，然後再儘快率領他們去執行下一個任務。最好是讓他們有事情可做，而不是讓他們過多的思考。教本上就是這麼說的。
一艘航空母艦幾乎就是一個小型社會，是六千多人的家，上面有醫院和購物中心、基督教堂和猶太教堂、警察和電影俱樂部，它甚至有自己的報紙和電視網路。士兵們的工作時間很長，下班後得到一些服務也不過分——說得更明白一些，海軍發現水兵們得到這些服務之後，工作更賣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