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下午，莫伊拉在開車回家的途中一直在想：老是讓胡安等她的電話，是不是不大公平？要是他不能來，怎麼辦？要是他必須提前得到通知才能安排來美國，怎麼辦？要是本周末他安排有重要活動，怎麼辦？要是他不能來，怎麼辦？
她必須給胡安打個電話。
莫伊拉把手伸進身邊的錢包，在包里摸那張從旅館便箋上撕下的小紙片——它還在錢包帶拉鏈的夾層里——上面的電話號碼好像很燙手。她必須給胡安打電話。
今天交通秩序很亂，在第十四大街的橋上有輛汽車爆了胎。她雙手抓住方向盤，手心都出汗了。要是他不能來，怎麼辦？
孩子們怎麼辦？他們都大了，可以照料自己，這倒不用犯愁——可是，怎麼對孩子們解釋他們的媽媽要到外面去度周末，要去——用他們的話是怎麼說的？要去「和人睡覺」。他們的媽媽。他們會怎麼想？她從來沒有想到自己令人震驚的秘密對孩子們、對同事和對上司來說，都已不是秘密。如果她知道他們對她……對她「和人睡覺」都表示贊同，她一定會愣得說不出話來。莫伊拉·沃爾夫當年由於年齡大了一兩歲，沒有趕上性革命。她把自己膽怯的、滿懷希望、但又令人害怕的童貞一直保持到結婚，並且猜想她丈夫也是這樣。在結婚時，以及結婚以後，她一直認為她丈夫肯定也和她一樣，因為第一次他們兩人都是笨手笨腳的。但是，三天之內，他們就掌握了基本動作——青春的活力和愛情幾乎可以解決任何問題——在這以後的二十二年中，這對夫婦確實就像一個人一樣。
丈夫去世，在她生活中留下的空虛就像一個永不癒合的傷口。他去世前一年在帆船上拍的那張照片一直掛在她床邊。拍這張照片時，他已經不年輕了，不僅腰變粗了，頭髮也掉了不少，但他的笑容仍在。胡安說過什麼來著？投之以愛，報之以愛。說得多好啊，莫伊拉心想。
天哪，里奇會怎麼想呢？她已經不止一次對自己提出這個問題。每次睡覺前看見丈夫照片時，她都想到這個問題，每次回家或出門前看見孩子們時，她也想到這個問題。她希望孩子們沒有察覺到她的秘密，可是她又下意識地希望他們了解她的秘密。除此之外，她還有什麼選擇呢？難道她應該一輩子穿寡婦的喪服嗎？——守寡早已成為過時的風俗。丈夫死後她已經哀悼了很長一段時間，是不是？在二十二年的婚姻生活中，有些日子對他們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在這些特殊日子的周年紀念日，只要一想起往事，她常常獨自在床上流淚。只要一看見里奇在他們用多年積蓄買的帆船上照的那張照片，她總是忍不住淚流滿面。
在突如其來的極度痛苦中，莫伊拉自問：人們到底期望我做什麼？我還要生活，我還有需要。
可是里奇會說什麼呢？
他根本就沒時間說什麼。他是在上班的途中出事的，就在例行體檢以後的兩個月。體檢時醫生說，他應該把體重減少幾磅，另外他的血壓有點偏高，但沒什麼大問題。對四十多歲的人來說，他的膽固醇並不高，醫生要他第二年再做一次檢查。那天早晨七點三十九分，他的車撞在公路邊的欄杆上停住了。一位離出事地點只有一個街區的警察走過來，看見他還坐在車裡，感到很奇怪，心想這麼早出事，他可能是喝醉了，可警察很快發現，他的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警察馬上叫了一輛救護車。救護人員趕到時，警察還在按摩里奇的胸部。救護人員和警察都以為他是心臟病發作，儘力搶救，但已毫無希望。醫生在進行屍體解剖以後說，他患的是腦動脈瘤，血管壁太薄了，無法搶救。他怎麼會患腦動脈瘤呢？……可能是遺傳，也可能不是。不，腦動脈瘤與血壓沒有關係。即使有最好的設備，腦動脈瘤也很難檢查出來。他有沒有說過頭痛？連這樣的癥狀都沒有？醫生說完就悄悄地走了。他很想多說幾句，但現代醫學還不能解決有關腦動脈瘤的所有問題。對此，他不是感到氣憤，而是感到沉痛，身為醫生，他又沒有更多的話好說（諸如「就那麼回事吧！」這樣的話醫生之間可以說，但不能對死者家屬說，對不對？）。醫生說，腦動脈瘤患者死亡時沒什麼痛苦——不知道這是不是醫生的謊話——但是，有沒有痛苦也沒關係了。所以，醫生非常自信地說病人死亡時沒有痛苦。不過，她也可以從中得到安慰。後來，為里奇舉行了葬禮，埃米爾·雅各布斯也參加了葬禮，那時他已經預料到自己的妻子不久也將離開人世。埃米爾的妻子從醫院裡出來和丈夫一起參加了里奇的葬禮，可是她自己很快也要離去。在葬禮上，大家流了那麼多眼淚……
這太不公平了。里奇匆匆離家的時候，連聲「再見」都沒有說。他在出門之前吻了她一下，嘴裡還散發著咖啡的味道。他好像說回家時要在什麼地方停一下。可是，當時她已經轉過身去，甚至都沒看見他最後一次坐進汽車。為此，在里奇去世以後，她自責了好幾個月。
里奇會說什麼呢？
可是里奇已經去世兩年了，兩年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莫伊拉到家的時候，孩子們已經在吃晚飯了。她上樓去換衣服，兩眼不由自主地看著床頭柜上的電話機，電話機就在里奇的照片旁邊。她坐在床上，看著照片，看著里奇。她就這樣坐了一分多鐘。接著，莫伊拉從錢包里取出了那張紙片，嘆了一口氣，開始按電話號碼。電話聽筒里傳來國際電話中常常聽到的唧唧聲。
「迪亞斯辦公室，」電話中傳來一個女人的西班牙語。
「請叫胡安·迪亞斯接電話。」莫伊拉說。
「請問你是哪位？」這時對方改用英語。
「我是莫伊拉·沃爾夫。」
「啊，沃爾夫太太！我是康秀拉。請稍候。」有一分鐘左右的時間，電話機里沒有聲音。「沃爾夫太太，他在廠里，但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我找不到他。我告訴他，叫他給您打電話，好嗎？」
「好的，我在家裡。」
「好，我一定告訴他——沃爾夫太太。」
「還有事嗎？」
「對不起，我還有一句話要說。自從瑪麗亞去世以後——胡安先生，他就像我兒子一樣。自從他和您見面以後，沃爾夫太太，他又精神煥發了。恐怕他再也不會——請別告訴他，我跟您講了這件事。謝謝您，您對胡安先生來說，真是太好了。我們辦公室的人都為你們祈禱，祝你們幸福。」
莫伊拉想聽的就是這些話。「康秀拉，胡安對我說過不少讚揚你的話。叫我莫伊拉就行了。」
「我說得太多了。不管胡安先生在哪裡，我一定把他找到。」
「謝謝你，康秀拉。再見。」
康秀拉的真名是瑪麗亞。費利克斯（化名胡安）捏造的自己已經去世的妻子叫瑪麗亞，其實用的是她的名字。康秀拉今年二十五歲，畢業於當地一所秘書學校。當秘書掙錢不多，而她想多掙錢。因此，她曾經通過邁阿密和亞特蘭大向美國走私毒品。走私過五六次以後，有一次她差點被抓住。後來，她就換了個職業。現在，她為以前的僱主處理一些零碎的事務。同時，她還在加拉加斯開了一家小店。替胡安乾的這份工作——僅僅是接接電話而已——使她每星期能掙五千美元。當然，接電話只是一半工作。現在，她開始做另一半工作：撥另外一個電話號碼。電話機里傳來異常的唧唧聲。她猜想，電話正在從她打的那個號碼轉到一個她不知道的號碼。
「喂？」
「迪亞斯先生嗎？我是康秀拉。」
「有事嗎？」
「剛才莫伊拉打來電話。她要您給她家裡打電話。」
「謝謝。」電話掛斷了。
科爾特斯看了看辦公桌上的鐘。讓她等……等二十三分鐘吧。他現在的住處是他在麥德林的另一幢豪華公寓，離他老闆的住宅只隔兩幢房子。他心想：這就是他等的電話嗎？他記得有一次自己太缺乏耐心了，不過，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當時他還是一個剛出道的諜報人員。他繼續埋頭看報。
二十分鐘以後，科爾特斯又看了看鐘，他點燃一支香煙，兩眼看著時鐘的指針在鐘面上移動。他笑了笑，心想，兩千英里以外的莫伊拉等電話的時候還不知道是什麼心情呢。她在想什麼呢？抽了半支煙以後，他想該打電話了，於是，他拿起聽筒，開始撥號。
戴夫最先來到電話機旁。「喂？」他皺著眉頭說，「聲音不清楚。再說一遍，好嗎？哦，可以，請稍等。」戴夫轉過頭，發現媽媽正在看著他。「媽媽，你的電話。」
「我到樓上去接，」莫伊拉迫不及待地說。她朝樓梯走去，盡量把腳步放得慢些。
戴夫把手捂在聽筒上。「你們猜，是誰打來的電話？」正在吃飯的孩子們都向戴夫投去了會意的一瞥。
「是我。」戴夫聽到從樓上那部電話機里傳來媽媽的聲音。他很懂事地把電話掛上。媽媽，祝您好運。
「莫伊拉，我是胡安。」
「周末你有空嗎？」她問。
「是本周末嗎？你沒搞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