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是政治局委員的直系親屬，瑪麗亞·格拉西莫夫和她女兒卡特琳總是享受類似要員的待遇。一輛克格勃的汽車把她們從庫圖佐夫大街一幢有人警衛的一套八居室公寓中接出來，送往主要供國內班機使用的弗努科沃機場。她們在機場的貴賓專用休息室內等候。無論在什麼時候，這裡的工作人員似乎都比使用這個休息室的人多。今天早晨在場的幾個都在各司其職。一位服務員接過她們的帽子和外套，另一位把她們領到一張長沙發旁邊，第三位走上前來問她們是否要來點吃的或喝的。她倆只要了咖啡，別的什麼也沒有要。休息室里的工作人員以羨慕的眼光看著她們的穿著。衣帽寄放處的女服務員撫摸著她們那兩件手感極好、滑溜溜的毛皮大衣。她突然產生一種想法：當年她的祖先看待沙皇時期的貴族時，或許也曾有過像她對這兩位女士產生的羨慕之情。她倆不與其他人交談，只是坐在那裡邊喝咖啡，邊望著大平板玻璃窗外停放的飛機；她們倆的警衛人員坐得離她們遠遠的。
瑪麗亞·伊萬諾夫娜·格拉西莫夫其實並不是愛沙尼亞人，只不過五十年前在那裡出生而已。她的家人全都是俄羅斯人。愛沙尼亞這個波羅的海沿岸的小國，在沙皇時期一直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只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過一段短暫的「解放」——這是那些搗亂分子的說法，在那段時間裡，愛沙尼亞的民族主義者使俄羅斯人日子很不好過。在她的記憶中，孩提時的塔林並不那麼美好，不過和其他孩子一樣，她仍結交了一些終生的好朋友。即使在她與一位年輕的黨務工作者結婚之後，他們的友誼依然如故。但是使大家——尤其是她的大多數朋友——驚訝的是，她丈夫竟成了蘇聯政府中那個最惹人憎恨的機關的頭子。更有甚者，他是靠壓制持不同政見者而平步青雲的。儘管如此，她與那些童年時結交的朋友之間卻一直保持著那份情誼，這說明了她是個性情中人。由於她的幫助，有五六位朋友才沒有被下放到勞改營受苦，或者從管得較嚴厲的地方被調到管得較松的地方。由於她的影響，她的朋友們的孩子都上了大學。那些在兒童時代曾因為她的俄羅斯名字而譏笑過她的人，就沒有這個福氣了，不過她還是幫了其中一個人的小忙，就算是慈悲為懷吧。儘管她很久以前就搬到了莫斯科，但由於她的所作所為，她在塔林那小小的郊外社區仍有一些影響力。當然，她丈夫只陪她去過童年時期的家鄉一次，這也是她在那邊沒有給人留下壞印象的原因。她為人並不壞，只不過是像以前的公爵夫人們那樣，經常隨意利用她所具有的間接特權罷了，不過她倒沒有什麼惡意。她臉上那端莊的氣度也非常像個公爵夫人。二十五年前的她容貌秀美、亭亭玉立，如今風韻仍不減當年，而且更增添了幾分雍容華貴的氣質。在丈夫的正式社交場合中，她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這種遊戲中扮演著她自己的角色——當然，跟西方政治家的夫人們相比，她還遜色不少，但她也得注意自己在言談舉止上要恰如其分。在這種場合中的鍛煉此刻真幫了她的大忙。現在無論誰在觀察她，都絕不會知道她內心在想什麼。
她只知道出了問題，而且很嚴重，但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她丈夫只告訴她在什麼時間到什麼地方去等著，其他的問題不準問，並且要她一定得按他說的去做，不要考慮任何後果。他向她下這道命令的時候，廚房裡的自來水正嘩嘩地流著，他的語氣是那麼單調、冷靜。這是自一九四一年德國攻佔塔林以來，她第一次聽到這麼令人膽戰心驚的聲音。但是德國人的佔領給她留下的教訓之一就是：能夠倖存下來是非常重要的。
她女兒對她們現在所做的事一無所知。想從她的反應來判斷目前的處境是不可靠的——卡特琳跟她母親不一樣，她到目前為止從未遭遇過危險，只是偶爾遇到過一些小麻煩。她是他們的獨生女，現在是莫斯科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正在攻讀經濟學。她跟大學裡一些具有類似家庭背景——至少是部長級的達官貴人家庭——的同學一起外出旅行過。她已經是黨員了——十八歲是入黨的最低年齡限制，也盡到了身為黨員的義務。去年秋季，她曾和一些同學到校外去幫助收割小麥，不過主要還是為了事後在共青團機關報《共青團真理報》第二版上刊登的那張照片而去的。這倒不是因為她喜歡這一套，而是因為莫斯科有新的規定：「鼓勵」高級幹部子女——至少在表面上——表現出跟別人一樣參加勞動的樣子。結果很糟糕。那次勞動回來時，她帶回一個新男朋友。她母親不知道他倆是否已很親密了，也不知道那小夥子是不是因為看見警衛或者知道她父親是誰而嚇壞了？他是否把結識她作為進入克格勃的一塊跳板？抑或他是屬於根本不在乎這些的新生代？她女兒就是這類人。她入黨只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父親的職位可以使她輕而易舉地得到一份好工作。此刻她正不聲不響地坐在母親身邊閱讀一本西德的時裝雜誌——這種雜誌現在在蘇聯可以公開出售，並考慮著她去學校上課時，要穿什麼樣的西方時裝。她的母親此刻卻在想，對一個十八歲的人來說，世界似乎近在眼前，但又似乎遠在天邊。這取決於一個人的心情，而她的女兒還得學會如何去認識這其中的道理。
大約在她們喝完咖啡的時候，廣播里傳來登機通知。她們等候著。她們不上去，飛機是不會起飛的。最後，等廣播最後一次通知時，一名服務員拿著她們的上衣和帽子，另一名則領著她們和那名警衛下樓，來到她們的汽車前面。其他乘客已經坐上大客車到了飛機旁邊——俄國人還沒有使用旅客登機橋，她們的車到了之後，她們就直接順著梯子走上飛機。空姐熱情地把她們領到飛機前部的頭等艙座位上。當然，這兒的座位並不叫頭等艙，但座位寬一些，前面放腿的空間也大一些，而且都是預先保留的。飛機於莫斯科當地時間十點起飛，先在列寧格勒降落，然後飛往塔林。剛過一點鐘，飛機就在塔林降落了。
「這麼說，上校，你對審訊對象的活動已經得出了初步結論？」格拉西莫夫漫不經心地問道。瓦圖京立即看出主席似乎有心事。他本應對這個問題表現出很大的興趣，因為現在離政治局開會時間只剩下一個小時了。
「主席同志，他的事能寫成幾本書。菲利托夫實際上接觸到了我們所有的國防機密。他甚至曾參與制定國防政策。關於他的所作所為，我的初步結論就要寫三十頁。全面的審訊將需要幾個月時間。」
「不要光注重速度，做得徹底些比較重要。」格拉西莫夫隨便應付了一句。
瓦圖京沒有反應。「好吧，主席同志。」
「很抱歉，政治局今天早晨要開會。」
瓦圖京上校雙腿併攏，腳後跟一靠立正敬禮，隨即轉身離開了。他在接待室看見了戈洛夫科。他們兩人相互認識。在克格勃學院里，他倆相隔一個年級，他們的晉陞速度大致上也差不多。
「戈洛夫科上校，」主席的秘書說道，「主席現在必須離開了。他建議你明天上午十點再來。」
「可是——」
「他就要走了。」秘書又說了一句。
「那好吧。」戈洛夫科說著站起來。他和瓦圖京一起走了出去。
「主席很忙啊。」瓦圖京出門的時候說道。
「我們難道就不忙嗎？」門關上之後，戈洛夫科說。「我原先以為他急於要這份報告呢。我早上四點鐘就來這兒寫這份該死的報告了！唔，我要去吃早餐了。第二處的情況怎麼樣，克萊門蒂·弗拉基米洛維奇？」
「也是忙得不可開交——畢竟人民付給我們工資不是要我們整天坐在辦公室里，什麼都不做。」他也是一大早就來寫報告的，此刻也已飢腸轆轆。
「你一定也餓了吧。跟我一塊兒去吃早餐怎麼樣？」
瓦圖京點點頭，於是兩人一起向餐廳走去。高級軍官——上校以上——有間專用餐廳，裡面有身穿白色工作服的服務員。前來這裡吃飯的人從不間斷。克格勃的工作是不分晝夜的，這種不規則的工作日程造成了工作人員不規則的吃飯時間。餐廳的伙食不錯，高級軍官餐廳的伙食更好些。餐廳很安靜。人們在這裡交談時，即使談的是體育比賽，也都近乎竊竊私語。
「你現在不是在參加軍控談判嗎？」瓦圖京啜了口茶問道。
「是啊——照顧那些外交官。你知道吧，美國人認為我是軍情局的人。」戈洛夫科揚了揚眉毛，一來是覺得美國人很可笑，二來也是向他的同校但不同屆的校友表明他的掩護身份有多麼重要。
「真的？」瓦圖京有些吃驚。「我倒覺得他們的消息滿靈通的——至少……唔……」他聳了聳肩，意思是他不好再往下說了。我也有些不能說的事，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
「我覺得主席正為政治局會議的事務傷腦筋呢。有謠傳說……」
「他還沒有準備好。」瓦圖京像個熟知內情的人那樣悄悄地、充滿自信地說道。
「你敢肯定？」
「那還用說。」
「你站在哪一邊？」戈洛夫科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