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得真漂亮。」瓦圖京說道。「這幫混蛋！」但他心裡卻在想：他們破壞了規則。這雖然是個不成文的規定，但大家都心照不宣：中央情報局不在蘇聯境內殺蘇聯人，克格勃也不到美國境內去殺美國人，連叛逃到美國的蘇聯人也不殺。就瓦圖京所知，雙方從來沒有破壞過這一規則，至少從來沒有這麼明目張胆。這樣的規則有一定的道理：情報機構的工作是搜集情報；如果克格勃和中情局的人都忙著殺人，就不可避免地會有報復和反報復行動，這樣他們就無法完成自己的主要任務。所以說，情報工作是一項文明的、可預測的工作。當然，在第三世界國家裡，有另一套規則，但在美國和蘇聯，這些規則都自動得到認真執行。
也就是說，迄今為止還是這樣——除非要我相信這個可憐又可悲的小子是被盜竊汽車零部件的小偷殺死的！瓦圖京的疑竇是：會不會是中情局僱用某個犯罪團伙乾的？他懷疑美國人利用蘇聯的犯罪分子干一些過於敏感的事，為的是不弄髒自己的手。這就不是技術性違規了，不是嗎？他想知道一處的人是否採用過類似的間接手法……
他目前只知道這條交通線的線索會在他手上斷掉，這樣一來，他想把微縮膠捲和潛伏在國防部里的美國間諜連接起來的希望就會化為泡影。瓦圖京轉念又想：他得在大約六小時後就此事向主席作彙報。他需要喝一杯。瓦圖京搖搖頭，然後朝下看了看疑犯的屍體。紛紛揚揚的大雪已經把地上的血跡掩蓋了。
「你知道吧，如果他們再聰明一點，把他的屍體放在軌道上，我們也許會把這件事當作一場意外來結案了。」另一位克格勃人員陳述自己的見解道。儘管火車頭的輪子把屍體壓得血肉模糊，但仍可以明顯看出，阿爾圖寧脖子上的那一刀是個行家用一把很薄的刀乾的。法醫說，死亡的前後時間不到一分鐘。沒有任何搏鬥的痕迹。受害者——叛徒！——的手上沒有淤傷或刀傷。他沒有對殺他的人進行過任何反抗。結論是：兇手也許是他認識的人。會是美國人嗎？
「首先，」瓦圖京說道，「我想知道從十八點到二十點這段時間裡，有沒有美國人離開過自己的公寓。」他又轉過身說道：「醫生！」
「什麼事，上校？」
「把死亡時間再說一遍！」
「從大塊肢體的溫度判斷，是晚上九點到午夜之間。我認為只會早不會晚，不過這麼冷的天、這麼大的雪，把事情弄複雜了。」更不要說屍體這種面目全非的樣子了，不過這話他沒說出口。
瓦圖京轉身對他的主要助手說：「如果有人離開過公寓，我要知道姓名、地點、時間，以及原因。」
「要不要加強對所有外國人的監視？」助手大聲問道。
「這事我得向主席報告，不過我也考慮考慮。我要你去跟民兵調查組長說一下。這個案子要列為絕密。我們不需要那群笨手笨腳的警察來把事情搞得亂七八糟。」
「明白了，上校同志。他們所感興趣的，大概只是找回那些汽車零件。」這人刻薄地說。這個改革正在把每個人都變成資本家！
瓦圖京走到火車司機前面。「天真冷，是吧？」
對方明白他的意思。「是的，也許你想來點兒東西驅驅寒？」
「你真好心，司機同志。」
「這是我的榮幸，上校同志。」火車司機掏出一個小瓶子。他一發現對方是克格勃的上校，就知道自己倒了霉。不過對方似乎很正派。他的那些同事也完全是公事公辦，所提的問題也都合情合理。司機才鬆了一口氣，可是又立即意識到自己當班的時候身上帶著一瓶這種東西是要受處罰的。他看著上校對著瓶子喝了一大口，而後把瓶子遞還給他。
「謝謝了。」克格勃上校說了一聲後又走到雪地里。
瓦圖京到了之後，先在主席辦公室的外面等著。他聽別人說，格拉西莫夫工作很認真，總是七點半準時坐到辦公桌旁。他們沒說錯。七點二十五分的時候，他從那道門走進來，招招手讓這位二處的人隨他進了辦公室。
「怎麼樣了？」
「阿爾圖寧昨天夜裡被人殺了，是在莫斯科汽車製造廠外的火車調度場。他的喉嚨被割斷，屍體被拋在鐵軌上，被調車皮的火車頭從他身上壓了過去。」
「你能肯定是他？」格拉西莫夫皺著眉頭問道。
「是的，已經得到肯定的證實。我也認出了他那張臉。他的屍體是在一節車廂旁邊發現的。那節車廂明顯被撬開了，有些汽車零件丟失。」
「哦，這麼說他碰上了搞黑市買賣的盜竊團伙，被他們給宰了？」
「從表面上看顯然如此，主席同志，」瓦圖京上校點點頭說。「我覺得這種巧合令人難以置信，可是又沒有真憑實據來推翻它。我們的調查仍在進行，目前正在調查有沒有阿爾圖寧當兵時的同事住在這一帶，但是我對這些不抱什麼希望。」
格拉西莫夫按鈴讓人把茶送進來。他的秘書立即進來了。瓦圖京意識到這一定是每天上午例行活動的一部分。這位主席處理問題時比較寬容隨和，不像他所擔心的那樣。且不說他是不是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他那樣的舉止的確有些行家派頭。
「這麼說，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掌握了三個不容懷疑的交通員，其中一個能夠確定，可惜已經死了。我們還發現死者與國防部長的高級助理曾有貼身接觸。有一個活口還指認說與他聯絡的是個外國人，不過還無法確認那人的面孔。簡而言之，我們掌握的是中間那一段，而不是兩頭。」
「對的，主席同志。對國防部那兩名上校仍在實施監視。我建議加強對美國大使館人員的監視。」
格拉西莫夫點點頭。「同意。我要去聽取早彙報了。繼續追查，找到突破口。瓦圖京啊，你不喝酒了，氣色也好多了。」
「我感覺好多了，主席同志。」他承認道。
「好。」格拉西莫夫說著站起來，瓦圖京也跟著站起來。「你真的認為我們的中情局同行把他們的自己人殺了？」
「阿爾圖寧的死對他們很有利。我覺得這會違背我們——我們雙方在這方面的默契，不過……」
「不過也許我們所對付的是一個身居高位的間諜，所以他們想棄卒保車。是啊，我明白這一點。繼續追查，瓦圖京。」格拉西莫夫又提醒了他一句。
福利也早早到了辦公室。他的辦公桌上放著準備交給樞機主教的三盒膠捲。問題是怎麼把這些該死的東西送到他手上。諜報活動錯綜複雜，充滿矛盾。其中有的極端困難。一想到其中的危險，他真希望自己當初沒有離開《紐約時報》。有的則過於簡單，他甚至可以讓自己的孩子去做。這種想法在他頭腦中出現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這倒不是因為他會認真考慮這種可能性，不過幾杯酒下肚之後，他有點胡思亂想了：艾迪也可以拿支粉筆到某個地方去做個標記。大使館裡不時有人到莫斯科到處轉轉，做一些稍稍異常的事情。到了夏季，他們在西裝的紐扣洞里插上幾枝花，然後又莫名其妙地把它們取下來——監視他們的克格勃官員就趕緊掃視人行道，看這個「信號」是發給什麼人的。大使館裡一年到頭都有人到處轉悠，拍一些普通街景照片。實際上，幾乎沒有人叫他們這樣做。有些使館工作人員不過是故意表現出美國人的古怪，為的是惹惱俄國人。在反間諜官員眼裡，任何事物都可能是一個秘密信號：停著的汽車裡放下來的遮陽板、汽車前座上放著的包裹，甚至車輪所朝的方向。這些做法有些是故意的，有些是無意的。它們所起的作用就是使得第二處的人捕風捉影、忙個不亦樂乎。在這方面，美國人要勝俄國人一籌。俄國人過於組織化，所以很難做到真正的靈活，這同時也是第二處反間諜人員活得很不自在的原因。
二處有幾千人，而美國大使館裡才七百人（包括家屬小孩在內）。
福利必須把膠捲送出去。他不明白為什麼樞機主教總是拒絕使用固定投放點。用這種方法送膠捲很理想。投放點是一個有特徵的物體，看上去像一塊普通石頭或其他普通而無害的東西，中間被掏空，用於放置準備交接的東西。在莫斯科，磚頭就成了最理想的物體，因為這是一座磚石建成的城市。由於施工水平差，許多磚塊都已鬆動，不過這類投放手法不勝枚舉。
使用擦身而過進行傳遞的方法很有限，就像在橄欖球賽中後場隊員那樣，全憑對時機的把握。局裡把這項差事交給他，並不是因為它很簡單。他自己是不能再冒這個險了。也許他的妻子可以幫忙……
「那麼，漏洞在哪裡呢？」帕克斯問他的安全部主任。
「有一百來個人有這種可能。」主任答道。
「這消息不壞嘛。」皮特·韋克斯頓冷冷地說。他是聯邦調查局反間諜處的一名督察。「才一百個。」
「可能是某一位科學家，或者是某個秘書，要不就是搞預算的人——因為預算處也與項目有關。在華盛頓特區還有二十多個這樣的人。他們很了解運茶快船的情況，可能看過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