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十七年正月，新年伊始，太極宮（唐代皇城）外的御道上冰雪未消，往來的中使內侍相望於道。他們是奉了大唐皇帝李世民的敕令往一個人的家中送東西的。他們送的東西種類繁雜樣式各異，從決明子（一種可以明目的中藥）、枸杞、菊花、人蔘等各類藥材補品到炙鹿尾、燉酒鴨、燒子鵝等膳食，幾乎無所不包，這些東西都是送到同一個人的家中去的，皇帝每隔不到兩刻便會想起一兩樣東西，便會差遣內官將東西送到此人的家中去，天子不嫌厭煩，這些侍臣自然也不敢懈怠抱怨。實際上，他們也沒什麼好抱怨的，據說堂堂朝廷千牛衛中郎將李安儼將軍更加倒霉，他奉了皇帝的敕令，夜夜宿在這個人家中，以方便隨時將此人的狀況向皇帝進行彙報。
這一年的正月，滿朝文武從三省六部到九寺十二衛都惶惶不安，一方面因為做了十七年儲君的太子李承乾的儲位搖搖欲墜，另一方面則因為當朝宰相鄭國公魏徵眼疾發作病入彌留，貞觀之治的護法韋陀即將撒手人寰……
在中國的歷史上，魏徵是個耳熟能詳的人物，他和唐太宗李世民之間的故事在此後的一千多年裡一直被帝王將相們視作君臣際遇的典範楷模。信奉忠孝節義的儒家傳人們似乎有意忽視了此人前後歷事李密、竇建德、李建成、李世民四主的個人履歷，僅僅因為這個人的名字和彪炳千秋的貞觀之治緊緊聯在一起。
魏徵死後，滿懷傷感的唐太宗李世民對貞觀名相房玄齡說了一句這樣的話：「用銅來做鏡子，可以扶正人的衣冠；用歷史來做鏡子，可以了解朝代的興替原因；用人來做鏡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如今魏徵死了，我損失了一面鏡子啊！」（上思徵不已，謂梁公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後來的人們對魏徵的了解，大體是從他「犯顏直諫」這個角度進行的。其實說魏徵是個「諫臣」，大體也不算錯，他確實曾經做過「諫議大夫」這個官職，也確確實實在他生命的最後十七年中毫不間斷地行使著向皇帝直言相諫的權利，然而如果僅憑這兩點就將魏徵定義為一個「諫臣」，卻是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了。
魏徵生逢隋末唐初天下板蕩豪傑紛起的大時代，前前後後追隨了四位出身學識秉性各異的主君，他的經歷在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是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而這樣一個人物能夠在那之後的幾百年中被樹立成士大夫階層的楷模，起碼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那個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普遍認為對國家（天下）的貢獻遠遠高過對君主個人的忠誠。魏徵在拜相之後曾經十分坦率地對唐太宗說過這樣一句話：「良臣不僅自己聲名卓著，而且君主也能飲譽四海，連他們的子孫也都能傳承不變。忠臣可就不同了，他們面折朝廷觸犯天子，結果遭到殺戮，而他們的君主也落了個昏君的壞名聲，最後還要國破家亡，只留下忠實的空名。人人都做謹小慎微的君子，國家的興旺就難以保障，所以我寧願做陛下的良臣，不願做陛下的忠臣。」
魏徵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士族門閥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沒落衰敗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傳統的門閥政治體制正在逐步走向解體，沿用了八百多年的三公九卿制度亟待變革。在兩晉南北朝時代鼎盛一時的士族與皇室共治天下的局面正在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挑戰。隋朝的開國皇帝楊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獨裁者，他不僅徹底廢除了自先漢以來皇帝擁有天下宰相開府治理天下的宮府分離制度，還創造性地奠定了影響中國799年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礎。
這位在中國歷史上以勤政著稱的皇帝不僅僅要做隋朝這個家族式企業的董事長，還要親自兼任總經理職務，將天下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合二為一。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他的這種創舉需要超凡的勇氣和勤勉，事實上，這位從骨子裡排斥相權對皇權的制約的皇帝是一位自我約束能力極為強悍的統治者，在他統治中國的幾十年間，天下由分崩離析的南北對峙局面逐步走向統一，由民生凋敝的困境逐步走向經濟繁榮軍事強大的盛世。楊堅不需要任何來自外界的制約和限制，因為他的自制力超乎常人不同凡響。
但是，這種建立在個人自律基礎上的制約畢竟不是制度性的制約，能夠因人而興，自然也就能夠因人而廢。隋文帝的繼任者隋煬帝楊廣恰恰是一個天分頗高然而自制能力卻奇差無比的國家領袖，這位皇帝在位期間，連續搞了一場經濟角度的大躍進和一場軍事層面的大冒險，幾乎沒費什麼力氣就將原本已經開始進入良性循環的國家局面破壞殆盡。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楊廣本人未必沒有成為一個聖明君主的潛力，他本人並不缺乏治理國家和進行軍事鬥爭的經驗，其資質也堪稱上乘。然而這個皇帝的這些先天性優勢在他接掌國家之後卻因為缺少必要的制約而逐漸走向了反面。在古代，宰相作為政府的最高領袖，其地位是十分尊崇的，其權力也是受到體制本身的保護的，除非極端特殊的情況發生，否則君主不能對宰相的施政作過多的干預；而在隋唐以前，宰相一職往往由在天下士族當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某個大族的族長或重要成員擔任，這從另一方面確保了宰相的權力基礎。然而這種權力模式在經過歷代王朝擴張君權收束相權的不懈努力和隋文帝翻天覆地般的政治體制改革後被基本解構了。所以，當隋煬帝楊廣開始推行他那異想天開卻又勞民傷財的軍國大計的時候，政權內部根本沒有一個能夠對其權力形成有效制約的機制和士大夫群體。
可以說，隋朝的滅亡不是偶然，當皇權接管了政府對國家的管理權，而皇權本身又沒有足夠的實力來正常行使這種管理權的時候，出現在這個國家當中的將是一種事實上的無政府狀態。隋末十八路反王蜂起的現實，恰恰是隋文帝大規模強化皇權獨裁政治的必然結果。隋文帝的改革徹底解構了作為中央政權核心組成部分的相權，實際上反而大大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決策能力和運作效率，從而導致了地方執政官員成為了實際上的一方諸侯。這一點在楊堅時代並未完全體現出來，皇帝用其自身出色的決策能力和運作效率掩蓋了這一點，然而當楊堅在大興宮中闔然長逝之後，天下的局面就開始向著另外一個方向悄然走去……
魏徵就是出生在這樣一個時代，他目睹了楊堅是如何通過削弱相權從而大權獨攬，他也目睹了楊廣是如何因為缺乏有效的制約從而國滅身死。可以說，這位未來的貞觀名相的人生經歷了隋朝由亂世而盛世，再由盛世而亂世的全過程。我們今天已經無法判定這些發生在那個年代的動蕩究竟給這位出身河北巨鹿的傳統士人帶來多麼大的思想震撼，但是我們可以確認，在魏徵來到長安並被李世民簡拔到身邊任職後，他對這位千古聖君的種種幾乎不近人情的「高標準嚴要求」恐怕並非是無的放矢。
魏徵在玄武門之變後得到了大唐家族企業新任董事長的賞識，但是這位從個人履歷上看性情稍顯急躁的新老闆卻並未直接任命他做宰相，而是任命他做了正七品的太子詹事主簿。這個職務隸屬東宮系統，本身無論品級還是實權本來都微不足道，然而對於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至八月的魏徵而言，這確是一個在事實上權重一時的重要職務。
唐代東宮在太子三師三少以下直接為皇儲服務的機構是太子詹事府，其最高領導是正三品的太子詹事。而太子詹事主簿，實際上就是太子詹事在文案方面的專職助理，也可以理解為太子詹事府的辦公室主任，所有與太子相關的文件都由其保管甚至直接處理。這是一個類似儲君的機要秘書的職務。而在魏徵任職之時，恰逢李世民剛剛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掉了原太子李建成，匆匆就任儲君之位，武德皇帝李淵還沒有正式退位。從李世民當上太子到李淵正式退位，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李世民是以太子的身份總攬國家的軍政大權，行使的實際上是皇帝的職權。因此魏徵這個太子詹事主簿所接觸的所有工作，幾乎樁樁件件與軍國大事息息相關。
李世民登基之後，擢升魏徵為門下省的「諫議大夫」，這是一個真正的諫官職務，擔任這個職務的官員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對皇帝的施政和個人言行發表意見，事無論大小，皆可言是非，說起來有點類似後世的御史言官。這也是後世的絕大多數人將魏徵視為「諫臣」的根本原因。然而實際上，他的這個「諫議大夫」是以尚書右丞的本官兼任的，尚書右丞是個四品官，負責在相當於大唐中央政府的尚書省當值，上面僅有左右僕射兩名領導。這是一個需要按照制度在政府中樞值班處理日常事務的職務，這個職務所負責的工作也件件關乎國家的大政方針，因此在作為「諫議大夫」向皇帝諫言並非魏徵的主要工作，僅僅是一份「兼職」而已，而且魏徵擔任這個職務的時間實際上並不很長，貞觀三年，他便被皇帝拔擢為秘書監，並被允許「參與朝政」。
貞觀年的宰相是有定額的，按照國家的官職，只有尚書、門下，中書三省的長官才算作真宰相。在這三省當中，尚書省的長官尚書令由於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