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初年的大唐在災荒和外患中艱難地前行。李世民這個新皇帝的登基給天下帶來的不是五穀豐登的極盛之世，而是肆虐關內關外的旱災和蝗災。貞觀元年的大唐朝廷甚至沒有能力在帝國的核心關中之地進行賑災，不得不打開潼關的大門，允許甚至鼓勵關中的百姓出關去逃荒。來勢兇猛的災荒註定了三年內朝廷非但不會有一文錢的稅收，甚至還要拿出庫存的糧食和緡錢來貼補農用——災害結束之後，逃荒回來的農民還要耕種，否則下一個年度里關中的土地上仍然不會長出一粒糧食，買種子農具乃至牲口的錢要由朝廷來支付。更何況面對北方強敵的軍事準備自渭水之盟後便緊鑼密鼓地進行著，一天也未曾停歇。四處都要用錢，而朝廷的國庫卻如同沒有水源的河流般日見乾涸。
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財政問題，李世民和他的宰相臣僚們傷透了腦筋。國家在三年內收不上錢來，只能吃皇帝末年國庫里那點老底子。在龐大的財政壓力下，在短時間內開源幾乎是痴心妄想，問題的解決之道便只剩下節流一途了。
朝廷的第一個舉措便是降封，將武德年間加封的一大批宗室郡王降封為郡公，縮減其食邑，削減其俸祿。宗室是李唐立國的根基，降封直接觸及了宗室的利益，這一措施若在武德年間實施必然引發軒然大波，然而玄武門內的血卻幫了新皇帝的忙。這個自幼無法無天任意妄為的李家二郎對自己的親生兄弟都能下辣手，世間還有什麼他不敢做的事情。因此降封一事雖然惹得李家族門之內怨聲載道，甚至還惹出了義安郡王李孝常謀反一案，但總體而言倒也還算順利地推行了下去。
另外一個舉措便沒這麼輕鬆了，為了壓縮朝廷的行政開支，自貞觀元年年初開始，朝廷開始謀劃並省精簡中樞及京兆地區的機構和官吏員額編製。這是一件絕對吃力不討好的差事，面對舉朝的文武官員，誰又能有此魄力和能力來不避嫌疑地親手打碎他們的飯碗？這個人若沒有深厚的根基和背景，只怕精簡併省官員的職差告畢之日，便是其人死無葬身之地之時。環顧當朝，又有哪個不要命的敢與整個官場為敵呢？
最終承擔了這個任務的，卻恰恰是一個誰也想不到的人。貞觀元年六月，大唐皇帝李世民下敕拜皇后的哥哥自己的大舅子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尚書右僕射，總領並省精簡官員名額編製之事，同時擢諫議大夫魏徵為尚書右丞，協助長孫無忌辦理其事。一般而論，外戚拜相乃是歷朝歷代的忌諱，若放在平時，門下省的王珪斷然不肯在這樣的封拜敕文上副署用印。然而在這個敏感的時候，在這件敏感的事情上，門下省卻並未提出任何異議，僅此一點便足以證明在對長孫無忌的任命上政事堂內部是達成了共識的。如此棘手的事務，確實還非得用長孫無忌這樣樹大根深的外戚不可。
經過半年的協商、審定和複核，貞觀元年十二月十二日，長孫無忌和魏徵聯名上奏，精簡併省京官員額的方案正式定案。長孫無忌是武德年間朝野皆知的秦王心腹，而魏徵卻是天下聞名的東宮名士，如今，在這對原本是死對頭的朝廷重臣的同心協力之下，並省精簡官員一事收到了令天下震驚的成效，貞觀二年元月，在京官吏員額由原來的兩千多名減少為六百四十三名。
同月，長孫無忌罷相，由從二品的尚書右僕射解職為從一品的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是唐朝散官的最高階，非有大功勞於國家的功臣不輕授。御史台有人曾經以此為由上奏，認為皇帝給自己內兄的待遇過於優厚，李世民冷笑著在他的奏章上批示道：「官職乃國家公器，豈為親疏而予奪？九州沸騰時，百官緘口；四海清寧日，卿上彈章！」
同時，對突厥的戰爭準備也在一步步完成。
李世民和李靖可謂李唐的兩大戰略布局國手，二人聯手布出的棋局絲絲入扣細密嚴實。
貞觀元年十二月，奉命出使突厥的鴻臚寺少卿鄭元壽回到長安，帶回了突厥連續兩年遭到特大雪災，牛馬牲畜凍斃無數的消息，據鄭元壽所說，突厥內部因受災更加不穩，頡利的威信和對諸部族的控制力均有所下降，若不出大的意外，這場雪災將直接導致突厥的元氣大傷，甚至可能引起內訌。
李世民和李靖當即意識到，一個絕好的出兵朔方平滅梁師都的機會已經來臨，李靖當即請命以兵部尚書出夏州主持用兵大計，李世民卻在沉吟再三之後沒有應允。兩位戰神級別的軍事統帥在充分交換意見後最終確定了以柴紹為主薛萬均為副的統帥人選。李世民之所以不讓李靖出戰，其根本原因在於李靖實在名氣太大，又高居兵部尚書政事堂參政之職，一旦奉敕出京必然是地動山搖天下震動，事將不密。故此李世民決定密授柴紹以符節，不設壇拜將，不設總管府，只命柴薛二人以夏州都督名義出邊提調靈夏諸軍發動擊滅梁師都之戰。
另外一方面，為了迷惑頡利可汗與梁師都，李世民裝模作樣地召開大朝會，對鄭元壽帶回的消息進行公開討論，在朝會上，群臣紛紛上奏請擊突厥，還在右僕射位上的長孫無忌於是站出來言詞鑿鑿大義凜然地說了一番不可背棄信諾之類的大道理，而皇帝「斟酌再三」之後非常惋惜地下敕：「朕與突厥方盟誓不久，而即背約為失信，乘人之危而發大兵征討為不仁；此時行天罰，雖勝亦非武。縱使其六畜皆亡，諸族皆叛，亦不可攻。非待其有罪，朕不罰也……」
然而便在此次朝會結束不到兩個月，柴薛二人所統率的靈夏諸軍便發動了對朔方的大舉進攻，僅半月時間便迫使梁師都麾下大將軍李萬寶來降。隨後薛萬均率萬騎迂迴統萬城，抄了梁師都的後路，也切斷了突厥大軍南援的必爭之道。柴紹則率唐軍主力包圍朔方城，圍城二十餘日，梁師都外援斷絕，為部將所殺，朔方遂破。在定襄過冬的頡利可汗直到此時方才明白上了李世民的大當。朔方落入唐軍手中，等於砍斷了突厥鐵騎的一條手臂，自此頡利再想如武德九年般一鼓作氣衝進關中便難比登天了。
克定朔方僅僅是大唐針對突厥汗國的一系列軍事外交行動的開始，貞觀二年年中，突利可汗領地內薛延陀、回紇兩部落反，突利出兵平叛，反為所敗，單騎逃往頡利牙廷請兵。不料頡利竟將其關押十數日，並加以撻責。自此貌合神離的兩位可汗終於公開決裂。突利後來回到自己的領地後，當即便斬了頡利的使者，其後頡利數次向其徵兵，突利均不加理睬，卻暗中向唐廷上表，表示願意歸附。便在這個時候，李世民敕兵部尚書李靖轉任刑部尚書，一個月後復敕李靖以刑部尚書檢校中書令，並以防備薛延陀為名兼任關內道行軍大總管，在萬年縣設大總管府，開始秘密對由原關中十二軍轉制而成的關中府軍分批進行集結操練。
貞觀三年八月，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表言突厥之可勝，表曰：「頡利縱慾逞暴，誅忠良，昵奸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餱糧乏絕，四也；頡利疏其族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眾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
九月一日，大唐皇帝發布任命敕，以南陽郡公刑部尚書檢校中書令李靖為河西道行軍總管，以代州都督張公謹為行軍副總管，發大兵五萬征討突厥，這一次出兵的方向並未直指定襄，而是指向了代州以北的雲州和蔚州，旨在切斷定襄與東部諸草原部落的聯繫。仗打到九月，頡利麾下九名俟斤率三千騎來降，十月，拔野古、仆骨、同羅、奚酋長等部落紛紛來降，至此定襄東、西、南三面的戰略要地悉數為唐軍所佔領，道路也大多落入唐軍掌握之中，定襄成為一個孤懸陰山之南的突出地帶，進擊頡利的外圍障礙基本上被掃清。
十一月，頡利以大唐背約為借口，發兵進犯河西。此時秋高馬肥之季已過，天氣漸漸轉寒，突厥騎兵初冬的最佳時機已過，因此這實際上是頡利的一次軍事冒險，是在唐軍逐漸收縮的絞索當中進行的一次無謂掙扎。頡利本人率數萬騎兵繞過根基穩固的朔方唐軍防線迂迴穿越數百里的大沙漠進攻唐軍兵力相對薄弱的隴右諸州，然而突厥大軍在經過長途跋涉之後疲憊不堪，在漸漸變得寒冷的天氣中處境越來越尷尬。肅州、甘州兩地唐軍在劉弘基節度之下鏖戰月余，終於擊破了來犯之敵。至此，突厥牙廷在陰山以南地區的影響力被壓縮在定襄郡周圍不大的一片地域內，來自大唐西面、西北、北面等幾個方向的軍事威脅均被消除，與突厥決戰的時機終於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