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如果莎士比亞有個妹妹，一個才華橫溢、與其兄長具有同樣超群創作天賦的妹妹，將會怎樣？這就是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她劃時代的論爭著作《自己的房間》中向我們提出的一個問題。這位朱迪斯·莎士比亞——伍爾夫為她設想的芳名——會響應自己內在的要求成為一位劇作家嗎？或者，她的才華更有可能湮沒不聞？並非只緣於缺少鼓勵而湮沒不聞，而是因為女人被社會派定的角色不容她們彰顯自我，而且由此導致她們大多也自我認同了這種角色。因為對女性的種種要求，諸如嫵媚動人、耐心體貼、相夫教子、賢惠溫順、敏感多情、三從四德等等，所有這些都必定是與巨大的創造性天賦為了發揮出來所必需的自我中心、積極進取以及對個體的漠不關心相抵牾甚至格格不入的。
據我們所知，莎士比亞並沒有這麼個妹妹。不過最偉大的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其兄長又是最偉大的美國心理學家及倫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卻有個妹妹，一個才華橫溢的妹妹，而且我們知道她後來怎麼樣了。憂鬱的潮水在她年方十九時淹沒了她的頭腦，她曾試圖鼓起勇氣了斷自己，她曾備受各種莫可名狀而又極度難纏的病痛折磨，她曾遠涉海外，她曾纏綿病榻，她曾記過日記，她死在……四十三歲。
所以《床上的愛麗斯》是一出關於女人，關於女人的痛苦以及女人對自我的認識的戲：一部基於一個真實人物的幻想曲，愛麗斯·詹姆斯，十九世紀美國一個出類拔萃的傑出家庭的幺女（而且是五個孩子中唯一的女兒）。父親是巨大產業的繼承人，是當時著名的宗教和道德問題作家，性格乖僻而又意志堅強，十三歲上因一次意外失去了一條腿，他是孩子們最重要的導師，在他們還年幼時就帶他們幾次遠去歐洲旅行。（果不其然，母親恬淡退隱，對這個家庭的生活幾乎沒什麼影響。）據說愛麗斯·詹姆斯三十歲時決意要自殺並告訴了父親，他在鄭重嚴肅地一番講道之後竟認可了她的這一決定。1884年她移居英國，那是她兄長亨利（「哈里」）定居之地，一直纏綿病榻，直到七年半後因乳腺癌病逝。
說起一個人來，也許再沒有比這個人的名字更有說服力也更隨意武斷的了。
我這位歷史人物的芳名，愛麗斯·詹姆斯，不可避免地會令人想起十九世紀那個最著名的愛麗斯，即劉易斯·卡羅爾《愛麗斯漫遊奇境記》的女主角。一個女人因不知該如何對待自己的天才、自己的獨創性、自己的進取心，終至成為廢人的太司空見慣的事實，在我的頭腦中漸漸與在夢中（應該是在十九世紀完全合法且廣泛使用的毒品鴉片的作用之下發的夢）發現成人的世界是如何專制殘酷的維多利亞小女孩的虛構形象混同起來，在那種夢境中，她情感的諸多變化與茫然困惑以身體尺寸與比例隨意變化的形式體現出來。
而一旦愛麗斯·詹姆斯，我的愛麗斯·詹姆斯與《愛麗斯漫遊奇境記》中的愛麗斯混同起來，我認識到我可以寫一幕以劉易斯·卡羅爾書中最著名的一章「瘋狂的茶會」為原型的戲（雖實際上貌合神離）。
在我的瘋狂的茶會上，我召來了兩位十九世紀美國作家的亡靈，為的是勸告和安慰愛麗斯。其中之一的艾米莉·狄金森是個天才女性——以終生甘作一個遺世遁居的老處女、料理了一輩子家務的形式對付灼燒著自己的熾熱的獨創天賦；狄金森一千七百多首詩作生前只發表了不到十首。
我從墳墓中召喚出來的另一位作家瑪格麗特·福勒，是美國第一位重要的女文人，著有研究歌德的著作以及眾所周知的第一部女權主義著作《十九世紀之女性》。她在多年寓居義大利後乘船返美，不幸在距紐約火地島僅一百碼左右的海上遭遇風暴而翻船，與她年輕的義大利丈夫及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一同溺死。
我還從十九世紀的舞台上為我的茶會召來了兩位具有代表性的憤怒女性：迷爾達，所謂薇麗的女王，薇麗是一群在婚禮前因被負心男人拋棄而屈死的少女的冤魂，出自《吉賽爾》的第二幕；還有我的睡鼠昆德麗，《帕西法爾》中那個一心想睡覺的受罪孽折磨的悲苦女人。
擁擠的茶會之後是獨白。愛麗斯在想像中必須到羅馬去——那個她兄長哈里經常前往以及瑪格麗特·福勒的舊遊之地。在那裡，她不僅在想像中得到了自由，而且還要承受在她特許困居的那個世界之外的歷史的分量以及外部廣闊世界的種種惱人的要求，這由一個手有殘疾的孩子形象表現出來。
當一個年輕的夜賊——他代表的是那個壓根就顧不上什麼心理病患這種資產階級奢侈品的世界——闖入愛麗斯的病房時，這次貨真價實的對決將這齣戲推向高潮。
我的這齣戲自然純屬虛構。大部分是我的發明創造。
《床上的愛麗斯》是我在1990年1月用兩個星期的時間寫就的，不過我第一次從頭至尾地夢到它卻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正在義大利排練由我執導的皮蘭德婁的一部晚期作品《如你所願》——另一出寫一個無助或者說假作無助的女人陷於絕望的戲。
我感覺我整個的一生都在為寫《床上的愛麗斯》做準備。
一齣戲，然後是一出寫女人的悲哀和憤怒的戲；而最後，成了一出書寫想像的戲。
精神囚禁的事實。想像的大獲全勝。
但想像的勝利仍嫌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