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老城區選了一家餐廳吃飯。潔白的亞麻布餐巾，沉重的雕花銀餐具。侍者在他們身後站成一排，姿勢優雅地揭去每一道菜上面的銀罩，就像魔術師在變戲法。如果說湖濱旅館的房間花掉他半個月的工資的話，這頓飯會花掉另外一半。不過馬赫不在乎。
她不像他以前遇到過的任何一個女人。她不像德意志婦女聯盟大力培養和宣傳的那種女人，生活重心只圍繞著「孩子、教堂和廚房」——丈夫的晚飯總是熱氣騰騰地及時上桌；丈夫的制服永遠洗得乾乾淨淨，熨燙平整；五個孩子一個個喂得像斯特拉斯堡鵝一樣紅潤肥胖。不，她不是那樣的女人。國家社會主義的女孩痛恨化妝品、尼古丁和酒精，夏莉·麥吉爾則濫用這三樣東西。她的眼睛在燭光下尤其動人。夏莉喋喋不休地對他講紐約的事：國外的新聞報道，她父親在柏林的外交官生涯，約瑟夫·肯尼迪的弱點，政治，金錢，男人，她自己。
她在1939年春天出生於華盛頓（「和平時代的最後一個春天，我父母總愛這麼說」）。她父親在珍珠港事件後離開柏林，回到華府。她母親總是試圖成功打入美國的電影圈子，但是最後還是沒有成功。50年代中期，邁克爾·麥吉爾被派往新西伯利亞，殘存的蘇聯的首都，出任大使。那個地方對四個孩子來說太危險了，所以他們被留在了美國。夏莉進了弗吉尼亞幾家學費昂貴的女子學校，每次都因為違反校規被踢出校門：抽煙，吐痰，罵人，刻意違反她所知道的每一條校規。
「我去了紐約，想當一名女演員。這想法行不通。接著又去試著當記者，還可以。進了哥倫比亞大學，了結了我父親的一樁心事。然後——你猜怎麼著——跟老師談戀愛了。」她搖了搖頭。「一個人能有多傻呢？」她嫻熟地彈掉一節煙灰，「還有酒么？」
他把瓶子里最後一點葡萄酒都倒到了她的杯子里，然後又要了一瓶。輪到他發問了。「為什麼來柏林？」「想擺脫紐約。我母親是德國人，所以比較容易拿到簽證。我必須承認，『世界歐洲報導』不像它的名字那樣響亮。在三流寫字樓里租一間辦公室，兩個鬍子拉碴的男人，一台電傳機。老實說，誰能拿到德國簽證，他們就招誰。甚至像我這樣的。」她喝多了，眼睛水汪汪的，看著馬赫。「我不知道他結婚了。那個老師。」她打了個榧子，「最基本的觀察錯誤，你說是不是？」
「什麼時候結束的？」「去年。我到歐洲來顯示自己不是一事無成。特別是對他。所以我被人排斥的時候感覺特別糟糕。老天！還要回去面對那幫傢伙……」她喝乾了杯子里的酒，侍者忙走過來，為她又倒了一杯。「可能我有戀父情結。你今年多大？」「四十二。」「正好在我喜歡的年齡範圍里。」她透過眼鏡沖他笑了笑。「你最好留神。你結婚了嗎？」「離婚了。」「離婚了？這麼說我大有希望。給我講講她。」
她的率直讓他放鬆了警惕。「她曾經是……」他更正了自己的錯誤，「她是……」他停住了。你如何來概括一個和你結婚九年、離婚七年、向當局告發你的妻子呢？「她不像你。」他能說的也就是這個了。「什麼意思？」「她沒有自己的見解。別人想什麼，她就想什麼。她沒有好奇心。她充滿怨氣。」「對你？」「當然。」「她在和別人交往嗎？」「嗯。一個黨的小官僚。比我更適合她。」「你呢？你有對象嗎？」馬赫的頭腦里出現了一個高音報警信號。下潛，下潛，下潛。
離婚之後，他有過兩段短暫的浪漫關係。住在他樓下的一位女教師，還有大學裡教歷史的一位年輕女教授。後者是魯迪·哈爾德的朋友。有時候他懷疑魯迪把給他找對象當成了他的終生職業之一。每段關係都持續了幾個月，直到她們厭倦了約會前最後一分鐘從韋爾德市場打來的電話：「這邊有急事，抱歉……」。
他對這個問題避而不答。「你的問題太多了。你應該去當個偵探。」她沖他做了個鬼臉。「你的回答太少了。你應該去當個記者。」
侍者又倒了一輪酒。等他轉身走後，夏莉說：「你要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時候，第一眼就討厭你。」「啊哈！那套制服。一下子就把人給暴露了。」「那套制服，沒錯。今天下午我在飛機上看見你的時候，簡直認不出你了。」對馬赫來說，這也是令他今晚心情頗佳的原因之一。他不再隨時在鏡子里和櫥窗外面看見穿黑軍裝的自己。不再有人看見他走近就害怕地躲開。「告訴我，他們在美國怎麼評論黨衛軍？」她翻翻眼睛。「哦，拜託，馬赫。別破壞這麼好的一個夜晚。」「我是認真的。我很想知道。」他必須耐心哄勸，才能得到答案。「好吧。劊子手，」她最後哦終於開口，「施虐狂，惡魔人格。那類評價。這可是你要問的。不是針對你個人，你知道。還有別的問題嗎？」「還有一百萬個。一輩子也問不完。」「一輩子！好吧，問吧。反正我今天晚上沒有事。」
他一下子想不起來要問什麼了。好像思維癱瘓了一樣。從哪個問題開始呢？
「東方的戰爭，」他說，「在柏林，我們只聽到勝利。不過國防軍每天晚上都用專列從烏拉爾那邊運回一口口棺材。所以沒人知道在那邊到底死了多少人。」「我在哪兒讀到過，五角大樓估計，從1960年之後已經有將近10萬德國人死在了那邊。蘇聯人死得更多。德國空軍日復一日地轟炸蘇聯的城市，不過他們還是不斷從你們身後冒出來。日丹諾夫和貝利亞說得對，他們已經沒有別的地方可退了。你們不敢使用核武器，因為五角大樓早就宣布，對蘇聯的核攻擊就是對美國的核攻擊。你們的領導人不敢引發一場全世界的核大戰。」
「還有什麼？」他竭力在腦海里搜索著最近幾天報紙上的頭條信息。「戈培爾說，德國的宇航技術遠遠壓倒美國。」「我想這個大概是真的。佩內明德比我們早許多年就發射了人造衛星。你們在刻赤把第一個太空人送上天的時間，也比我們早。」他想起了戰時從廣播中聽到的那些敵國領導人名字。「溫斯頓·丘吉爾還活著嗎？」「沒錯。現在已經八十多歲了。住在加拿大，寫他的回憶錄。女王也住在那兒。」她看到他錯愕的表情。「伊麗莎白不承認她伯父的王位。他們在渥太華有一個小宮廷。統治著……我想想……牙買加，巴哈馬，還有加勒比海上的幾個小島。」
「猶太人呢？按美國人的說法，我們是怎麼對待他們的？」她搖搖頭。「你為什麼非得問這個？」「尋找真相。請告訴我。這很重要。」「真相？你怎麼知道真相長得什麼樣？」她突然提高了聲音，餐廳里的人都回頭看她。「我們從小就被告知，德國人是從外空間來的生物。這裡沒什麼真相。」「很好。那就把你們宣傳的那些東西告訴我。」
她怒氣沖沖地把目光轉向別處，但是又轉了回來，瞪著他。他沒法直視她的眼睛。「好吧。他們說你們把歐洲所有的猶太人都殺光了。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嬰兒。他們說，你們把猶太人從家裡抓出來，有些人當場被打死。剩下的人被塞進牲口車，運到東方，一路上有好幾十萬人凍死餓死病死。那些僥倖活下來的人被你們趕往更東邊，沒人知道他們遇到了什麼下場。有幾個猶太人穿過戰線，逃到了烏拉爾山東邊，逃到了蘇聯。我在電視里看到過他們。可憐的乾癟小老頭。他們講了些很瘋狂的故事。森林裡的集體處決，集中營里的人體試驗，焚屍爐，拿人油做肥皂。還有在波蘭東部的一些集中營，幾百萬人走進去就再也沒出來。他們說有幾百萬歐洲猶太人被你們殺死了。然後德國大使出面，衣冠楚楚，對電視媒體說這些都是猶太-布爾什維克的造謠宣傳，是為了掩蓋俄國人自己的大屠殺。沒人知道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不過和你說實話，除了猶太人以外，大多數美國人對此都漠不關心。」她靠回椅背上，「現在滿意了？」「我很遺憾。」
「我也是。」她掏出香煙，突然停了下來，瞪著他。「這就是你約我出來的原因，對不對？跟那瓶威士忌無關。你想從我這兒獲得信息。」她咯咯笑起來，「老天！我還以為我在利用你呢，哈哈哈！」
在那之後，他們變得親切而隨意起來。無論之前兩人之間存在什麼芥蒂，現在都已經煙消雲散了。他給她講了他父親的事，他如何子承父業，進入海軍，如何在戰後加入刑警部門，並且從警察工作中深得樂趣。「我還是不明白，你為什麼穿那個。」「什麼？」「那套制服。」
他給自己倒了一杯酒。「哦，理由很簡單。1936年，德國刑事警察和國際刑警組織被併入了黨衛隊系統。所有的警官都被授予黨衛隊名譽軍銜。所以我面臨選擇：或者穿上那套制服，成為偵探，想法做一點好事；或者不穿那套制服，什麼好事也做不了。」照現在那些事情的發展速度來看，不久之後我就沒有選擇了，他想。她點點頭。「明白了。我想你這樣做很對。」
他覺得很不自在，對他自己感到憎惡。「不，夏莉，不是這樣。那不過是一堆胡說八道。」晚餐以來，這是他第一次喊她的名字，儘管她一直要他這樣做。「過去十年里，我對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