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猶不及」是一句老話，意思是說，事情做得太過分了，就跟做得不夠一樣。以吃飯為例，沒有東西吃，不舒服，而吃得太多，也不舒服。看電影同樣是這個道理，沒有電影看，不舒服，電影看得太多，也不舒服，尤其是從沒有電影看突然變成連看多部電影，就更不舒服。
之所以有這種感慨，是我偶然想起二十多年前在京城看所謂「內部電影」的舊事。
電影還有「內部」，凡是解放後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想來都不會奇怪。那幾十年間有太多的「內部」，有所謂「內部圖書」、「內部文件」、「內部供應」，等等，不一而足，總歸都是僅供特殊人物享用，一般人根本看不到也吃不到的東西。由此推而廣之，所謂「內部電影」就是只供個別特殊人物享受的精神生活用品。
到了「文化大革命」，「外部」電影幾成絕響，差不多所有的電影都屬「內部」，在那十年間，看過的外國電影屈指可數。記得二十個世紀七十年代早期，我在雲南農場的時候，有幸看了朝鮮的《摘蘋果的時候》，激動了一晚上，連呼過癮，認為這絕對是當今世界上最傑出的電影藝術。後來還看過阿爾巴尼亞的《第八個是銅像》，其中有個躲在別人家裡還大呼小叫、挑三揀四的革命者，為了這個幾乎不近情理的角色，我們大家不知反覆辯論了多少回，到底也沒有搞清楚導演的真實意圖是什麼。到了一九七六年，「四人幫」一舉粉碎了以後，在京城出現過一類不在電影院里賣票放映，而是私人通過各種渠道搞到拷貝和聯繫場地，只在一定範圍內放映的電影，稱做「內部電影」，其實只是由於拷貝或者尚未公開，或絕大多數都是幾十年來的老電影，而當時政治局面混亂，何者為敵、何者為友也十分含混不清，只好統稱「內部」。電影放映時往往持票的觀眾好幾百甚至上千人，有的是同一單位里的「同志」，有的只是毫不相干的烏合之眾，所以也就根本談不到什麼「內部」的局限。像我這等做過許多年「知識青年」的人，居然也就魚目混珠，忝陪末座，看過不少當時的「內部電影」。
當然，當年的「內部電影」如今絕對算不上什麼稀罕之物。比方說，我在昆明看過一次《劉三姐》，那是一部「文革」前拍攝的電影，如果說這就是所謂的「內部電影」，那麼今天的人們一定覺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當時正是百廢待興的時候，有一天，群眾風聞領導要以審查為名，私映《劉三姐》。大家想，如今打倒了「四人幫」，群眾已成真正的英雄，幾個領導看得，我們為何就看不得，於是串聯起來將小禮堂團團圍住，一定要與領導共同分享《劉三姐》。
領導到底手段高明，見到有如洪水猛獸般的群眾將禮堂圍得水泄不通，便略施小計，命令放群眾入內，開始輪番放映《紅燈記》和《奇襲白虎團》兩部樣板電影。從中午一直放到傍晚時分。群眾漸漸耐不住性子，領導又派人到群眾中散布消息，說是根本沒有什麼「內部電影」。群眾到了半夜時分便漸漸散去。待到人去樓空以後，各位領導大員才紛紛落座，開始獨享《劉三姐》。我們幾個人深知領導的心思，一直堅持到最後，這才得以一睹劉三姐的風采。
不過到我有幸在京城躬逢盛舉、經歷「內部電影」的熱潮時，那個特定時期的所謂「內部電影」一般都是指外國電影了。十年沒有開過「洋葷」，正所謂飢不擇食，倒也無論哪個國家的出品，也無所謂藝術的水準，從索然無味的廣告片到經典名著，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默片到最新聲光電化的巨制，只要是能搞到手，觀眾一視同仁。
促成一部這樣的「內部電影」放映，起碼有三個要素：一是電影拷貝，二是放映場地，三是翻譯。
取得電影拷貝，這完全要靠關係。那個年月正當風潮起落，手中有權的官員有如走馬燈般地輪番換將。所以打通關節需要及時。好在某些官員也及時行使權力，免得過期作廢，也算頗好講話。而且那個時候許多幹部剛剛「解放」，很久沒有親手批示過文件，不免手癢。我一位朋友的父親說過他就屬這類人物。同一個辦公室里坐著七八個老領導，看到秘書拿著各類文件從身邊跑進跑出地找人批閱，有人忍不住沖秘書高聲大叫：「拿來，叫我也批一份試試看！」
二是場地不易解決。雖說是半開放式的「內部電影」，但到底還是要有所顧忌，為了避人耳目，正規的影院是不能用的。這時，擁有禮堂的單位就可以開出價錢，有好處也要利益均沾。不過當年的人們並沒有如今這樣膽大包天，所謂的好處無非也就是多給幾張電影票而已。
三是翻譯尤其難。那個時代權威都已打倒，外文幾成絕響，能夠勝任的人物有如鳳毛麟角，而且還要冒「宣傳封、資、修」的風險，所以往往是萬事俱備，而最終無法找到勝任的翻譯，功虧一簣。
記得有幾次看電影，對翻譯高手的印象不淺，例如當時還是中國科學院外文所的朱虹女士翻譯的《隨風而去》，娓娓道來，用詞十分得當，可算是一種享受。另外有一次，在冶金部的禮堂，看的是歌德的《浮士德》，那位德文翻譯據說是當今的歌德權威，口譯得也十分流暢，只是《浮士德》本身太過艱澀，觀眾的思維方式離「文化大革命」也尚不大遠，所以看過之後，大家仍舊困惑不解。還有一次，看的是一部講美國黑手黨的打鬥片，那個擔任翻譯的中年男子口譯十分了得，而且還能把紐約的黑幫切口順便翻成地道的北京土話，對話裡面男子的粗聲大氣和小姐太太的尖嗓細語都轉換自如。例如說「你他媽小子少來這套渾的！」，「王八蛋才騙你呢！」，或是說「呦——，大清早兒的，這是到哪兒去呀？還是讓姐們兒我來疼疼你吧」，等等。聽著十分乾脆過癮，但似乎與畫面上西服革履的人物不大相稱，大家不免懷疑他是否在信口開河、添油加醋。但是觀眾大多不懂外文，也不敢挑剔。後來我到了美國，看到好萊塢電影裡衣冠楚楚的紳士和描眉畫眼的淑女果然都是一口髒話當家，這才信服了當年那位翻譯傳神的口譯應該是大致不錯的，只是如今再也無法證實了。
當然，翻譯的功夫到底也是良莠不齊，如果遇到外語功力有所不逮的翻譯時，就不免讓人有隔靴搔癢之感。例如有一次看美國的西部片，只見兩群強盜開槍火併，口中還在念念有詞，這些對話與劇情絕對有十分緊要的關係，但是現場的翻譯總是捉摸不定、三緘其口，惹得觀眾抓耳撓腮，直問劇中人在說些什麼。後來屍橫街頭，槍聲漸稀，鏡頭淡入到一個肅穆的出殯儀式，一口棺材抬了出來，這時才聽到翻譯姍姍來遲的金口玉言：「他死了。」
眾人皆十分不滿，叫道：「廢話！這我們還不知道！都出殯了，人還能沒死？」不過，平心而論，電影的傳譯是很不簡單的，尤其是在那樣一個自我封閉了幾十年的時代里，真也是勉為其難。我想，後來京城裡許多青年人發憤讀外文，其中一部分原因或許就是看「內部電影」而不解其中三昧時受到的刺激。當然，外文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所以直到後來「內部電影」活動偃旗息鼓、銷聲匿跡，觀眾也是一直需要藉助翻譯看譯製片，許國璋的四冊英文課本和陳琳的廣播英語教材都沒有能夠立見功效。
觀賞「內部電影」除了上述的三要素之外，還有一點也十分重要，就是觀眾的身體素質，要耐得住意想不到的惡劣環境。由此讓我想起一次至今記憶猶新的「內部電影」，可惜的是如今連電影片名都記不起來了。
那是一九七八年夏季的一個酷暑之夜，我從友人處偶然得到一張「內部電影」票，大概是他對我前次送給他「內部電影」票投桃報李還的人情。放映地點是在京西的水電設計院禮堂，那次是連看兩部電影，一為緬甸出品，一為英國出品。兩者時代、背景、情節毫不相干，只是負責聯繫拷貝的人一時都借了來，於是就放在一起連映。當年的觀眾對「內部電影」胃口奇佳，來者不拒，多多益善。雖然兩部電影的名字我沒有記住，但情節尚約略記得，前者講一個緬甸革命者如何捨棄家庭，參加游擊戰；後者講一個「二戰」中被納粹俘虜的英國士兵如何擺脫看守，乘坐貨運的悶罐火車逃出魔掌。
中國人習慣先苦後甜，按照這個思路，觀眾大都認為緬甸的電影總歸不如英國的，所以放映員提出的放映順序是先放緬甸的，然後再放英國的，大家都沒有異議，連呼快放便是。
電影開始前，一般都要介紹一下翻譯者的姓名，或者還有其學術頭銜，以提高可信度，可是這天卻沒有。在黑暗中就聽見放映機的馬達聲沙沙作響，畫面上人物的嘴巴也在動，但是卻沒有聲音。於是就有人三三兩兩地聒噪起來，提醒放映員機器出了毛病。許久沒有聽見反響，觀眾席里大呼小叫的人就更多了。這時麥克風裡傳出來電影組織者的聲音說：「各位觀眾，這部緬甸的電影是無聲電影，放映一個段落之後，會有英文字幕，到時我們會給大家翻譯的。」
聽了這話，觀眾才沒有太大的騷動，只是聽見有小聲的嘆息，不知是後悔來得太早，不如等到第二部電影放映時才來，還是感慨居